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不死于乌江考

千百年来人们都认为项羽自刎于乌江,笔者认为项羽不死于乌江,而是死于东城。本文从《史记》涉及项羽之死的所有叙述,以及项羽败退的路线来论证项羽是死于东城而不死于乌江。死于乌江这个误解是从《史记正义》开始的,但还只是说项羽败退到乌江,并没有说他自刎。到元代金仁杰把项羽之死戏剧化了,于是纔有了项羽乌江自刎之说,一直以讹传讹到现在。本文从调查入手,又分析了古籍的讹误,作出了新的结论。     

项羽为何不肯过江东

正"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是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名作。项羽是秦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为人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因而在楚汉之争中落败,最终落得个自刎乌江的下场。项羽为何不渡乌江呢?两千多年来,人们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楚霸王不过江东,是因为虞姬已死。那么,项羽的死与虞姬的死有必然联系吗?两者之间有联系,     

“阴陵”在定远不应怀疑——与王贵华同志商榷

王贵华同志的《项羽自刎乌江并非民间传闻》(载1987年第1期《安徽史学》),见解十分正确,但王文认为项羽迷道的“阴陵”在和县,这是有悖史实的。一、王贵华认为“定远从未有阴陵之名”,且定远周围立并无“大泽”,而和县“阴陵大泽”即今绰庙乡裕民圩。定远“阴陵”之名,早已载入郦道元的《水经注》,“阴陵大泽”也已作为一个地名从秦汉沿用到南朝时期,《梁书·韦睿传》载:梁天监六年,魏中山王元英与将军杨大眼率众数十万攻钟离(今凤阳临淮     

项羽自刎乌江并非民间传闻——与计正山同志商榷

计正山同志的《项羽究竟死于何地》(载《光明日报》1985年2月13日《史学》版。下简称《何地》),断论“项羽自杀于乌江”是“历史上的讹误”,“民间传闻”;“项羽真正的殉难地不在乌江而是东城,即今安徽定远东南(距乌江约三百里)”,“只不过一般人不去注意这     

项羽羞见江东之谜

项羽不过江东，前人早有定论：羞见江东父老，遂使项羽蒙受了两千多年“死要面子”的贬誉。真相果然如此吗？既然项羽选定从垓下向南突围，到江边时意图更为明朗：“乃欲东渡乌江”，就是要从乌江渡横渡长江去见江东父老。怎能说他怀有愧见江东父老之心？即便有，这种羞惭感也绝不足以动摇他渡江之志。何以乌江亭长一现身。他便思维突变？本文试图立足《史记·项羽本纪》，给出这一千古之谜的全新答案。     

千百年来一座有名无实的九头山

千百年来,无数著名的地理书以及社会传闻,都说项羽从东城败退到全椒县的“九头(斗)山”,在这里与汉兵打了九仗,又败退到乌江自刎。本文经过实地调查,证明项羽是死于东城而不死于乌江。他根本没有能到全椒县,全椒县也从来没有过“九头(斗)山”。1988年新修的《全椒县志》已取消了“九头(斗)山”之说,改正了历史上传闻之误。本文对七种古代的地理名著,作了层层分析,指出其谬误的原因,都是未经实地调查。     

项羽垓下溃围南逃乌江路线考——兼与冯其庸先生商榷

项羽究竟死于何地？千百年来众说纷纭。2007年,著名学者冯其庸撰长文论证《项羽不死于乌江考》,轰动一时。然而历史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永无休止的探索,对历史问题的争鸣,也难以＂一锤定音＂。文史学者胡中友经长期研究,并多次赴实地考察,推出《项羽垓下溃围南逃乌江路线考》,不为尊者讳,与冯其庸先生商榷。     

草率的《“重瞳子”新解》

《史记·项羽本纪》以悲怆动人的笔墨记述了项羽起于陇亩,分裂天下,号称霸王,而终于自刎乌江的悲剧性一生。司马公最后不无感慨地说: 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 关于“重瞳子”,传统的解释是目有二瞳子,例如裴骃《史记集解》就引《尸子》云“舜两眸子,是谓重瞳。”“重瞳”一词颇为费解,莫非一个眼睛里真会有两个瞳子?于是,刘保明作《“重瞳子”新解》一文(《武汉大学学报》1987年4期,以下简称《新解》),企图解决这个难题。《新解》以现代医学知识为出发点,认为“根据现代医学和光学理论,真正的‘重瞳子’现象是不可能存在的。眼睛构造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人眼绝不可能生有两个瞳     

