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至中华民国时期土族政治制度概述

土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也是青海省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及乐都县、同仁县和门源回族自治县。另外,在甘肃省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和卓尼县等地也有一少部分土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     

浅析满族文化与女真族文化的关系

女真族建立金王朝后开始更注重自己的文化,满族作为女真族的后继者,其文化一脉相承,在族源上存在着较深的渊源关系。满族人在发展过程中,其文化受到了女真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清朝中期的满族京旗文化亦是对女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女真族与各族的文化交流探讨

女真族历史不长,流动性使其文化积累少,无完整体系、悠久的源流和严格的师承关系,不象汉族有着沉重的、传统的包袱,故其无严密的文化栅栏,对异族文化博采兼纳.女真与突原、高句丽、契丹等有过较长时间的实际往来,又与渤海、西夏、宋、蒙古等相互往来,多元文化使女真文化得到了丰富的滋养.     

唐政权与朝鲜半岛的关系述论

唐朝先后出兵灭掉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和高句丽政权．析其地置熊津都督府和安东都护府,又在新罗领土上设置鸡林州都督府,不但恢复了汉魏时期对朝鲜半岛北部的有效统治,而且在整个半岛地区普遍设立了府、州、县,把这一地区直接或间接地纳入唐王朝统辖之下,这是中国东北古史研究中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     

浪孛儿罕事件与女真族民族精神的觉醒

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年）女真毛怜卫都督佥事浪孛儿罕被朝鲜世祖诱杀,此事件发生之后,女真人开始了针对朝鲜的斗争。一方面们向明朝廷报告了这一事件,另一方面面对朝鲜世祖对女真的侵扰,逐渐形成联合抵抗朝鲜的局面。与此同时,女真人也出现了向建州、海西迁徙靠扰的趋势。这一事件的发生,增强了女真人对国家和民族归属的认识,也增强了他们自信自强精神的升华,从后来满洲族对朝鲜关系的处理原则看,浪氏事件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朝鲜族群众在推进边境地区与朝鲜半岛经贸往来中的作用与思考

丹东地区的朝鲜族群众利用跨界民族优势,在推进辽宁边境地区与朝鲜半岛经贸往来中,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对朝鲜族特殊作用认识不足,出口产品结构不尽合理,朝鲜族文化活动环境不够优良等。对此,提出几点思考。     

金代的汉化进程与女真族文学演进研究

金代的汉化进程与整个金代相始终。其中,科举制度的设立、生活方式的变迁、典章文物的迁移、帝王与贵族对中原文化的喜好,等等,均直接影响着金代的女真族文学,也直接影响着金代的文坛生态。总体上看,金代的汉化进程不断深化的过程,与女真贵族的生活方式的变化相始终,也恰好与金代女真族文学的兴盛相始终。     

汉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考古学观察

公元前２０２年～公元２２０年汉王朝的４００多年间,是中国和朝鲜半岛交往的一个重要时期。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国和朝鲜半岛两地考古发现的城址,竖穴土圹墓、竖穴木椁墓和瓮棺葬等墓葬,瓦当、铜镜、钱币以及盖弓帽等出土遗物的比较分析和研究,可以看出汉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既有政治上的联系,又有文化上和经济上的交流。公元前２世纪后半和公元前后,是交往的两个高潮时期。这种交往,是通过辽东半岛路线和渤海及黄海等海上通道实现的。汉文物的流入、技术的传播、文化的交流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朝鲜半岛国家的形成有着某种催化作用。     

浓红绿翠映元明 景德镇元末明初红绿彩高足杯赏析

景德镇窑烧制的元未明初红绿彩瓷（图1）,香港艺术馆东方陶瓷学会、香港中文大学以及美国波士顿博物馆都有馆藏。国内个人虽然也有零星收减,但存世的总体数量依旧屈指可数,且以高足杯造型居多。     

