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美术的发展现状

在这个倡导多元文化共存的时代,很多人在如何对待“古”与“今”、“雅”与“俗”、“中”与“西”上,产生了诸多困惑和歧异,文化价值信仰的认识出现了危机,传统美术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对中国传统美术文化有更多的理解和更多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     

宏观视野下的中国市民文学研究--评《中国市民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历来有“雅”“俗”之分,这一点虽与西方文学有着相通之处,但二者在各自的文学传统中所占的比重却是大不同的,李福清先生曾准确地指出了它们的区别,他说：“西方俗文学在文学史地位并不高,时间亦不长,大约产生于17世纪,到18世纪末便停止了。中国则不然,从宋代发展到清末,很流行,不断地出版。它的地位介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间。     

从“吴苑深处”看苏州评弹生存现状

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合称,主要流传于我国吴方言区域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及上海地区。2006年5月20日,苏州评弹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革“弊”?中国人-神敬拜的礼俗辩证

遵循乡土宗教人神一体的辩证法,漠河的金圣李金镛、苍岩山的三皇姑和毛崇拜都经历着礼与俗的混融历练。金圣发财香之俗是文物化祠堂之礼的主动下沉,既有旅游业的驱动,也暗合了现代民族国家边疆的政治宣誓。主要因应地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百多年来的三皇姑敬拜之俗终至成为当下承载地方历史文化、繁荣地方经济的象征符号和地方馈赠给他者的礼。毛崇拜则与新中国的正史建构息息相关。民众巧妙利用公权力,化公为私,化礼为俗。在日常生活层面,礼与俗始终是变化通融的让渡关系。     

雅扇攒金玉,香风播古今——记燕莎“佛会图”檀香扇

雅扇攒金玉,香风播古今——记燕莎“佛会图”檀香扇○路鑫雅风徐徐,扇香播古。扇子在我国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它独特的制作工艺,精湛的扇纹图案,以及扇子风雅相济、传忆往昔的特有魅力,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另一枝奇葩！我国是最早发明扇子的国家。追溯它的历史,可谓源...     

飘散千年的香气

在今天城市的深处，有一群人已经开始享受“品香”的风雅。就像“茶道”、“花道”，他们把这叫作“香道”。名字是日式的，但文化的根源却来自古老的中国，从那香炉中漫出的清雅的香烟贯穿中国悠久的历史。今天的我们习惯了浮躁、功利的生活，真该回过头去重识那飘散千年的香芬，品一品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美。     

历史文献中的武汉中元节俗

<正>农历七月十五日是中国传统祭祖节日。道教称中元节,佛教谓盂兰盆节,民间俗称“七月半”“鬼节”。历经上千年积淀,盂兰会、放焰口、烧包袱、放河灯……一系列流传至今或嬗变消逝的传统习俗,使武汉中元节俗既显丰富多彩又不断变迁。让我们走进历代文人笔下的文献著述,从中追寻武汉中元习俗的文化脉络,勾勒异彩纷呈的历史图景。中元节由来在古代,中元节被称为“秋尝”“尝新”“荐新”。荐新祭祖可谓中元节最早的节俗内容。     

近现代中西方学术思想的立交桥──纪念王国维诞辰120周年

在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撞击、交流中,国学大师王国维是一位立交桥式的文化伟人。他将翻译、教学、编辑与治学结合起来,用西方新的科学观点和方法考察中国文化。他继承传统而不泥古,演习西学而不媚外,立言以国学为本,治学以求真为要。在中与西、新与旧、今与古、俗与雅、信与美等重大的学术文化向度中,他以哲学、史学、文学、考古、文字、音韵等多方面的学术成就架起了一座近现代中西方学术思想的立交桥。     

“以文征利”与“倚商事文”——晚明士人文化活动的趋利化及对文化消费风尚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生产和消费活动显著扩大。具有文化消费者和生产者双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认识到文化作为谋生资本的作用,自觉地推动整个社会文化生产和消费,并引导整个文化消费风尚。商人与普通民众亦步亦趋,雅文化与俗文化交互作用,士大夫的传统义利观正在发生变化,市井之民在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这种变化是将要萌生新生力量的前兆,经济、文化、政治正在积蓄前所未有的变动,中国进入了第一个较具普遍意义的文化消费时代。     

传统礼学的现代阐释--读《〈仪礼·丧服〉考论》

古代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是我国古代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礼”的文化,中国政治就是“礼”的政治,中国历史就是“礼”的历史。传统礼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以现代学术视角对传统礼学进行探讨研究则是清理文化遗产、弘扬传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丁鼎博士的新著《〈仪礼·丧服〉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就是一部对传统礼学进行现代阐释的成功之作。     

礼与俗的社会伦理基础：以传统祭礼为中心的讨论

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礼与俗同根同源，在共同的发展演进中生成了“伦理理性”的核心价值。这种伦理理性受到儒家对人性之自然的认识的强化，深刻影响了后世社会中礼与俗的实践形式。考察传统祭礼，从礼学思想的大传统出发阐述礼俗关系，不仅是对学界近年来参与“礼俗互动”讨论的回应与拓展，亦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性认知。     