太社乎？陵庙乎？——对汉阳陵罗经石为“男性生殖器座”论驳议

汉景帝阳陵东南方有地势高隆、顶有一所谓“罗经石”,长期来群众误传并被测绘部门确认为修陵时的控制点。我因长期从事陵园工作的关系．于2000年6月13日的《陕西日报》上发表题为《罗经石遗址是阳陵庙》的文章。指出此间属于汉景帝生前为自己立庙的“德阳宫”遗址,“罗经石”实为安放木主的神坛。     

项羽自刎处：此乌江非彼乌江

即照本文看来,此乌江毕竟临江。把此乌江当成贵州之乌江,自是天大的笑话,然项羽“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又作何讲呢?各抒己见,盼读者自辨。     

从《孙子兵法》审视项羽巨鹿之战的致胜因素北大核心CSSCI

项羽年青时曾在项梁指导下学习过《孙子兵法》,“项梁乃教（项）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史记·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6页）,于汝波指出,“古人多称《孙子兵法》为‘兵法”’,“项羽所学兵法应有《孙子兵法》”（于汝波：《孙子兵法研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项羽用兵之术亦可佐证其熟悉《孙子兵法》。陈业新评价项羽“用兵神速、以少击众和布阵严整、长于力战”（陈业新：《试论项羽兵法》,     

其实很简单

时值××年,项羽兵败被汉军逼到乌江,此时项羽只身一人,等待搭船渡江。此时阴云四合,冰冷的江水夹杂着奔腾的泥沙向东翻滚而去。岸边立着一棵杏树,在清冷的风中散落了一地的花瓣,那花儿雪白中略藏一丝粉红,犹如随风即逝的红颜。项羽站在一块高处的岩石上,神情茫然地望着远方。此次战事失利,主力部队被汉军全歼,只剩下他一人逃到此地。是去?是留?极目江边,隐约有一叶黑隐隐的小舟缓缓驶来。追兵将至,此刻急待作出决断。项羽手持二尺青干剑,拔剑出鞘,转过身来,背对着乌江,大声疾呼“:天要亡我,今当以死明世。”在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还…     

司马迁笔下的“阿房宫”可信性初探

近年来,国人对阿房宫考古结论产生了诸多认识上的分歧,分歧主要集中在阿房宫的“建成与否”及“火烧与否”两个问题上。《史记》中有“阿房宫未成”、“项羽屠咸阳火烧秦宫室”的明确记载,而没有“项羽火烧阿房宫”的记载,这与阿房宫考古发掘的结论是相一致的,即阿房宫没有建成,项羽也没有火烧阿房宫。然而,对阿房宫考古发掘结论持相反观点的人,不但认为“阿房宫不仅建成而且被项羽一把大火烧掉”,还对司马迁笔下的“阿房宫”是否具有可信性产生怀疑。经考证,无论是从司马迁写《史记》的客观条件及其治史态度,还是从其史学思想到写《史记》所肩负的使命感上看,其对“阿房宫”的记载都是客观的、可信的。     

“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之死

近读韦君宜《思痛录》,书中载有《她死得好惨——哭韦毓梅》一文。文章开篇提及,蒋南翔先生辞世前不断追问作者：“给韦毓梅写了悼念文章没有？”蒋南翔为何在逝世前不忘提醒韦君宜写悼念韦毓梅的文章？韦君宜又为何要“哭”韦毓梅？     

藏族天葬源起及文化价值探析

李苗苗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上发表有关藏族天葬习俗研究的文章,列举了当前对天葬习俗起源的流行观点：1、印度来源说;2、本土起源说;3、“原始天葬”发展为“人为天葬”说;4、霍巍的中亚起源说。作者经过分析更加认同西藏的天葬习俗最可能是受到来自中亚古代民族葬俗的影响并且与拜火教之间有密切联系。据此推断,     

