“张载与曹南冥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综述

由韩国南冥学研究院、国际南冥学研究会、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陕西关学与实学研究会、陕西传统文化研究院共同发起 ,于 2 0 0 3年 7月 2 7- 2 8日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张载与曹南冥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张载是中国北宋时期的大思想家、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之一 ,宋元明清时代“实学”思想的奠基者。曹南冥是韩国李朝时代“性理学”的开创者和“实学”研究的推动者之一。张载和曹南冥在学术思想上坚持“经世致用”、“重德尚礼”的价值取向、“躬行实践”、“反对空谈”的务实学风、长期生活于下层民间开展讲学活动、了解和同情民间疾苦等…     

李觏的“易学”与“礼学”

历史上有学者肯定李觏学说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学术思想的联系,认为李觏"先于周、程、张、朱数十年,常与范希文诸贤辈上下议论,畅发乎尧、舜以来相传之旨,于是理学大明,儒风蔚起,识者谓濂、洛、关、闽之学,皆先生有以启其绪焉。"这种论说中所肯定的李觏哲学的历史影响,与历史的实际存在一定距离。因为,从北宋道学发展的实际来看,不论是李觏的"礼学"还是"易学",对于周、程、张、朱各家学说的具体影响都十分有限。但是,就李觏力图通过对"易"、"礼"之学的独立思考,诠释与建构"邦国之龟筮,生民之耳目"的学术追求而言,确实与道学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趣向是一致的。因此,不论是李觏的"礼学"还是"易学",都应当是构成北宋早期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两晋礼学对郑王之学的择从及其学术史意义

研究者或以西晋所撰新礼为据,或以郑王之学在两晋官学中的处境为据,去评估郑王之学对于两晋礼制礼学的影响。然而检视相关史料,西晋新礼并未有效实施,两晋官学也难有作为。两晋礼无定制的现实特点决定,郑王之学在两晋实际影响当从礼家学术观点博弈中及朝廷礼制的实践中去考察。就丧服学而言,西晋兼取郑王为用,东晋虽出现了朝廷与缙绅阶层在礼制上的若干分歧,但总体上也是参用郑王而酌其中。晋代礼学兼用郑王的事实为南北朝两种礼学体系皆渊源于西晋的学术观点提供了礼学史的支持。     

招邀数君子 沉醉万荷花——小记广雅书院的濂溪祠

1888年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原有两祠,一曰岭学祠,为“礼宋儒诸贤之所”(台湾著名学者苏云峰先生语）;二曰濂溪祠,属专礼周敦颐之所。岭学祠在书院西北,濂溪祠在东北,从坐向看,位居岭学祠上;岭学祠为礼众贤之所,濂溪祠为礼     

文中子《礼论》考

<礼论>乃穷理尽性、知命之书,文中子的家学溯源中,礼学又是传承有自,文中子所作<续六经>之一的<礼论>,也是他振兴儒学很重要的部分.<礼论>比较系统地表述了文中子的礼学思想,其书已佚,但从传世<中说>可考知其略.     

传统礼学的现代阐释--读《〈仪礼·丧服〉考论》

古代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是我国古代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礼”的文化,中国政治就是“礼”的政治,中国历史就是“礼”的历史。传统礼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以现代学术视角对传统礼学进行探讨研究则是清理文化遗产、弘扬传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丁鼎博士的新著《〈仪礼·丧服〉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就是一部对传统礼学进行现代阐释的成功之作。     

礼学和中国传统史学

关于清代礼学研究的状况,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礼教》中说:“近人致功于三礼,约有五端:溯源流也,明类例也,综名数也,考同异也,搜遗逸也。”(《章氏遗书》卷一)时至今日,研究者亦难以越出这“五端”。礼学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为深入发掘礼学的内涵,突破传统的研究领域,拓宽研究的视野,本文试图从史学史角度,就礼学和中国传统史学的     