文化类编章地方特点的体现

文化一词原本专指我国古代王朝施行的文治和教化,南北朝时南齐王融《曲水诗序》有：“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句。时至今日,文化一词的内涵与外延已是多样的了,从广义来说,它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来说,指社会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同时,它还指一般知识。这里所说的文化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卫生等。文化类编章为志书中记述文化内容的部分,主要包括文化艺术、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广播电视、报刊出版、文物胜迹等。鲁讯先生曾经说过“有地…     

浩浩文脉 熠熠生辉——江苏古代文学名篇回溯（一）

江苏是一个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较为深厚的省份,它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约在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出使鲁国,在观赏周朝的音乐和诗歌时,发表了对《诗经》“国风”“雅”“颂”的评论。季札把乐舞看作政治的象征,通过乐舞来体察各国的政治情况和古代帝王的政教业绩。“季札观周乐”的文艺点评,被史籍记存下来,成为江苏最早的具有系统性的文艺评论。 汉代是江苏文学全面发展的时代。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是汉代诗歌中影响力最大、知名度最高的作品。公元前195年,刘邦平定了淮南英布的叛     

杯酒千年：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彰显中国传统白酒担当

<正>酒和人类文明有着漫长的历史渊源,其中,中国传统白酒是华夏文明长河中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发明。“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吟诵白酒的诗句,杯酒之后,更是一段段抹不去的中国记忆。而在“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白酒领域,肩负着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白酒文化内核的董酒人,正踔厉奋发大踏步行走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融”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通”历史文化与美好生活,“造”优质产品与业界口碑,致力于打造中国传统白酒文化的现代新样本。     

广东风俗文化景观与群落

<正> 风俗文化是文化系统中最具有传统性的一个层面,千百年来,“相沿成风,相习成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包括民间的节令、婚姻、丧葬、祭祀、饮食、产育、医药、乡规民约、礼节、风尚、习惯等社会现象或行为,内涵非常广泛。风俗与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水平、地理环境和人们心态意识有很密切关系。司马迁说:“礼从宜、事从俗”,东汉应劭则更明确指     

南北混融 东西互摄——湖北民俗文化论

湖北处在中国大陆东西交接、南北过渡的中部地带。移民与土著杂处,明清以来,荆襄江汉为流民丛集之区,北来自陕西、山西、河南,东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南来自江西、广东。移民初期,“里自成风,家自为俗”,各以其俗为俗。在长期的杂居生活下,移民土著之间相互影响、浸染,土著按受了部分移民风习,移民带来的故地生活风习也在时间之流的冲刷下发生淡化、迁变,“聚处日久,俗亦渐同,在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湖北形成了调和各地习俗的民俗文化形态,它兼容并蓄,“杂有吴越川广之风焉”,体现在人们最易感知的生活习俗上,呈现出南北混融,东西互摄的文化特征。 1 物质生活的多样性     

对仙游传统绘画艺术的探析和实践

<正>福建仙游的国画艺术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题材广泛,既具有民间艺术审美趣味的“俗”性,又具有文人画的“雅”性。仙游县作为全国著名的“国画之乡”,其国画艺术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当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出一大批民间职业画师,他们不断创新、积极进取,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仙游画派”。     

遵“古”而行与以俗入礼——论西汉中期郊祀改革中“古制”的文化实质

秦至西汉中期,关东方士在参与国家祭祀改革时,多以“古制”为据。但方士所言“古制”并非真正的上古三代之制,而是战国时期关东六国,尤其是齐国的祭祀礼制。相较于源自秦地且在秦至西汉中期被奉为国家最高祭祀的雍五帝祭祀而言,这些关东祭祀制度属于“小传统”,即与国家之“礼”相对的地方之“俗”。关东方士之所以要将关东之“俗”建构为上古三代之“礼”,一方面是因为伴随着广域集权国家的建立,三代时期“礼”“俗”有机互动的体制遭到破坏,“礼”确立了对“俗”的绝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将战国之制婉饰为“古制”也顺应了西汉文帝朝以来的“奉天法古”思潮。     

评陈华文等著《浙江民俗史》

一 在中国五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民俗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多姿多彩的表现形式,成为中华民族灿烂文明中绚丽的亮点,成为人们研究的重要内容。秦汉以后,人们将“辨风正俗”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汉代应劭在枫俗通义》序中就说,“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近现代以来,     

“太伯奔吴说”的困惑与探赜——兼议江苏地域文明探源中的特殊文化现象

<正>1925年,王国维首倡“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考古学是实证科学,用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以考证古代历史是“二重证据法”的内核。吴文化是江苏的地域文化。吴文化研究首当其冲的是句吴文明的发端,而有虞氏部族的南徙又与句吴发端密切相关。因此,应用“二重证据法”研究有虞氏的南徙与句吴文明的发端,既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有机组成,也是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