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的生平和他的谱牒学理论

方孝孺是明初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被誉为"程朱复出""读书种子""有明之学祖""当世文章第一人",得到宋濂、黄宗羲、胡适等人的高度评价。然而学界长期以来将方孝孺杀身成仁的行为定位为"愚忠",缺乏对其历史地位、学术思想的充分肯定与深入研究。方孝孺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谱牒学家,在论述谱牒编修的定义、目的、内容以及功能等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重要贡献。     

明代方孝孺行书轴

无锡轻工业学院造型美术系资料室藏有明代方孝孺的行书一轴。纸本,纵116、横41.6厘米;共五十四字:"宋薛尚功编次钟鼎卣彝古铜器铭二十卷,刻于九江府库,临摹极工,甚有古意,今多取便,抄录作十卷,以市于人。"落款为"建文二年夏六月方孝孺"。下钤一白文名章"方孝孺印"(见图)。方孝孺(1357—1402年) 字希直,一字     

方孝孺对于江南士林的影响

<正>明建文四年（1402）,方孝孺一人抗命,十族被诛,惊天动地,风云变色。在人类文明史上,绵长记忆的丰碑,悠久文化的影响,每每与骇人听闻的惨案相伴而生。作为惨案的关键人物,方孝孺本来就身在魏阙,望重儒林;作为政治家,他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深得皇帝倚重,广受社会拥护;作为思想家,他思深虑远,承传开新,对于仁政内涵、为政之道,都有独创性见解;作为学问家,他博学多能,卓识独具,为文汪洋恣肆,     

读陈法《方孝孺论》的启悟

曾被时人称作“大儒”的方孝孺,陈法在《方孝孺论》中则指出那是人们“习而不察”所致,并针对方孝孺在靖难之役中的表现,批评方氏是“不学无术,刚愎自用”的渺小人物,批评他身为惠帝重臣,竟然违背“君子以仁义之道光辅其君”的准则,以致国亡谚死,牵连八百余名无辜,可谓不仁、不智;《方论》还批评惠帝庸劣无能,提出“且为建文者,为夷、齐、泰伯之让,则至德光昭千古矣”的主张,颇有些顺应潮流、与时俱进的思想。     

方孝孺殉难事迹的叙事演化与“诛十族”说考

方孝孺是明代著名的儒臣,在靖难之役中为建文帝殉难,被后世视为忠义的楷模。其殉难事迹的叙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简入繁的演化过程,随着文禁的解除与历代的平反,许多信息被添入,尤以"诛十族"说流传最广,其惨烈尽忠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梳理记叙方孝孺殉难事迹的主要历史文献和明代主要的法律、制度文献后发现:方孝孺殉难事迹的演化过程是由诸多历史、文化因素综合而成的,"诛十族"说的出现、流传且被史实化也有其复杂的历史内情,值得思考与玩味。但是,"诛十族"仅是一个传说,不能视作历史事实。     

方孝孺后裔在安庆

明代名士方孝孺曾任惠帝朱允坟的侍讲学士,他在燕王朱棣以武力夺得皇位后,因拒绝为其起草登极诏书,招致杀身之祸,还被灭十族(九族及门生),死873人。据安庆何竞芬女士说,祖辈相传,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两次伟大转折

中国共产党在 80年光辉历程中经历了以 1 935年遵义会议和 1 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两次伟大历史转折。两次伟大历史转折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两次伟大历史转折都发生在重大的历史关头 ,同时又都是经过较为充分的准备 ,在政治上、组织上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发生的 ;两次伟大历史转折都是通过发扬党内民主、开展党内斗争来实现 ;两次伟大历史转折以后 ,都还经过了一个相当时间的后续的发展过程 ,转折的成果才得到巩固 ,转折的任务才全部完成。     

一位悲壮的殉道者——论方孝孺是不是必须死

<正>方孝孺（1357年3月16日—1402年7月25日）,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因其故里旧属缑城里,故称“缑城先生”;又因在汉中府任教授时,蜀献王赐名其读书处为“正学”,亦称“正学先生”。浙江台州府宁海县人。明朝大臣、学者、文学家、思想家。后方孝孺因拒绝为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杀害于南京聚宝门外,时年46岁。南明弘光帝时追谥“文正”。     

明代的“赵氏孤儿”——方孝孺后人在常州

<正>明代的方孝孺有“读书种子”的美誉,方孝孺被灭十族的故事让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心情都非常沉重。既然被灭十族,方孝孺照理不会再有后人,而现实情况是,方孝孺不仅有后人,而且他们在上海、浙江和江苏都枝繁叶茂,其中一支后人就在江苏常州繁衍生息。方孝孺存后的故事如同春秋时“赵氏孤儿”一样感天动地。一、方孝孺是何许人也方孝孺,字希直,又字希古,号逊志,世居宁海缑城里,台州府宁海人,生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     