学术调融与晚清礼学的思想活力

关于清代礼学,现有研究偏重于乾嘉之际汉、宋对峙的背景下,一些汉学家"以礼代理"的倾向及其考礼成就和议礼主张。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嘉道以降,一些调和汉、宋的学者也考礼、议礼和释礼,推动了礼学进一步发展。比如,阮元等人彰显礼学的社会性;郭嵩焘阐发"缘情制礼"的思想;曾国藩、俞樾注重礼学的经世价值。风气所及,一些礼学家发扬儒家"因时制礼"的思想,关注礼俗改良。他们批评压迫女性的礼教,主张简化婚、丧、葬、祭的礼仪,甚至像孙诒让那样,以《周礼》为依据,提出全面改革礼制的措施。在晚清汉、宋调和的潮流中,礼学也呈现出鲜明的思想活力。     

凌廷堪“以礼代理”的礼学思想研究

“礼”在清代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视,清儒对礼的讨论,明清之际多研究国家制度层面的礼制问题,其后渐集中在社会礼俗,以及伦理关系的实践问题上。文章就凌延堪对《礼经》的释例析辨,以明其礼学思想的内涵,借以彰显清代实学思想的学术特色,除阐述其生平著作及思想形成的背景外,分别从“理”、“礼”之辩,及学礼复性、制礼节性说明礼之实践及通经致用的实现,并在结论中针对其礼学思想内涵作一扼要省思。     

评丁鼎新著《〈仪礼·丧服〉考论》

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冷落沉寂之后 ,礼学研究出现了趋向繁荣的局面。近年间出版的礼学研究成果可谓形式繁复 ,既有通史体总论 ,也有专题探究 ,更有断代专著。然而 ,如果我们理智地对待“礼学复苏”的既有格局 ,就不得不承认其中存在着结构性缺陷 :对古代礼学基本典籍的文献梳理和阐释之作少得可怜 !这本来是礼学研究的根本和前提 ,这一治学的根基倘不奠定 ,奢谈礼学的复苏就难免有镜花水月之虞。令人欣喜的是丁鼎新著《〈仪礼·丧服〉考论》 (以下简称《考论》)一书 ,弥补了学术格局的这种失衡。它称得上是深得礼学研究根要、考据与义理兼…     

《三礼学通史》评介

<正>在我国汉代以降的古代社会中,“三礼”学曾长期处于显学的地位。20世纪初叶之后,随着帝制的崩溃、社会的转型、文化范式的变迁,作为传统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礼”之学逐渐式微,少人问津。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礼学专家丁鼎教授主持编纂的《三礼学通史》于2020年问世,可谓“三礼学”复兴的标志性成果。该书对我国两千多年的“三礼”学术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和探讨,不仅对了解和把握“三礼”学术史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论王闿运《礼记笺》的笺注特色及所见王氏礼学思想

王闿运是晚清著名经学家、湖湘礼学大师,《礼记笺》体现出了王氏鲜明的笺注特色与经世致用的礼学思想。王闿运宗郑而不盲从郑、驳孔而不废其说、有疑而不臆断、敢于提出新见并随时自证、重视经注版本文字的考订,这都是《礼记笺》笺注特色的体现。在《礼记笺》中,王闿运通过创造性诠释将其“礼以自治”的礼学思想融入古礼之中,并以时礼训解古礼、以实证去考求古礼,体现出了王氏礼学研治服务于现实礼治的主张。《礼记笺》是研究王闿运礼学及经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曾子礼学思想初探

曾子的礼学思想,在中国古代礼学思想中有独特重要的地位。他十分重视礼仪中人的内心道德修养的作用,强调以“礼”律己,进行内心道德反省。曾子精研各种礼仪,特别关注一些关键性的特殊礼仪,其着眼点在君臣大义与宗族亲情关系间找到一个融汇点,突出宗子的地位,加强宗族的作用。他将形式上的礼转化为内在的道德情操,在礼学思想上具有积极意义。     

《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评介

2008年5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林存阳著《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一书,是作者继《清初三礼学》之后研究清代礼学的又一力作。笔者研读之后,略谈一点体会。     

