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考古"的若干反思

20世纪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大多都注意到一个问题：传世文献中涉及神话的材料不仅少之又少,而且零散不成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为他们指引了方向。王氏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王氏当时之所以倡导此法,是因为他深切地感到时人“疑古之过”,其初衷在于补救疑古过甚之弊,欲以“地下”、     

二重证据法与考古学研究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对学术界影响极大,学者多认为是1925年他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讲义《古史新证》中开始提出的,但是早在1917年夏天,王国维已经明确提出"二重证据法",并对之有较充分的论述。但是王国维只是强调了地下材料对纸上材料的作用,但其实纸上材料对地下材料的作用也很大,在考古学研究过程中更不容忽视。因而,在考古学研究中必须重视纸上材料。     

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实践——论饶宗颐古史研究的贡献

饶宗颐最初与古史辨派阵营有较多接触,后来他的古史观发生改变,转而反思疑古运动存在的问题。饶宗颐的古史研究,旨趣近于“罗王之学”,走的是“新证”一派的道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饶氏将出土材料分为有文字材料与无文字材料两种,提出“三重证据法”及“五重证据法”。饶氏致力于通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考古遗存等材料进行古史重建。他重新思考古史的时代框架及其传说流变,并就古地理开展了一系列新的讨论,体现了对“三重证据法”的实践。     

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实践——论饶宗颐古史研究的贡献北大核心CSSCI

饶宗颐最初与古史辨派阵营有较多接触,后来他的古史观发生改变,转而反思疑古运动存在的问题。饶宗颐的古史研究,旨趣近于“罗王之学”,走的是“新证”一派的道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饶氏将出土材料分为有文字材料与无文字材料两种,提出“三重证据法”及“五重证据法”。饶氏致力于通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考古遗存等材料进行古史重建。他重新思考古史的时代框架及其传说流变,并就古地理开展了一系列新的讨论,体现了对“三重证据法”的实践。     

专栏导言

正自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迄今刚好120周年。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与流沙坠简、敦煌文书、内阁文库被并称为中国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两个甲子以来,经过一代代学者的辛勤努力,甲骨学已蔚然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尤其是王国维先生提出以"地下之新材料"(主要指甲骨文和金文)印证"纸上之材料"(指古书记载)的"二重证据法",并运用甲骨文解决了殷商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为甲骨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活着的古城

“几千、几百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这是个饶富兴味的话题,专家在做出解答时,往往会引用大学者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将考古发掘出的地下之新材料,与典籍中固有的纸上之旧文献对照印证,我们就能大致勾勒复原出古人的生活图景。     

也说张家港地名探源

<正>地名，是一方地域的文化记忆，也是了解一座城市的窗口。地名内涵阐述的正确与否关系到一地历史文化的源头足迹。曾有一篇关于张家港地名溯源的文章《地名探源之张家港市》说：“张家港之得名，源于清咸丰年间。当时，人们在老夹江口筑坝，凿南套入江，因经过张家埭，即命名此港为张家港。”作为一名“资深”的张家港人，我认为这些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闻韶三月”

《论语》:“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儿时读之如此,本自明澈。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引武亿说,谓当以“闻韶三月”为句,与《史记·孔子世家》:“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相合。按:《世家》有“学之”二字,故可如此断,若云“闻韶三月”,则韶岂能如今日之录音机日日得而闻之耶?且“三月”云者,亦当以汪中《释三九》之文为解,不必果     

不可见“乎”即读

旧日塾师设馆,授童稚以句读,解《论语》首章未竟,一学子躁不可耐:“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见‘乎’即读可也,何先生之不惮烦?”这当然只是一个笑话。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句中用虚字例》中说:“虚字乃语助之词,或用于句中,或用于句尾,本无一定”,“乎”字用如语助,多置句尾,但见“乎”即作句,亦不足训。     

沟通文物研究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一种作法——评《古诗文名物新证》

历史这座大厦何等辉煌壮丽,它的千门万户当然不能用同一把钥匙打开。治原始社会史的学者们强调的是考古学文化,重视的是物质遗存的组合关系。而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家,其著述一般立足于文献史料。王国维先生虽提倡“二重证据法”,但他的二重证据实指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还是从文献到文献。可是时代愈往后,材料愈多:除了史部的大量公私记载、哲     

《后汉书·鲜卑传》倭人考

倭人,王沈《魏书》与《后汉书·鲜卑传》都有记载.《后汉书·鲜卑传》;鲜卑“种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见乌侯秦水广从数百里,水停不留,其中有鱼,不能得之。闻倭人善网捕,于是东击倭人国,得千余家,徙置秦水上,令捕渔以助粮食。”王沈《魏书》同,但称“汗人”。马长寿先生认为,倭人即今日之“倭奴”,古代东海岸当有此族。从东汉东北民族分布看,倭人是否指今日之“倭     

"郑亳说"立论前提辨析之再辨析

在殷墟发掘以前,王国维先生曾提出“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研究院讲义,1925年述学社《国学月刊》;又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给中国史学开辟了一条新路。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把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与古文献相结合,相互印证,相互说明,以解决学术上的疑难问题。殷墟发掘以后,此法仍然可以使用,只是扩大了范围,把地下的考古材料（包括古代文字在内）与古代文献相结合,以研究中国考古与中国古代历史。     