为下西洋奠定基础的中国历代造船技术

中国古代的造船技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尤其令世人瞩目的是我国造船史学界公认的秦汉、宋元、明初（郑和下西洋）这三个成就辉煌的历史时期。可以说,在明初之前的中国历代造船技术成就,为郑和下西洋奠定了船舶基础;而郑和远航下西洋的船舶是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新的技术进步。     

明成祖遣臣寻找建文帝下落诸说之由来

<正>明代历史上的最大秘案,莫过于建文帝的下落问题。建文帝名允炆,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明代的第二位皇帝。在位期间,他依靠方孝孺等文臣儒士,推行宽     

历史大转折中的四位“铁道部部长”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会前于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举行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30年前,万里、吕正操,段君毅、陈璞如作为十一届中央委员,参加了这两个重要会议。具有历史意味的是,这四人都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他们是历史大转折的见证人,也是推动历史转折的参与者。     

释守仁《梦观集》刊刻与流传考论

明初诗文僧释守仁的《梦观集》,在明代出现过两种刊本：一种是建文三年刊本,即日藏抄本的底本;另一种是约永乐至天顺年间的抽改本,南京图书馆藏有前三卷。南图藏本在建文刊本的基础上抽改了卷首序文和书末题识,将书前序作者方孝孺易为宋濂,将书末祥耏题识的落款由“建文二年岁在辛巳季春”改为“洪武岁在辛巳季春”。但研究者不识,误以抽改本为原刊本,以日藏抄本的底本为抽改本,以序作者为宋濂。《梦观集》两种刊本的细微变化,是永乐“革除”建文年号和“禁书令”的直接反映。     

明初分封制度渊源新探

朱元璋大行分封,与其持小农政治意识,受到蒙元家产制传统的影响有关。明初分封制度继承元代宗王出镇制度,二者皆以地方军事权为核心。但明朝在元、明之际民族冲突的社会背景、华夷之辨的社会思潮之下,回避制度建设与元朝的关系,从而将分封制度的渊源追溯至西周,并附会汉制,以加强其正统性与合法性。这显示出明初进行制度建设时,具有文化理想主义色彩。但明初分封制度仅具汉制形式,其实质大为不同,这显示出朱元璋顺应了时势的变化,又体现了政治现实主义色彩。朱元璋附会汉制,还与他以刘邦出身相似、地域相近,加以推崇与模仿有关。明初分封制度的渊源问题体现了英雄人物个人可以在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还是历史大势。     

明初全国户口总数并非“丁”数——与王其榘先生商榷

<正> 王其榘先生《明初全国人口考》一文(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以下简称《人口考》)再次提出了明初人口在1亿以上的论点,并且具体论证了其主要依据——洪武二十四年的5677万口为“丁”,未包括妇女在内。拜读以后,感到王先生的全部论     

螺蛳壳里做道场——阅江楼风景区游客中心展示厅

<正>深刻挖掘历史上的故审,将旅游与历史结合起来,在传统的旅游景点中赋予新鲜的元素,用小小的空间传达多层故事,堪称"螺蛳壳里做道场"。楼因文名南京阅江楼位于历史名胜狮子山巅。明初为纪念龙江之捷,朱元璋曾决定在此兴建一座阅江楼,并御     

明代贵州军屯浅论

在中国历史上,军屯是一种通过军事编制把劳动力与土地相配置从而进行生产的组织形式。历来的研究者大多从明初军制、卫所与军屯、军户制三方面来立论下笔。本文以明代贵州地方军屯问题为视角,主要从明代贵州卫所旗军数、明代贵州军屯生产两大方面来探讨明代贵州军屯的历史状况,通过对明代贵州军屯研究一丁点肤浅的探析,以期对明代贵州教军屯能有个一般性的了解。     

李杰墓仪卫性雕刻的艺术特点与审美特征

仪卫性陵墓雕刻是古代中国美术的一个重要标志。明初仪卫性雕刻传承前朝陵墓雕刻文化,饱含着自身的思想基础、历史背景和地域文化根源,在伴随着风光秀丽、人杰地灵的江南历史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向世人展示出明初江南的文化真谛和艺术生命的延续,形成了明初雕刻的主导。仪卫性雕刻艺术以威严肃穆、庄重拙朴的造型及江南独特的审美情趣,构成了源远流长的明初独特的艺术神韵。     

明初社会生活中的蒙古人

多年以来,史学界对明朝在北部边防和蒙古统治集团的战争论述颇多。对于留居在中国内地特别是明朝辖区内的蒙古人则鲜有论述。笔者在考查了这些蒙古人在明初社会生活领域中一系列表现后,既充分肯定了明初统治者采取妥善安置和任用政策,也对这些蒙古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     

致君尧舜与皇权独尊——解缙悲剧人生的历史解读

解缙是明初历仕三朝的谏诤名臣,其才高不达的人生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在明初专制皇权高度膨胀的历史条件下,解缙是君尊臣卑、嫉贤妒能的封建官僚的政治牺牲品,是＂位卑言高则为罪＂言谏戒条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