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中的明代宦官史料

在明代,一些地方志的修纂与宦官有密切的联系。同时,明代地方志中存有大量明朝宦官史料,对于研究明代宦官以及宦官在地方管理制度中的角色及影响都具有重要价值。     

明代宦官中的善类

有明一代,阉宦为害颇烈,史书称：“考其祸败,其去汉、唐何远哉!”其祸肇始于王振,越发于刘瑾,而致极于魏忠贤,此三人为明代宦竖中弄权害政之最可恶者,此外仍有汪直、梁芳、曹吉祥之流,其破坏力较王刘魏三人虽略逊一筹,却也极尽祸国殃民之能事。大明帝国之最后倾亡,此类群小作孽颇多,其咎难逃。然细观史书所载,此侪亦“间有贤者”,虽为数不多,今人于其同类为非作歹者深感痛恨之余,对其当中之一二贤者亦当有所注意,并给予公正首肯,以全前史之本来面目。     

浅谈明代宦官政治对文化的影响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极为严重的朝代之一,宦官作为一股独特的势力,他们除了承担传统的内廷杂务之外,还广泛地参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活动,进而对明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社会意识的文化不可避免的也要受到宦官政治的影响,宦官专权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士风——谄媚依附之风和刚正不阿之气节,也对文学创作风格和方式产生一定影响。     

明代净军考论

明朝将因违反律例罚处充军服役的阉宦称为净军。净军出现于洪武年间,最初由犯罪宦官充军而来。正统以后,因私阉之风兴起,为遏制民间自宫恶习,明廷参照阉宦犯禁律令,将大量自宫者发配充军,使净军群体迅速扩大。净军主要被发往上林苑南海子、南京孝陵及边地卫所应役,并由宦官机构负责管辖,其或耕种,或戍守,晚明时更有充任禁军者。由于身份特殊,净军在经济上较一般杂役户略享优待,个别者还有投机进取之门路,不过大多数仍是过着备受盘剥的生活。由于明廷对净军缺乏明确的制度性安排,使得这一群体游移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最终成为宫廷政争的工具,其在宦官政治中的影响不容忽视。     

明代宦官历史教育论析

明代宦官在东宫教育和帝王日讲、经筵乃至日常生活和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明人亦强调宦官对于帝王历史教育不可或缺的作用。明代宦官经由内书堂和自我学习接受历史教育,其在历史教育实践中与帝王之间表现出某种趋同性特征,并转而影响君主。受中国古代"明君德政"历史教育模式的影响,明代儒臣透过"贤宦良政"和"恶宦劣政"的历史举说或历史书写,推行宦官历史教育,既于内书堂教育中注入历史训诫,又编纂以古今类型化宦官传记史事为内容的专门史鉴书籍。历史教育成为明代儒臣、宦官与帝王三者之间交互沟通和影响的纽带,以历史教育为中心的史学经世致用取向构成明代中后期史学史的时代性内容。     

试析明代宦官籍贯的分布与变化

本文首先从多种史料中统计了明代宦官的籍贯,然后按洪武至正德、嘉靖至崇祯这两段时间分别列表归纳,并比较分析了这两个时期宦官籍贯分布的变化以及造成此种变化的原因,即宦官的来源方式发生了变化由外藩、边地进献向定期选取自宫者转变。     

试析明代宦官内操的兴衰及特点

有明一代,宦官的势力遍及帝国中枢和地方要塞,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军事上来说,自明中期以来,宦官不仅提督京营、监军统兵、镇守地方,而且还在皇城大内演兵习武,同时也为皇帝举行军事体育娱乐活动,史称"内操"。本文主要根据《明实录》、《明史》以及明清历史笔记等相关史料梳理出明代宦官内操的兴衰历程,并分析其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点,力求对明宦官史、宫廷史研究有所增益。     

明代宦官政治与景德镇的陶政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君主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重要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封建皇权的进一步提高,中央对地方统治的日益强化.与此同时,出现了它的副产品,即宦官专权继汉唐以后达到了新的高峰. 如同其它一些封建王朝一样,明王朝在建立之初也曾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力图改革政治弊端.朱元璋以其特有的雄才大略,君临天下,取消了沿袭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和七百多年的三省制度,将相权并入皇权,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为了防止外戚、藩镇、权臣、宦官之祸,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的预防措施.结果,终明之世,在防止外戚、藩镇、朝臣的专权方面,基本上没有超出朱元璋的“祖训”和开国定制,没有女后临朝的事件,外戚的力量“最为孱弱”,也没有出现藩镇割据、权臣专政的局面.但在防止宦官专权的问题上,却违背了朱元璋的意愿,成为明代摆脱不掉的魔餍.在明王朝统治的二百七十七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宦官的势力极度膨胀,全面介入了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事务,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继汉唐之后的又一次宦官专权的高潮.     

明代宦官与士大夫关系的另一面——以宦官钱能为中心

明代成化年间,以专横贪恣著称的云南镇守太监钱能,为士大夫所鄙,屡遭大学士商辂、云南巡抚王恕等人的弹劾.然而,在新近出土的碑刻中,却赫然发现了商辂为钱能母亲所撰的墓志.新史料的发掘,使得人们对钱能与商辂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引申出的明代宦官与士大夫的关系问题,产生了新的思考.     