江苏文化史论纲

本文以中国文化为大背景,以今日江苏为区域范围,纵横比较,分古今江苏文化为六个发展时期。其中第二期“青、徐、扬文化”与第四期“六朝文化”分别为发生期和成熟期,是江苏文化史上两大高峰;第六期“现代文化”为一大转折。良渚文化、文人文化、企业文化分别为这三期的典型形态。其余三期分别为孕育、生长、巩固期。从而揭示了江苏文化之内涵的人文性及其美学风格的阴柔性、优美性,并以此确立江苏文化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     

句吴人姬姓新解

研究吴史吴文化者,多取始于周太伯仲雍东奔立国“句吴”说,因此句吴人姬姓——周室宗亲.(精确地说,句吴统治集团为周家宗亲)由于这是出自史学大师司马迁的笔下(《史记·吴太伯世家》)故人都奉之为圭臬,笔者却不敢视之为信史,略陈管见如下:太伯仲雍兄弟奔东吴说是不可靠的.诚然,上古时期民族迁徙是常有的,但少数几个人迁奔如此之远却是绝无“仅有”了.就地理而言,从岐山至太湖之滨即便取直也有三四千里之遥.兄弟二人(至多带少量随从)不要说是出于仁义让位于幼弟,就     

“牙祭”渊源

贵州人以佳肴招待宾客时,常常有一句口头禅;叫打“牙祭”。偶翻《黔语》(清人吴板棫著)见其中载有“牙祭”的故事,读来颇为有趣。文云:“黔俗,给使厮养,遇朔望之次日得食肉,谓之牙祭肉。”又《通考》亦云:“度节使碧油红旃藏于公宇私室,皆别为堂,号节堂。每朔望之次日祭之,号衙祭。二字其来甚久,分肉以畀众人,即祭统所之     

“二重证据法”新论

1925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要以“二重证据法”研治古史,这一卓识对以后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七十年后的现在仍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一、“二重证据法”提出的文化背景与观堂之学十九世纪后期,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国知识界也开始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传统的乾嘉汉学因严重脱离现实而渐失昔日尊荣,龚自珍、康有为等人先后提倡今文经学,借以鼓吹社会改良。不但如此,一些早期的、带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还把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说介绍到中国,如康有为、王韬、唐才常等人介绍和利用西方史学,…     

吴国王陵区初探

史载江南吴国是商代末年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奔荆蛮,与地方土著民族相结合,建立起来的“勾吴”国家.40年来的江南地区考古学材料,完全证实文献记载的可靠性.而大量地下出土文物又标志着江南的宁镇一带为吴文化的发源地和吴国最初立国处,近年考古界不少同志发表文章,对此作过专门论证,此不赘述.1954年,在丹徙大港烟墩山发现宜侯矢墓,对《宜侯矢簋》铭文中“宜”的地望,我国已故杰出考古学家郭沫若、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等均认为在丹徒附     

读骚札记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今案,偷乐即贪乐,犹“贪天之功”亦作“偷天之功”也.偷贪透母双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革几)羁兮,謇朝谇而夕替.今按,艰在安部,替在壹部,艰替韵不相叶.疑当作“哀民生之多艰兮,长太息以掩涕”,替涕同叶衣部.《远游》:“思旧故以想像兮,长太息而掩涕”,亦以“长太息而掩涕”作下句,与下文叶韵,可证也.古书因传钞倒句而失韵者多有之,《离骚》一篇,即有数例,可参下文而并证之.     

程桥三号春秋墓出土盘匜簠铭文释证

本文试对江苏六合程桥三号墓(报告见本期)出土之盘、匜、(?)上铭文作一考释.一、盘:铭文隶定如次:工(?)大(太)叔(?)或自乍(作)行(?)工(?):吴国国号.典籍作句吴,《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句吴即是吴.金文作工(?)、攻(?)、攻哉、工(吾攵)等.大叔:王之同母弟,即太叔.《左传》中有大叔段、大叔带、大叔仪、大叔遗、大叔文子(大叔仪).大叔僖子(大叔遗)均为王之弟.郑伯克段于(?)故事中的大叔段即郑庄公同母之弟段.(?):吴太叔名.铭文漫漶,(?)从句作,释(?)或释(?).《曾伯文(?)》中黄(?)之(?)作(?),(铭文—般作(?)),《曾仲大父(?)》黄之(?)作(?).(?)释,即越.考戊疑即寿越,考《集     

“嶂石岩”摩崖石刻

<正> 自古,嶂石岩人传颂着一句顺口溜:层层叠叠“纸糊套”,万丈红崚“嶂石岩”。一语即道出了当今嶂石岩旅游风景区重峦叠障,巍巍壮观的气势。 而“嶂石岩”摩崖石刻,历史的记载下了这一事实,给其增加了文化、文物的内涵,从而使这里的景色更加丰富多彩,让游客特别是有文化修养的文物爱好者叹为观止,交口称赞。 “嶂石岩”摩崖石刻,三个斗大的篆字,刻在二站红岩石壁上,离二站地面高约七八米处,为明代尚书应槐泉寺主持大宝所邀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