不死药传说与女人的因缘

一古神话和后起的仙话重要歧异在死与不死。“从理论上说,成仙的关键是吃不死药,因此不死药的出现是神仙说产生的核心问题。”所以,与早期仙话相伴而生的是“不死之药”。不死药故事最初是仙话化的或喷发仙话臭味的神话,距真正的仙话仅一步之遥。不死或不死药见于先秦《山海经》的如:“流沙之东,黑水之间,有山名不死之山。”(《海内经》)郭璞注:“即员丘也。”“有不死之国,阿姓,甘木是食。”(《大荒南经》)郭璞注:“甘木即不死树”。     

《析〈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的研究脉络》一文方法之商榷

作为《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 (简称《分界》)一文的作者 ,我们欢迎不同学术观点间的讨论和批评。惟《析〈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的研究脉络》并未就《分界》本文的研究思路做深入分析 ,也未举出《分界》思维混乱的证据 ,主要靠追溯几位作者已放弃的观点 ,便得出《分界》“研究脉络模糊不清”等断语。该文关于《分界》内容“不是考古学研究”、《分界》诸作者“是夏商同源论者”一类评判 ,同样缺乏事实依据 ,无法令人信服。我们认为 :在学术批评中 ,应当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汉书·地理志》“信都国,景帝二年为广川国”考辨

《汉书·地理志下》云 :“信都国 ,景帝二年为广川国 ,宣帝三年复故。”这条史料有误。查《史记》、《汉书》高祖时事 ,信都时为地名 ,而非郡名 ①、国名。《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张耳“得赵歇 ,立为赵王 ,居信都”。《集解》徐广曰 :“后项羽改 (信都 )为襄国。”《汉书·张耳陈余传》 :赵歇为赵王 ,“居信都”。张晏曰 :“信都 ,襄国也。”项羽“分赵立耳为常山王 ,治信都 ,信都更名襄国”。立九个月 ,降汉。汉四年 ,封张耳为赵王 ,王襄国 (即前信都 ) ,次年薨。子敖立 ,九年 ,废为宣平侯。汉元年 (公元前 2 0 6年 ) ,项羽以梁楚地九郡…     

不能凭主观臆断和“假定”下断语——读《慈禧是长治人一说质疑》有感

笔者最近有幸拜读了《沧桑》1994年第2期刊登的题为《“慈禧是长治人一说”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一文)的文章,读后不经思考,觉得该文作者讲的一些问题似乎还有点道理;但稍经思考之后,就觉得不可置信。读罢那篇文章后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该文的作者喜欢凭主观“假定”下断语。 “质疑”一文认为,收王小慊作女儿者是惠征。“这只要查一查《潞安府志》,看清代有无名叫惠征的知府便知”。而实际上,《潞安府志》的下限是乾隆年间,它不可能写三十多年以后发生在潞安府的事情。既然如此,怎么能“只要查一查《潞安府志》,“便知”“清代有无名叫惠征的知府”呢?该文还说,“笔者所知,惠征死时不过是安徽省的一个小小知县,     

《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新探

《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曾被视为国民政府于1930年代对日政策的一篇重要宣示,研究者亦多将其附于战前中日关系相关研究中讨论,亦有针对该文进行专门讨论者,然而就该文本身而言,仍有若干值得讨论的地方。就相关资料分析,本文认为《敌乎？友乎？》虽然登载于1934年12月20日出版的《外交评论》第3卷第11、12期合刊,但是由相关数据来看,该文应该在1935年1月中旬完成,所以会刊登于前一个月出版的刊物,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该刊延迟出版所致。至于由徐道邻署名刊出,应为蒋中正之决定。该文之内容,为蒋氏对中日问题的意见,目的在传达政府应调整对日外交政策之讯息。而蒋氏关于调整中国对日政策之意见,虽然为其个人主张,但实际上与汪兆铭取得了一致的态度,两人对于调整对日外交方针有共同的认知。《敌乎？友乎？》刊出后,在国内引起相当重视,日本方面亦对该文提出批判。然而该文内容过于敏感,为避免刊出后可能引发之政治效应,以他人具名较无顾虑,使徐道邻成为被批评的对象,蒋氏得以从旁观察各方意见。另外,蒋氏此时的工作重心仍在“剿共”,对于中日关系只是关切,而非其主要工作,此亦为其在所谓《秦土协议》、《何梅协议》签订之后,处理对日外交留下一个转圜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