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湖广、陕甘分省标准的异同

学界依据乾隆以后的史料,一般认为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各省的职官分置是清代15省演变成18省的时间点。但乾隆以前的史料并没有确认顺治、康熙时期的职官分置就是建省,而仅仅作为职官演变的普通事件加以记载。直到乾隆中期,随着安徽、江苏、湖北、湖南、甘肃等作为省名大量使用,各类官修史书才开始构建江南、湖广、陕甘分省的标准和时间。由于清廷没有省制的统一标准,故史书构建的分省标准有很多异同,彰显出清人对“省”的认识由不明确到逐渐明确的过程。清代这种分省模式能为我们今后的行政区划调整提供有益的参考。     

安徽建省考析

自1988年以来,《安徽建省考》(刊《安徽史学》1989年第3期)的作者先后撰写了几篇论文,否定传统的康熙六年(1667)江南分省(即苏、皖建省)说,力主乾隆二十五年(1760)江南分省。其主要论点和论据是:1、康熙六年说“只有年分,没有月、日,没有交待持论的凭据,不具备一个科学判断所必具的要素。”2、清初作为地方一级政区构“省”和“布政使司”,是两个     

试论清末新政时期政区变革的几个问题

政区变革是清末新政改革的一部分,政区变革的得失是清末新政成败的一面镜子。本探讨清末新政时期的苏淮分省以及察哈尔、热河、绥远、西康建省问题,具体考察各种建省动议的前因后果,以期为观察清末乃至民初的相关政治变革问题提供一个视角。     

从分藩到分省——清初省制的形成和规范

清初江南、湖广、陕西三省的分省,是元代实施行省制度以后较为特殊的一次分省过程。就行政区划、职官制度层面来说,三省的布按两司与巡抚员缺的增裁、辖区的调整在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六年间逐步完成。三省保留下来的区域性巡抚职能得以调整,其与布按两司之间新的行政关系得到确立,巡抚由此全部下辖布按两司,三省事实上析分为六省。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应对区域问题的局部改革,也有全国性的政策变化,动因各不相同。此后,进入《清会典》的规范过程。"分藩"是对三省布政使司衙门及其辖区变化的记载,"分省"是对新的省行政机构(政府)和新省区的认同。乾隆十三年九月关于督抚居外官之首的讨论以及御准,表明朝廷对新省制的一种确认。康熙、雍正两朝《清会典》的规范随着认识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乾隆二十三年编纂的《清会典》载全国有十八省、督抚为"外官",确立了十八省与清代省制的法定地位。     

江南分省考实

<正> 江南省,是清初建立的一个行省。其范围囊括今苏、皖、沪二省一市之地,由于其经济地位的重要等原因,促清廷析为江苏、安徽二省。江南分省始于何时,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在近两年曾就此发表过几篇小文,引起了苏、皖二省史、志学界的讨论。本文是以近期所集史料为主,对这个问题的进一     

江南、湖广、陕西分省过程与清初省制的变化

江南、湖广、陕西三省分省,是清代行政区划变迁史和地方行政制度变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本文从康熙、乾隆两部《清会典》记载的省制这一角度出发,对江南等省的分省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揭示了这是一个始于顺治十八年、终于康熙六年的渐变过程,清代的省制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从旧到新的转变。本文又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分省过程结束后,"江南省"、"湖广省"等省名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     

清代十八省的形成

本文从清宫和内阁档案入手,探讨清代"十八省"的形成过程,并揭示了清初的"分省"实际是"地层累积"式建构的产物,其发端就是乾隆晚期官方编撰的一系列志书、政书;"省"与"十八省"并非清代的正式政区,而只是一种应用宽泛的通称,因此清代的官方文件中存着多个"十八省"体系外的省,并且省下有省。另外,本文还揭示了"统部"的真实含义。     

元代中后期四川行省州县复置考

元中后期,元廷在四川行省复置了部分州县政区。比较明、清志书沿革,参考学校、祠庙等治所建置和名宦、职官等政区特征,可以钩稽出州县复置的大致情况。大德七年到至正初年复置的州县政区,可考者有荣、资、隆三州,井研、内江、安岳、昌宁、大足、乐昌、江油、保宁、通江九县;另有石羊一县新置。元廷复置四川行省州县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自然增长和流民涌入,存在多由巡检司改设、人口不足额和进程缓慢等三个特征。     

明清时期广东五邑地区政区变迁研究

广东五邑地区以潭江流域为中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该地的政区边界却打破了自然山川的界限。从明代到清初顺治年间,为了应对以民变为首的地方政治危机,朝廷先后在潭江流域设置了恩平、新宁、开平三县。这些县级政区的边界大致与潭江流域的地理分界线重合,地理单元的独立性开始作用于政区划界中。清代雍乾年间,形成了新会、鹤山、新宁、开平、恩平五县分治潭江流域的格局。同时,随着新会县核心政区地位的巩固,流域内各县整合为一个统县政区的倾向开始加强,为后世潭江流域的政区整合奠定基础。明清时期潭江流域的政区变迁体现了地理环境和地方政治局势在政区格局形成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     

读《元史》札记一则

据《永乐大典》所引《经世大典》和《南台备要》、清文廷式所辑《经世大典》记载 ,元至元十四年所设江南八道之一为“山南湖北道” ,而非如《元史·百官志二》“肃政廉访司”条所记为“山南江北道”。据相关资料推断 ,到至元二十九年 ,为适应江南湖北道的重新设置和江北诸城划归河南江北行省的需要 ,“山南湖北道”始改称“山南江北道”。     

