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分裂:从暗中斗争到公开论战——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二

1961年后期,为了将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采取了暗中斗争的方略,对定性为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苏共新党纲不做公开直接的批判。其后,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共从维护阿尔巴尼亚党人手,开始着手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结束。1962年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外交较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中苏关系性质的认识,影响了两党继续务实地寻求共同利益,求同存异,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特别是毛泽东把中共党内反省三年来政策失误时显露的否：毫“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倾向,当作是对赫鲁晓夫关于中共国内政策批评的呼应,进而：重新检讨与苏关系问题,警惕国内外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起来进行颠覆活动。与此同时,国际左派队伍的形成使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作为共运领导中心的条件已具备、时机也已成熟。中共做出了中苏两党矛盾已成为敌我性质、赫鲁晓夫已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判断。毛泽东最终调整对苏方针的基调,改以妥协、让步、缓和关系为主为以主动进攻、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主。中共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成为定局。     

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使国民经济陷入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     

皖南事变善后过程中的日军因素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濒临破裂.国民党持续推进"剿共"部署,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亦有计划于1941年春季集中兵力肃清河北、江苏、山东三省.中共中央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采取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的应对方针.就皖南事变一事,日军认为国共最终会相互妥协,不会对战局造成大的影响,参谋本部亦因"南进"方针,否决了中国派遣军的计划,要求其在"南进"之前对国民政府军事施压,以便于从中国战场脱身.中国派遣军趁汤恩伯集团为"剿共"而调动之际发起袭击,即豫南会战.中共继续在军事上保持克制.豫南会战影响了国民党军队的"剿共"部署,但未能改变其方针,国民党甚至讨论赶在日军进攻陕西之前,先出兵攻下延安.就在此际,日军开始为消灭卫立煌集团而集结兵力,并有意散播将进攻陕西的虚假情报,隐藏其作战计划.国民党在日军压力下,软化立场向中共请求支援,许诺中共"配合作战"便可谈好"根本问题".在皖南事变善后的过程中,日军虽非有意去影响国共关系,但其军事行动打乱了国民党的部署,为国共关系的缓和提供了"转机".抗战期间日、国、共三方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在皖南事变的善后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代人受过的陈独秀──《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书后

自中共建党后,陈独秀在担任长达六年五届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期间,中国革命的进退行止,一直在莫斯科导演之下。先天不足的中国大革命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无不与陈独秀和莫斯科的指挥者密切相关。在中共早期历史研究中,抓住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环节,就找到了解读许多难题的锁钥。李颖所著《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书,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课题的研究,多有新义,不同凡响。     

我在红旗渠工地任连长的经历

我于1938年出生在林县（今为林州市）城关镇大菜园村,初中毕业后到河南地质队工作。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同年秋季,我响应上级的号召,下放回乡。此时,家乡的红旗渠建设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上工地的民工实行轮换制（每月换一次）。因为粮食紧缺、无法吃饱,而且在工地上还得干很重的体力活儿,所以有的人就不想去。     

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代表大会

<正>在中共召开过的历次代表大会里,其中有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是在异国之地莫斯科举行的,这就是中共六大。1927年春夏,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和刘少奇

毛泽东说形势一天天向上了,要继续“跃进”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国民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     

一九三六·国共秘谈的经过

在1935年底,国民党曾一度寻求与中共和谈。在双方的努力下,国共两党于1936年间在莫斯科、南京、上海等地,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从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年中共方面与国民党谈判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潘汉年同志,他为国共两党之间的沟通做出了重大努     

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

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 ,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1 2 2次 ,做出了 73 8个决定。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 ,并且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 ;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 1 92 3— 1 92 5年 ,莫斯科提出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1 92 5年秋开始发生右倾化的转变 ,最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周恩来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

1928年5月,为出席中共“六大”,周恩来由上海去莫斯科,直至10月回国,在苏联逗留近半年之久。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去苏联。 大连遇险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并率军南下,后去香港养病,年底才回到上海。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分析研究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政治形势,制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     

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时的周恩来

1928年5月,为出席中共六大,周 恩来由上海去莫斯科,直至10月回国,在苏联逗留近半年之久,其间曾去法国访友。在苏期间,他除去参加中共六大,还曾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江浙同乡会”假案平反。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去苏联。 大连遇险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并率军南下,后去香港养病,年底才回到上海,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分析研究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政治形势,制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央决定尽快地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关于开会的地点,因当时国内白色     

论说十三年--访孙英同志

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到今天,已经过去整整十三年了.在这十三年里,中国的飞跃发展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叹,甚至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中国的巨大进步.那么,在这十三年里,中国取得了哪些辉煌成就?而这些成就又是怎样取得的?在中共十六大召开的前夕,本刊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共十六大代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孙英同志.     

