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上层人物的心态——营务处总办罗丰禄家书解读

北洋水师营务处总办罗丰禄的数十封未刊家书真实地反映了北洋水师上层在中日交战时的精神状态和内心活动。早在战争爆发前,李鸿章、罗丰禄等人,即从思想认识上将抵御外辱视作“开衅”,行动上则抱定“海上断不用兵”的宗旨。因此,在甲午战端甫开,日本大举进兵之际,北洋水师即奉行避敌自保的方针;当日本在辽东半岛登陆时,北洋水师则避往威海;最后,当日本在山东半岛荣成登陆时,北洋水师仍是“蠖屈于威海”,宁肯坐因待毙,也不执行光绪帝提出的遇有倭船即英勇出击的积极战略方针。罗丰禄作为营务处总办,主持时外交涉,是李鸿章与北洋水师之间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在战事吃紧、形势危殆的情势下,罗氏不在筹划战事上用心思,却整日苦苦思念妻妾,家书络绎,几无虚日。他甚至利用在北洋的关系网,在荣成战役爆发前夕,将其侄从“康济”练船上撤退下来,送其还家。这种弥漫于北洋上下的畏惧、自私、不负责任的心理状态,是导致清廷在与日军较量中惨败的重要原因。     

从"联为外援"到"永久大患"——李鸿章对日观演变浅论

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稍后兼任“三口通商大臣”,这一特殊位置使李实际进入权力中枢,使他从“地方官”开始登上国家外交舞台,参与全国性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他履任不久,对日外交就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他首次直接参与、经办全国性外交活动,因此值得重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李鸿章的外交、甚至政治生涯的最大失败是最终败于对日交涉,所以对李参与的中日外交的“开端”,他的“对日观”的演变,尤需详细清理。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李鸿章一直十分推崇,并且他认为日本与中国一样同属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东亚国家,因此起初一段时间他认为可与日本“联为外援”共同抗拒西方列强的侵压。但后来在处理日本侵台的事务中,他的“对日观”渐渐发生变化,最后得出了日本将是中国“永久大患”的结论。     

李鸿章宗藩思想简析

宗藩思想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晚清重要的藩属国越南和朝鲜所出现的危难,李鸿章在处理和交涉的过程中,依据其与中国国防安全层次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在越南问题上,李鸿章放弃了传统的“守在四夷”观念,主张放弃对越南的援护。而对于朝鲜问题,鉴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李鸿章主张采取逐步强化中国的宗主权。     

论1900年庚子事变中的李鸿章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失去了他往日显赫的权势。然而在1900年,他又“夺回”了失去的政柄,再次成为左右清朝政局的关键性人物。何以致此?1900年所发生的庚子事变,当是重要环节。一甲午战后的李鸿章,“虽身存而名己丧”。直到1899年底,除充任清廷头等出使大臣赴俄贺沙皇加冕外,大部分时间养闲京国,“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1899年12月9日,清廷任命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这是李鸿章在1900年能“夺回”权力的先决条件。李南任粤督之因何在?以往论者认为有二:与后党要镇压康有为、梁启超有关;李本人曾要求清廷授予他封疆大吏之权。笔者认为,还有另外两个原因:     

试论义和团时期的李鸿章

义和团时期的活动,是李鸿章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幕。当着北中国大地上迅猛发展的这一场如火如荼的群众反帝运动,向京畿发展并推向高潮之时,因甲午战败失势而僻居华南一隅的两广总督李鸿章,经历了试探“两广独立”——参与“东南互保”——谋受全权大臣的三步曲,重新登上清政府的权力中枢。李氏的行动,对庚子政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探讨李鸿章在北上主持和谈前依违徘徊的举止和心态,来解释和阐述由于这一场特定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引起的社会动荡,所加在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身上的时代色彩。     

李鸿章的美国之行

李鸿章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在他近40年的官宦生涯中,几乎从没停止过与洋人打交道。不但清王朝在对外交往中对他十分倚重,就是当时的西方列强在与中国交涉时,也有“只知李鸿章而不知有清朝廷”的说法。1896年,李鸿章对欧美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     

也谈历史人物评价的相关理论问题——以李鸿章的外交活动为例

评价李鸿章不能仅仅以外交活动作为依据,而应以举办洋务事业、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作为其人生主流。全面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并不存在“将功补过”问题。简单地把李鸿章斥为“卖国贼”,是从痛恨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的情感出发的;掉“卖国贼”的帽子,对李鸿章的外交活动进行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才是理性的做法。否认李鸿章是卖国贼,主要是说他签订不平等条约不属于“卖国”行为,而不是说他在无可奈何时即可卖国,更不是说“卖国是情有可原的”,也绝不会引导出卖国行为。对外是战是和,应该以是否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为转移,而不应根据对手是谁来决定,李鸿章为“变法”而主张“和戎”的主观动机应该予以肯定。     

日本当代海洋文明观质疑

日本在战后的60年间,围绕着社会发展的道路,各种思潮跌宕起伏。现在,“和平主义”（pacifism）确实在一般的国民意识中仍然占据着主流,但是,无庸讳言,以“国家主义”（nationalism）和“超国家主义”（over—nationalism）为核心的各种思潮,在当代日本社会意识的主流话语中,挑战“和平主义”,也一直在不同的层面上此起彼伏,影响着国民的心态,并且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日本当代社会的发展道路。     

无处归依的“地望称”

