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人际传播中的意见领袖

网络是自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主流媒介之后发展起来的“第四媒介”。然而,它不仅具备传播范围广的大众传播功能,还包括了更具亲和力的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是传播史上飞跃性的突破。新的传播环境下．受众的“去中心”化使得大众媒体的注意力减弱。也使网络意见领袖的产生更加容易。本文将拉扎斯菲尔德提出“意见领袖”的理论应用到网络环境中,探究网络人际传播中的意见领袖是如何产生并起作用的,并与传统意见领袖进行比较。通过分析网络意见领袖这一特定人群的产生原因、作用以及相比传统传播环境之下所发生的变化,从这一小的切入口,进而窥探现今网络人际传播所具有的特点和影响。     

媒介话语、市场话语与文化符号的生产和传播——“中国福娃”的几个关键词

“中国福娃”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其表征意义是由政府话语、专家话语和市场话语共同建构的。政府话语生产了它的政治表征意义,即和平、友爱、团结。这是国家形象的传播;专家话语生产了他的文化表征意义,即福娃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象征,这加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而市场话语则整合了两种表征。     

微博话语:霸权与平权

微博话语霸权表现在制造传播谣言、压制真实民意、解构核心价值和破坏网络生态四个方面,大V的追权逐利思想、信息机会主义思想、网络自由主义思想是形成话语霸权的主体根源,网民对社会问题归因不当和网络"羊群行为"是客体根源,微博的中心节点传播和碎片化传播是载体根源。当前亟需构建一个平权的网络公共领域。     

民众的统治抑或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寡头统治雅典民主政治新论——雅典民主政治新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识一直存在“民众的统治”与“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本文通过对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与民众权力的考察和分析,得出结论：雅典民主政治既非“民众的统治”,也不是“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而是民众与政治领袖的共治,民主政治权力为民众和政治领袖所共享。     

“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在 1 92 0年代同时并起。革命由过去的一党独导发展为多党竞举的局面。三党对革命的积极认证和遐想式期待 ,将革命建构成为一种与自由、解放相关联的强势政治文化。政治改革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 ,或激进与温和之别 ,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 ,水火不容。三党对“革命”的竞相诠释 ,使得革命话语在日趋神圣化与正义化的同时 ,又蕴含着浓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成分。     

网络谣言中的“沉默的螺旋”效应--从“抢盐”事件的解决中看微博对“沉默的螺旋”的削弱

近期,警方对涉及在网络上造谣、非法炒作、非法网络公关进行了严肃查处、处理。一系列举措使人们又将目光投到网络谣言上。网络的迅猛发展,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给谣言的制造、传播插上“翅膀”。文章以网络谣言典型事件“抢盐风潮”为切入点,通过“沉默的螺旋”理论,对网络谣言的形成、危害进行一定分析,分析突发事件中谣言传播的机理,并提出抑制谣言的应对策略。     

甘肃网络舆情现状对策研究

本文从民众对社会热点的关注出发,通过对互联网涉及甘肃热点问题进行筛选、统计和分析,认为甘肃网络舆情发展态势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涉甘舆论空前繁荣,社会弊端成时评热点;二是网络民意强势崛起,社会利益矛盾凸现;三是舆情应对面临挑战,地方应对能力亟待提高。甘肃网络舆情的管理应把握网络舆情管理的原则,建立和完善网络舆情管理机制;宣扬理性辩论,引导辩论方向;畅通诉求渠道,化解认同矛盾。     

网络时代的“谣言体”——以微信朋友圈为例

无论古今中外,谣言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谣言之所以易于形成并被普遍传播,是因其根植于人性,善于迎合大众的心理、情感和利益诉求,因此谣言研究是涉及现代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市场学的重要课题。从文体角度出发,聚焦分析网络时代微信朋友圈中的"谣言体",对具有典型表征的"求转发体""拟名人体""微信体"等常见的网络谣言文章用语作细致深入的考察,可以为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辨识谣言,避免其造成危害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并对当下的谣言研究有所深化。     

网络谣言:界定、困境与规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谣言的界定与规制则是社会治理制度的细化。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网络谣言会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生活。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网络谣言,在探究其内涵的同时,把网络谣言的治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推进社会治理制度的科学化发展。     

道德与政治：19世纪30年代美国废奴运动的起源和特征

美国历史上的废奴主义者身处福音派宗教复兴的时代,深受宗教思想影响,其观念和话语具有鲜明的道德特征。18世纪末以来,黑人废奴主义者的持续抗争,为废奴运动提供了政治话语和抗争意识。在此基础之上,废奴主义者充分调用基督教思想和“自由、平等、权利”等美国政治的核心理念,构建出一套以“道德—权利”为核心的反奴隶制理念和话语。他们还尝试发动“人民”,通过塑造公众意见来切断美国政治体制对奴隶制的保护。在19世纪30年代,奴隶制已经成为一种无比强大的全国性政治权势。从这样的历史语境来看,废奴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抗争运动。废奴主义者不是单纯的道德改革家或政治行动者,而是试图联合道德和政治的力量,打破奴隶制政治权势对全国政治的控制,以最终消除奴隶制。这种兼具道德感召力和政治策略的理念和话语,是美国内战前反奴隶制政治运动发展的重要动力。     