清末民初江南县以下地方自治区域的划分——以吴江县为例

清末吴江县新设置的"镇"、"乡"自治区域,大体是以传统乡镇志中市镇的"界域"范围为基础,并联合一定的周边乡村地域划分而成,其间市镇的区域传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辛亥改元、民元并县以及《江苏暂行市乡制》的重行颁布,则是民国初年吴江县基层自治区域调整的重要社会机制。传统乡镇志中对于市镇"界域"的描述,与清末民初江南基层自治区域的划分和调整,其实都是地方社会因应着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与地方历史情境,努力创造出来的空间观念与区域传统。     

“七国之乱”后吴、淮南二地政区的调整

“七国之乱”后,汉景帝对吴、淮南两地政区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整。在吴地,徙汝南王为江都王,辖东阳郡及原鄣郡的北部数县,将原鄣郡的其余地区和会稽郡合并为新的会稽郡。在淮南地区,徙庐江王为衡山王,割其东南部置为新的庐江郡,将原来江南的庐江、豫章二郡合并为新的豫章郡。这次政区调整既是中央集权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对东南地域政治地理格局的重构。     

基层政区设置中的地方权力因素——基于广东花县建县过程的考察

以往政治地理学对于行政建置的研究,多注意其结果,极少注意到变化过程。广东花县原为数县交界之地,从明中叶开始,当地不断出现要求建立新政区的呼声。方案有建直隶州、建镇、建县三种。但历经150年,直到康熙年间才最终建县。本文分明中叶、明末、清初、最终建县4个阶段讨论国家与乡绅对政区建置的意见分歧,表明乡绅意志最终通过政区设立得到体现,反映出地方权势对国家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咸同之际江南人避兵江北考

清咸丰同治之际,随着太平军定都天京,东征江南府县,江南人为应付兵灾纷纷迁避,在兵灾未至时往往避居乡里,但随着战事的深入,江南出现了北渡长江避兵江北的汹汹浪潮。本文主要依据时人见闻、日记对这一过程加以考证,还原江南人的避兵过程和在江北的生活,并对避兵江北的时间、空间以及阶层的差异、人口的规模进行探讨。     

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内卷化风险及其生成机制

透过对行政区划调整现象与文献的梳理，发现中国部分政区有“改而不变”的倾向，本文借用“内卷化”的概念对这种现象及其效应进行探讨，指出政区改革在行政层级、运行逻辑、空间关系、职能配置等方面都存在着“内卷化”隐忧。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国家结构、行政区划的资源属性和行政区经济之间关联的分析，阐释了政区改革内卷化的生成机制，认为行政区划配置资源的功能可能是政区改革陷入内卷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最后以常州武进和海南政区改革为例，探讨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与逻辑，并建议构建面向市场经济的行政区划调整框架，为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供空间支撑。     

赋役制度与政区边界——基于明清湘鄂西地区的考察

在湘鄂西地区,从明初至清雍正年间,土司、卫所等特殊形式的政区与经制州县政区在地理空间上都是彼此毗邻乃至交错的。不同类型的政区意味着不同的赋役制度与管理方式,在土司、卫所与州县势力彼此消长的背景下,更导致了种种土地纠纷与赋役规避问题。清雍正间,通过改卫归流与改土归流,三者之间的土地与赋役纠纷随着卫所、土司的取消与州县政区主体地位的确立而逐渐消弭。     

明清之际播州地区的改流、冲突与政区调整

明万历年间明廷倾全国之力发动"播州之役"剿灭杨氏土司,而后又对播州地区进行改土归流,由此使得朝廷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得到加强。另一方面,播土内部及周边仍然罗列着诸多夷目、土司,这逐渐成为明后期的一大边患。随着明朝的衰亡及清的兴起,原播州地区一度成为西南战乱的导火索,甚至是冲突的中心。而长期的战乱则使得播州地区的改流成果一度中断。本文拟通过对播州地区改流、冲突、政区调整等三方面进行论述,力求以全新视角来解读播州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     

政区·官署·省会——清代省名含义辨析

清代地方高层政区是否有正式名称,公文中存在的大量省名的含义是什么,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本文首先梳理了清代各个时期法典的记载,发现这些法典均将地方高层政区称之为"省",说明"省"就是清代地方高层政区的正式名称。其次,指出公文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省名,清人已经说明这是对省级行政机构(衙门)的称呼。第三,说明清人也习惯将省城简称为省。清代将地方高层政区、省级行政机构、省会均称之为"省"。     

清人论职官俸禄与廉洁之补正

清人论职官俸禄与廉洁之补正吴吉远清代职官俸禄经顺治、康熙两朝几次调整,遂为定制,是历代封建王朝最低的。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贪污腐化、贿赂公行、需索陋规最严重的王朝之一。职官俸禄与为政廉洁是否有直接关联呢？清初一些有识之士也在探讨这一问题,...     

明清“治广以狭”思想在广东的形成与实践

明代逐渐形成了"治广以狭"的政治地理思想,其主要内涵是在合理范围内增设政区,缩小原有政区的地域范围,方便国家政治和教化力量深入地方,从而加强社会控制。到了清代,该思想被继承了下来。屈大均以此为基础对广东政区调整的设想进行了总结,开平县、花县、阳江直隶州的设置则是其延续性的证明。这种政治地理思想深刻塑造了广东的政治地理格局,在其实践中也反映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