清末有一副名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乍一看,不知就里,令人如坠云雾中。仔细品味,会发现其中提到了两个人——李鸿章与翁同龢。原来,因李鸿章为合肥人,人们以“地望称”叫他“李合肥”,联中简略为“合肥”。同理,联中“常熟”则指时任户部尚书（司农）的常熟人翁同龢。     

苦命的一月天子——朱常洛

明光宗朱常洛,可谓中国历史上一个苦命的皇帝。他虽是明神宗长子,却遭到父皇的百般鄙薄。在正位东宫太子的过程中,经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岁月,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难产的超龄太子。他福浅命薄,在位刚刚一个月,便撒手人寰,是名符其实的“一月天子”。为何他的人生之旅如此曲折艰难,他的命运如此多舛而悲苦？个中缘由还得从波谲云诡的万历后宫说起。     

严复与晚清幕府

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张之洞幕府相互倾轧,严复在两者之间艰难抉择。李鸿章及其幕府遭张謇等弹劾,严复始有投奔张之洞幕府的想法。在李鸿章幕府内部,又有“闽党”与“浙人”之争。在内部斗争形势变化,地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严复著译以“立言”,剖析李鸿章幕府弊端及在战败中应承担的责任。严复发表《辟韩》,从君臣之义上对甲午战败进行反思,而张之洞命作《〈辟韩〉驳论》,严复与张之洞交恶。严复针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提出中体有中用,西体有西用;还抨击张之洞师法日本之“新学”及对“西学”的偏见,谴责张之洞干预教育制度。严、张交恶既有派系之鸿沟,又有“西学”、“东学”之分歧。严复作为政治家在李鸿章幕府并无过人之处,与经世立业相比,严复在著述立言上的功绩较为引人瞩目,这与晚清倡导新学分不开。严复等在李鸿章幕府中倡导“学新”,形成有别于张之洞及其幕府倡导“东学”的价值趋向。     

试析中法战争中李鸿章态度转变始末

文章论述了中法战争前后战事主要参与者李鸿章对于战争态度的转变过程。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李鸿章“和战不决”的影响因素。笔者认为,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只是一个参与者,他的很多决策是直接受制于清政府中枢机构或者受到他们极大的影响,战争过程中所表现的犹豫和举棋不定是清政府和战态度以及战争形势变化的综合结果。     

李鸿章:近代史上的“多面人”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复杂奇特的人物之一,是一个由多重矛盾侧面组合而成的“多面人”——他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却又是“小民生计”的热心关注者;他是清廷妥协主义外交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却又不乏拳拳爱国之心;他是清王朝的得力卫道士,却又是苦心孤诣的社会改革家;他是传统文化的典型产儿,却又是“西学”的积极倡导     

李鸿章驾驭洋兵的手段

1862年4月初到上海参与“协防”而后任江苏巡抚,可说是李鸿章摆脱曾国藩、真正“自立门户”的开始,李鸿章以后的“隆隆事业”实皆由此奠基。正是在上海,他开始与“洋人”打交道,渐渐以当时少有的“知洋务”者而闻名中外。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列强的影响越来越深,因而能与洋     

论泉镜花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泉镜花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跨越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他独辟蹊径,于19世纪末期开辟了日本“观念小说”之先河,尤其是他以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以及具有独创性的精湛语言艺术独树一帜,对日本近代文学影响深远。但在其有生之年因非主流作家而备受冷落。而近三十几年来,日本文学界对泉镜花进行了重新认识和再评价,确立了泉镜花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超越了时代的杰出作家”的地位。     

蒋百里：是真名士自风流

70年前,56岁的蒋百里在广西宜山去世。他一生有许多传奇：23岁以日本士官学校第一名毕业,天皇赐刀,震动中日朝野,从此学校将中日学生分开授课,预防中国学生再夺第一;30岁他被委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因抗议陆军总长段祺瑞的百般刁难而拔枪自杀,伤愈后与护理他的日本女子佐藤结婚;“西安事变”时他成为张学良的阶下囚,却以谋士风范为张学良出谋划策,促成“西安事变”顺利解决;他有个女婿叫钱学森,美国人称钱“一个人可抵五个师”;     

李鸿章的器物观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倡导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开端。在推行洋务运动过程中,他改变了传统观念,引入西方军事、生产技术,从器物层面寻求富国强兵之术。在当时,这种超前的意识以及其实践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合纵连横”李鸿章叩问列国

左页图为1896年8月17日,李鸿章拜会英国前首相格雷斯顿,就中国的税务和铁路问题与之商讨,会谈结束后,格雷斯顿亲自送李鸿章登车离去。下图为李鸿章在最后一站访美时,美国友人赠送的李鸿章与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塑像。李鸿章的环球之行,除了访问“干涉还辽”有功的俄德法三国,为什么还要访问英、美呢？因为他还肩负着一个重大使命,就是提高缴纳中国海关的关税,用以偿付《马关条约》应付日本的赔款。     

永不消失的爱

契子：人生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人生短少,多有患难;生如夏花,去无踪影”虽说人生苦短,可我的生命却因一人而充盈丰沛,我的一生因他而改变,也因有他,我无畏生之艰难困惑,而欣喜生命的存在和温煦。     

李鸿章驾双洋兵的手段

1862年4月初到上海参与“协防”而后任江苏巡抚,可说是李鸿章摆脱曾国藩、真正“自立门户”的开始,李鸿章以后的“隆隆事业”实皆由此奠基。正是在上海,他开始与“洋人”打交道,渐渐以当时少有的“知洋务”者而闻名中外。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列强的影响越来越深,因而能与洋人打交道、受到洋人重视者,自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