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

演说是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极为常见的现象。它的兴盛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内在需要,并且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政治领袖的演说家正是通过演说影响甚至左右民众在公民大会上的决策和陪审员在公民法庭上的判决。因此,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众的决策需要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需要民众决策的认可和制约。雅典政治领袖的领导权和民众的决策权长期处于一种相互制约和平衡的状态,从而使雅典民主政治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的政治功能研究——基于政党理论视角的考察

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政治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方式。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语境考察,可以发现党内集中教育具有特质呈现功能,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使命型”“革命型”和“先锋队”的政党形象;具有价值传承功能,丰富发展了党内政治文化的价值体系、推动党内政治文化的赓续传承、为党内政治文化的发扬提供了强大动力;具有思想凝聚功能,为政党认同的增进提供了思想基础、制度基础和价值基础,增进了广大党员对党组织的政治认同;具有合法性积聚功能,在合法性积聚的过程中,构建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规范、提升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深化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任;具有权威建构功能,有助于维护政党自身的权威和政党领袖的权威、实现了政党权威的理性化。基于政党理论的视角,可以分析出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所释放的政治功能,进而深入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的政治意旨。     

新世纪之初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上视为人科学的中国的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趋势愈益强化。这实际上是整个知识界或学术界追求“科学化”的反应。在这一趋势下,人和社会科学研究对科学叙事的诉求也大大增加。     

模糊不清的“共和主义”:费城工匠的诉求与美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

美国建国初期,随着政治文化的变动与地方市场的发展,费城工匠的生活面临诸多困境。对此,他们借助“共和主义”的话语追求“公共利益、自由、平等与独立”,以表达抗议与不满。与此同时,工匠的共和话语蕴含着复杂多元的价值取向。这反映了美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极其复杂的多重矛盾冲突。这些矛盾,不仅存在于工匠与倾向于“精英统治”的政治精英之间,也存在于工匠内部。当工匠将这些复杂的价值取向转化为行动后,对美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工匠促进公共利益的诉求转化为反对精英拥有特权的行动,推进了美国早期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在美国早期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矛盾加剧,双方对于“平等”的不同诉求,使美国产生新的社会冲突,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     

网络谣言的发生机理与制度规制

网络谣言轻松摆脱了现实的社会身份与地理空间的限制,游走于网络空间的各个场景,促使现实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逻辑发生了重要的断裂和转变。网络谣言呈现出组织性、隐匿性和复杂性等特征,深刻影响着社会治理的成效。网络谣言的发生有着深刻的逻辑性与动态性,一般来说,网络谣言的发生机理并非线性递延,而是沿着生成、传播、终结的机理相互交织,相互缠绕。同时,网络谣言始终围绕着关注度、共鸣度、话语度而形成延展动力。因此,网络谣言的治理必须立足于现有的制度结构和制度框架,回归制度的本位,形成价值规制、技术规制与法律规制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     

略论国民党改组后否认“赤化”的辟谣声明

(一) 国民党改组甫告成功,一场诬陷国民党“赤化”的谣言攻势接踵而来。这类谣言,此前已有,但在国民党“一大”正式实行联俄容共后,受到了新的刺激,更加沸沸扬扬,不可遏止,大有谣言一经传播就会成为事实之势,使国民党人陷入了十分难堪的境地。香港是制造国民党“赤化”谣言的发源地。“那一般蛰居香港受敌党运动的流氓访员更闭门造车,悬空八只脚大造其谣言,……一片闭上眼睛的梦话,不绝的向上海打电”。如上海《新闻     

希腊神话语境中的"正义"

希腊神话内容异常丰富 ,在神话语境中蕴育了自然主义的忒弥斯正义和人为约定的狄刻正义两种话语体系 ,产生了最早的希腊“正义”思想。这种正义成为古代希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启了西方自然正义和契约正义的先河 ,成为德性伦理学的滥觞     

“隐性介体”视野下的旅游地空间生产与形象建构话语——以龙胜金坑大寨红瑶梯田为例

选择龙胜金坑大寨梯田作为案例地,引用"隐性介体"这一概念统摄本文的四个研究对象:摄影家、旅游规划机构、旅游经营公司、政府,发现四者分别主要运用独立性旅游话语、专业性旅游话语、商业性旅游话语和消费性旅游话语建构金坑梯田的旅游形象,形象的话语建构过程同时也表现为各"隐性介体"诸空间利益诉求下的梯田多维空间生产过程,最终金坑大寨梯田由最初的"稻作空间系统"被生产为"摄影天堂"、"经典案例地"、"旅游胜地"和"政治高地"四种空间形态。最后文章从"东道主-游客"互动的角度讨论了这种形象建构可能对旅游地产生的两类问题以及应用旅游人类学"主体-介体-客体"三段式研究范式的必要性和途径。     

俄国近代政治恐怖主义的源流

俄国近代政治恐怖主义被视为近现代国际恐怖主义之源,而涅恰耶夫被视为政治恐怖主义的“鼻祖”。他的极端主义的理论思想、政治主张和活动方式,不仅对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的社会政治运动,而且对民意党和社会革命党,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民意党和社会革命党的恐怖主义理论、组织原则、宣传和行动方式,则为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所继承。     

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及其对自由主义的超越

正义是人类社会具有永恒意义的基本价值追求。自由主义基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理性人假设,其正义理论必定是政治上的、形式上的。马克思基于现实的个人规定,着眼于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批判了自由主义正义观的局限性,提出了现实上的、真正的、实质的正义理论及其实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