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连载6）

1928年6月,莫斯科,中共“六大” 原定计划,中共“六大”是在澳门或香港举行,但在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告知,苏联政府愿意出巨资将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接到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德镇一栋名叫塞列布若耶别墅,召开党全国代表大会,这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中央会议。     

当代黑龙江史学会’96——第一批科研课题(讨论稿)

[1945—1949年]1.北满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地位与方针。2.中共在北满实施的各项方针、政策。3.中共党的重要领导人在北满的革命活动。     

西安事变前夕的潘汉年

1998年是“西安事变”52周年,在纪念这举世震惊、完成全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事件时,我们不能不怀念那些为促成国共合作而作出贡献的英雄们。潘汉年——这位我党在秘密工作战线上的传奇人物就是其中之一。莫斯科王明点将1936年1月初,正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潘汉年被团长王明叫去谈话。王明要潘汉年代表自己去同国民党驻苏使馆武官进行谈判。1935年,长期以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在对中共的态度上也有所变化。最初,他很想通过苏联对中共施加影响,使中共能够服从他的统率。基于这个想法,他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     

权力机制与联络技术：莫斯科与早期中共

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革命的帮助与贡献不容否定。但1927年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的指导难辞其咎。其中莫斯科与各成员党之间的权力机制与联络技术直接影响了各国革命的成败。高度管控的体制与各国国情千差万别之间的矛盾,信息联络技术滞后与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之间的矛盾几乎普遍存在。莫斯科一味强调世界革命的统一行动路线,不顾及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差异,不允许各成员党主动制定出符合各国国情的方针,将俄国经验与模式强行套用于各成员党的革命实践中。而当时的通讯联络技术与莫斯科的高度集权之间又无法协调,莫斯科与上海中央之间的通讯不畅以及相关情报的相互矛盾乃至虚假,势必导致莫斯科的决策失误和中共中央执行上的困难。到1920年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乎普遍停滞不前。1927年中共革命的失败不过是其中一个个案而已。     

党的三代领导人的科技战略思想

在科技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征程中 ,制定正确的、适合本国国情的科技发展战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 50年里 ,中共三代领导人为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在理论上成功地解决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地位、立足点、动力、路径和支撑力量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 ,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战略思想 ,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迅速崛起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     

蒋介石、胡宗南与1943年闪击延安计划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相对缓和,但国民党对陕北地区控制权的争夺并未停止,1943年夏季蒋介石误判日苏冲突在即,命令胡宗南7月10日闪击延安.此后因日苏关系趋于缓和,中共又获悉计划详情,蒋被迫暂停军事行动.随之中共全面改变“和国”政策,展开大规模政治攻势,国共紧张的军事对時演变为舆论宣传战.而苏联公开介入国共冲突,刺激蒋介石再度计划进攻陕北,但罗斯福的反对态度及党内人士对英美停止援助的担心,军事制裁方案最终放弃,重新将中共问题定位为政治问题.由此可窥知,国际因素成为蒋介石考量战时国共关系的关键所在,但随着美苏深层次的介入国共冲突,国共关系及其实力的变化又转而成为影响美苏在华存在的重要变量.更为重要的是,闪击延安计划促使中共重新定位与国民党的政治关系,国共关系迅即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和战之间--战后中共建国方针之演变(1945年8月-1946年11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的建国方针实际上经历了以战建国,到和平建国,再到打谈图和,终到弃和就战的过程.从以战建国到和平建国的转变中,美国、苏联的作用不可低估.和平建国方针确立后,中共为之实现付出了真诚而艰辛的努力.     

走近中共六大

中共六大为何远赴莫斯科召开?苏联有关方面对六大给予了哪些帮助和指导?中共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1928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