拉名下:明代宦官政治权力之传承与派系生成

明代宦官间盛行拉名下现象,大珰通过拉名下的手段,与小阉结成情同父子的本管/名下关系。双方关系一经确立,便须各尽义务,尽心维系。本管对于名下,行使家长的抚育、管教之责,并尽力提拔,将其培植成自己在内廷的政治权力接班人。名下对本管亦当恪守忠孝伦理,视若生父,追随左右。以本管/名下关系为核心,内廷宦官形成一个个利益紧密的同派群体,其组织结构犹如传统家族的血缘结构一般,呈现出主干分支式的繁衍形态。以此为基础,又衍生出错综复杂的宦官派系,对朝廷政治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在外廷与内廷的权力角逐中,宦官派系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宦官内部权力格局的形成与演化亦深受派系势力的影响。     

汉唐宦官亦有贤

《文史天地》2010年2期于“史海拾贝”板块,刊载了雷文进先生《明代宦官中的善类》一文,讲述了明代宦官中“间有贤者”数人,他们为助君明智、政治清明、兴利除弊等所起的良好作用。其实,历史上不仅明代宦者中有“善类”,即使在宦祸最烈的汉唐时期,宦官敢废帝立帝,甚至弑帝,也仍然有贤能俱佳的太监,匡扶正义,造福民众。     

明代宦官研究:成果、困境与思考

明代宦官,一直是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最早的论述,多出日人之手。1949年以前,这个领域的研究只能算是略为着墨,多属杂谈、简说性质,刊载于通俗读物上,以飨一般读者。第一部具有较大影响的专著是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中外出版社,1950年;群众出版社,1983、2008年;中华书局,2006年)。此后,台湾学者有一些研究,但数量不多。进入上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对这个议题开始关注,进入了一个研究的繁荣期。就其成果而言,仅据笔者搜罗所及,有关论著即不下二百篇(部)。     

唐代宦官带监门卫将军考

唐朝的宦官之所以权势显赫,就一般而言,其掌握军权是他们获得显赫权势的基础。其中最主要的是掌握禁军主力神策军。其次是飞龙使一职也有宦官掌握,台湾学者赵雨乐先生已有详细的论证。但是,通过阅读史料后发现,宦官掌握军权的来源除以上二源之外,还有一源就是宦官担任监门卫将军。本文仅就此点作一个初步的考证。     

明代茶果银的形成与演变

明代的茶果银是一种重要的历史现象,有礼仪、贿赂和赋税三种性质。茶果在人际交往和祭祀神灵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用银钱代替实际的茶果,于是产生了礼仪性质的茶果银。明朝制度虽然禁止征收茶果银,但贿赂性质的茶果银实际上广泛存在,并造成严重危害。赋税性质的茶果银由礼仪和贿赂性质的茶果银演变而来,到清代成了正规的赋税。     

浅析明代宦官出使的特点——以时间和地域为考察中心

宦官外交是明朝尤其是明朝初年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一独特的外交形式在明代的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纵向的时间差异来看,明初特别是永乐和仁宣时期是宦官出使的鼎盛时期;从横向的区域差别来看,朝鲜是明代宦官出使最为频繁的区域。     

论唐代宦官使职制度与唐后期宦官专权关系

唐代宦官使职制度对唐代后期政局有着巨大的影响。唐代的宦官借助内诸司使体系中的关键性使职,即神策护军中尉和枢密使掌握了唐朝的军、政大权,并不断地对唐廷发起冲击。而宦官本身的权力则来自于皇权,实为皇权的一种变态。此外,高级宦官之间的权力沉浮与争斗也是唐代后期宦官专权现象中不可不察的因素。     

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

本文详细地统计了唐代宦官的籍贯情况,论述了宦官籍贯的分布规律。认为唐代宦官北方籍的人多于南方籍,在北方尤以关内道人数最多,并分析了形成这种分布状态的原因,指出所谓闽、岭为宦官区薮的传统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明代钦差考

钦差作为由皇帝钦命特遣的官员,在明代国家管理事务中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存在形态,这导致了现有研究中对其缺乏整体、专门的关注,在零散的使用中也往往比较随意,出现许多细节性错误。文章通过对明代钦差的详细考证,认为:钦差称谓出现于元代,而在明洪武时期的官方文书中已较多使用;钦差的选派也要经过官僚体系的运作,是皇帝与官员共同合作的结果;其派遣区域以皇帝为中心,既包括地方,也包括京城;其身份凭证除了敕书之外,有的也有关防,甚或印信;明代钦差并非都是钦差大臣,也包括低级官员、宦官及固定差遣者。     

明代大同镇城堡考

堡,小城也。在明代,"西北诸边,与虏相犬牙,非随地为堡,则子女牛羊储粮蓄刍,皆虏资也。"设堡,既可坚壁清野以守,又可待敌疲后以战[1]。堡因其出     

明代同名县考

明代作为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其领土范围十分广大。为了对全国进行有效的控制,明代在全国设有十三个布政使司,一千一百三十八个县。在这一千多个县中,重名的情况非常多,就县来讲重名的现象十分严重,本文就将对这个问题进行简单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