乾嘉“三礼”研究兴盛论

乾嘉礼学在清代学术史上蔚为大观,形成了不同于往史的特色,其原因在于:一是乾嘉宋学(理学)和汉学两大学术潮流对整个礼经学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二是乾嘉学者以“礼”分析、批判和革新理学之“理”的意义,促发了学术界议礼潮流的兴起;三是乾嘉两朝承续康熙朝,实施礼制改革,强化朝礼建设,这在某种意义上为推动礼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乾嘉礼学由博而精,专家绝学,并时而兴,基本特色在于三个方面,即:礼学注重经世,考据之风大行于新学与复兴的古学之间;礼经兼重义疏与通礼,且义疏于通礼既精且博;礼制典则的制作不仅精致,而且繁复。乾嘉汉学的求是研究法由礼经学扩大到多领域的研究,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科学救国等实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维和心理基础。     

清麓学派与关学发展再议——基于“基准”与“贡献”相结合的视角

从"地域理学"视角到"宗风"和"学脉"传承视角,再到思想因子的"基准"视角,乃是关学史研究方法所走过的基本历程。作为关中理学发展至清代中后期的清麓学派,在理论立场上恪守程朱,若从对张载思想的承继度上来看,恐不足以将其置于关学史的脉络予以定位。然若从"基准"与"贡献"相结合的视角来考察,则可以将其对关学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凸显出来。无论是清麓学派之先导李元春,还是学派代表人物贺瑞麟,其思想皆与张载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且对关学史谱系的建构、关学文献的整理贡献卓著,应当成为其作为关学史人物确认的重要依据。     

《郑玄三礼注研究》读后

东汉末年,郑玄兼采今古文,遍注群经,而最精礼学,他注《三礼》,使《三礼》之学历千百年之久,其学术影响力绵延不绝,直至今日仍是人们认识和研究古代礼学必读的重要注疏典籍,立言之德,泽被后学。郑玄《三礼注》的重要学术地位,历代均有学人对其进行研究。唐代贾公彦《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和孔颖达《礼记正义》专疏解郑玄《三礼注》。     

乾嘉"三礼"研究兴盛论

乾嘉礼学在清代学术史上蔚为大观,形成了不同于往史的特色,其原因在于:一是乾嘉宋学(理学)和汉学两大学术潮流对整个礼经学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二是乾嘉学者以"礼"分析、批判和革新理学之"理"的意义,促发了学术界议礼潮流的兴起;三是乾嘉两朝承续康熙朝,实施礼制改革,强化朝礼建设,这在某种意义上为推动礼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乾嘉礼学由博而精,专家绝学,并时而兴,基本特色在于三个方面,即:礼学注重经世,考据之风大行于新学与复兴的古学之间;礼经兼重义疏与通礼,且义疏于通礼既精且博;礼制典则的制作不仅精致,而且繁复.乾嘉汉学的求是研究法由礼经学扩大到多领域的研究,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科学救国等实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维和心理基础.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先秦礼学与礼制研究

中国古代的"礼"是一个融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为一体的庞大体系,先秦时期,礼学和礼制高度混融,保存于"三礼"之中,后代的礼学训诂考据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先秦史研究。改革开放40年以来,乾嘉考据学的传统在礼学研究中不绝如缕地传承,礼制研究则在20世纪现代人文社科方法传入后,摆脱了作为礼经训诂附庸而存在的状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研究,并且因为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方法的传入,研究方式趋于多样化。民国时期开始使用的"礼俗"概念自改革开放以来内涵日益丰富,但亦有模糊的地方。考古资料日新月异,其中的出土文献为礼学研究注入了活力,实物资料则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物化礼乐乃至政治典制研究提供了新素材。以上研究均有长足进展,但在研究的系统化方面则仍然存在广阔的提升空间。     

清代“三礼”学复兴的原因

"三礼"之学是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中国后世政治制度、社会思想、文化传统、伦理观念影响很大。"三礼"之学在清初兴起,后大盛于乾嘉。本文认为清代"三礼"学的兴起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即社会政治环境使然和学术发展整体氛围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