唐朝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

公元7～9世纪唐与朝鲜半岛在文化领域交往频繁,唐在儒学,佛教,道教,律令典制,科技等方面对朝鲜半岛影响深远,同时朝鲜半岛也在文化方面影响唐朝     

洪武初年明、北元、高丽的地缘政治格局

洪武初年,明朝、北元政治中心皆处于东部,对地处东北亚的高丽十分重视,极力经营。洪武五年之前,明军在东北亚的势力逐渐增长,压倒北元的传统影响,高丽恭愍王王颛断绝了与北元的联系,结束了元朝、高丽传统的以政治联姻为纽带的政治联盟,与明朝建立了以"华夷秩序"为纽带的新的政治联盟。洪武五年"岭北之役"后,王颛面对北元复兴的态势与国内亲元派势力的再次活跃,采取了与北元暗中缓和关系的举措,后又在无法彻底倒向北元的情况下,选择彻底倒向明朝,征伐耽罗蒙古人,但却因此激化了与国内亲元派权贵的矛盾而被杀死,重新由亲元派权贵掌权的高丽倒向了北元。     

元末明初南园五先生生卒年考补证

南园五先生,是指元末明初于广州南园结社的地域诗人群体。他们是岭南诗派的开创者。有关他们的生卒年,众多文史工具书和论着或者不做考证,或者歧义颇多。笔者近年因对南园五先生作专题研究,读到了一些新材料,考订补证了五人中孙蕡、王佐、黄哲、赵介的生卒年。     

论明前期的清官循吏

明前期的清官循吏数量较多,形成一个群体,明中后期的清官循吏数量锐减,成为偶发的个体。但就名气而言,明前期的清官循吏却明显不如中后期的清官循吏。这主要是因为明前期和中后期的政治环境和君主的治国之策不同造成的。     

明代女真与朝鲜的贸易

明代居住在图们江、鸭绿江流域的女真族农业比较落后,手工业不发达,在远离明辽东地区的情况下,所需生活必需品只有通过与临近的朝鲜贸易才能解决。因此,女真与朝鲜的贸易往来比较频繁。贸易形式通常是女真携带"土物"到朝鲜京城"进献",从中得到朝鲜的"回赐"与边境互市贸易两种形式。这种贸易补充了各自所需,丰富了双方的经济生活,尤其是给女真社会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     

论明前期斡朵里女真与明、朝鲜的关系--兼论女真对朝鲜向图们江流域拓展疆域的抵制与斗争

本对斡朵里女真与明、朝鲜的关系进行了考述。认为斡朵里女真自洪武初年已迁徙朝鲜吾音会,至正统五年(144)西迁苏子河畔,中间除西迁辽东凤州十余年外,一直居住图们江流域。斡朵里女真居住图们江流域对李朝政府向图们江流域拓展疆域进行了有效地抵制和斗争,致使李朝以图们江为界的欲望始终难以实现。     

明前期中朝东段边界的变化

中朝之间的东段边界,大约从渤海时起,至元朝初年约千余年,基本稳定在朝鲜成兴以南的定州、宣德、元兴三关及都连浦一线。元朝建立后,元与高丽的东段边界南移至朝鲜铁岭一带。中朝边界北移改为西以鸭绿江、东以图们江为界始于明前期。     

宋元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瓷器交流

本文根据近年的考古发现及相关的文献记载讨论了宋元时期中国瓷器对朝鲜半岛瓷器的影响,并主要探讨了中国出土的高丽瓷器、它们输入中国的途径及由此而体现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经济文化交流.     

汉代以前山东与朝鲜半岛南部的交往

根据<史记>等文献记载,山东与朝鲜半岛南部的文化交往始于秦代.本文从考古实物出发,在韩国出土的考古实物中辨别出来自战国时期齐国的铜剑和铜鼎等遗物,从而以确凿的考古证据证明山东和朝鲜半岛南部的人员与文化交往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已开始了.战国时期齐国亡民应是从山东半岛出发,经海路直接东渡到达朝鲜半岛南部的,这对于纠正学界认为这条航路开通于南朝刘宋时期的传统认识也有一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