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叶

<正>孙中山:"打麻将很像我们的革命起义"孙中山在一次革命行动失败后,转移到上海重振旗鼓,等候时机东山再起。有一天,几个革命同志闲来无聊,凑了四个人打麻将娱乐。不巧,被孙中山撞见了。他们自知犯错,一阵惊慌,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是好。面对如此尴尬场面,孙中山不但继续叫他们打下去,而且还笑着说:"打吧,打麻将很像我们的革命起义,这一局输了没啥关系,可寄希望于下一局,永远充满了机会,永远充满了希望。"     

为何中国古代行政区划总是在二级和三级之间徘徊？

正中国古代有两个政治术语,一个叫"内重外轻",一个叫"外重内轻"。当中央权力强大而地方权力比较弱的时候,叫内重外轻;在中央权力弱、地方势力强大的时候,叫外重内轻。决定中央和地方力量对比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央下面一级政区的面积多大比较合适。面积大,地方官的控制能力就大。好处是当地方上有起义及外敌入侵等突发事件时,中央可以大面积组织资源进行抵抗;坏处是中央不好控制地方,容易出现分裂,东汉和唐代就是这样。面积太小,权力小了,皇帝倒是好控制了,但是地方上权力太分散,一旦有大规模的起义或者外敌入侵,地方上就无法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抵抗。宋朝和明朝便是这样。     

论瑞昌马头"西晋"墓的年代与归属——兼谈孙吴时期的不归葬

通过对墓葬要素的通盘考察和综合分析可知,瑞昌马头"西晋"墓的年代应为孙吴晚期.该墓的平面形制取法鄂城地区,随葬明器则多见江浙地区文化因素,故其丧葬文化兼具鄂城和江浙地区特色.马头墓墓主来自江浙一带,是对其丧葬文化特点最为合理的解释.江浙人士葬身都城以外的他乡之地,在孙吴时期并不鲜见,是孙吴不归葬的真实体现.孙吴不归葬的原因不止是"戎事军国异容"的时局,更在于统治者的强烈忧患意识.马头墓的年代调整为孙吴后,江西地区孙吴、西晋墓葬在模型明器之有无上的差异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与江浙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反映了西晋一统后南方社会发展的区域性差异.     

运河水工文化记忆：“马头”地名源流考略

正题记:很多人到过都江堰,知道"鱼嘴"是都江堰的分水工程,因其形如鱼嘴而得名,它昂首于岷江江心,把岷江分成内外二江。西边叫外江,俗称"金马河",是岷江正流,主要用于排洪;东边沿山脚的叫内江,是人工引水渠道,主要用于灌溉。鱼嘴的设置极为巧妙,它利用地形、地势,巧妙地完成分流引水的任务,而且在洪、枯水季节不同水位条件下,起着自动调节水量的作用。其实,"马头"也是一项水工建筑,其作用和"鱼嘴"很相似。而由工程名称演变为地名,     

八一起义纪念馆筹备处在南昌成立

纪念"八一"起义的"八一"起义纪念馆,九月中旬在南昌市成立。馆址设于"八一"起义时总指挥部所在地原"江西大旅     

那达辣

红河北岸有个叫山马头的地方。这一带山高坡陡,气候炎热,多旱少雨,土质泛红,盛产辣子。这里的辣子个头小,皮发亮,皮薄,半透明,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籽,含油量又高,包辣椒的纸能被油浸透,味道又辣又香。当地人把这种辣子叫作“那达辣”。那达辣是怎样来的呢?当地有这样一个传说。从前,有两弟兄,一块作生意,哥哥叫那法,弟弟叫那达。一个三伏天,弟兄俩做生意路过山马头,山上土地烫得冒火,一丝风也没有,又闷又热,但找不到水喝。弟兄俩又渴又饿,人和马都精疲力竭;人提不起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正北伐开始后,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区委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但由于共产国际要求"不抛头露面""不谋求领导权",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成分十分复杂。为利用孙传芳集团内部矛盾,1926年10月23日,区委仓促决定起义。次日凌晨,一些工人纠察队因未收到起义信号而纷纷散去,一些发起进攻的起义者则很快被军警驱散。第一次武装起义还     

“建国号”飞机起义参与者张华访谈录

正1945年8月20日,汪伪政府专机"建国号"从扬州起义,降落在延安机场,开创了敌营中驾机起义投奔革命的先例。到延安后,"建国号"改为"820号",成为八路军接收的第一架飞机。毛泽东、周恩来对"建国号"起义非常关注,曾亲拟电文。当年,张华作为"建国号"飞机起义的参与者之一,亲历了起义全过程。单杰华、杨志军(以下简称"单、杨"):您是怎样进入空军学校,又是什     

孙中山撰联悼战友

正孙中山平生撰联不多,但为了纪念革命中牺牲的同志和战友,彰扬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精神,他写过一些悼友刺敌的挽联,其中不乏饱蘸深情与痛恨的联中佳作。光绪三十三年(1907),同盟会会员徐锡麟计划与留日归国后的秋瑾同时在安徽、浙江两省起义。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提前起义,枪杀了安徽巡抚恩铭。起义失败后,徐锡麟被     

罗马政治视域下的犹太人起义

从罗马政治统治的视角出发,通过对犹地亚犹太人起义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罗马行省之一的犹地亚地区,在整个罗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无特别之处,犹地亚犹太人起义只是罗马帝国众多起义中的一部分内容。从各地起义的破坏性来看,犹地亚犹太人起义的破坏程度并不能与同时期其他起义的破坏程度做出精确比较,它在罗马国家政治范畴中并无特别之处;从罗马对行省统治的流畅程度看,犹地亚地区的政治统治是罗马政治统治比较稳定的边疆地区之一。学术界之所以强调犹太人起义的特殊性,一是在于犹太民族留下的文字记录比较丰富,从而在"史料"上影响了后来历史书写者的"历史认识";二是由于犹太起义研究者往往基于犹太视角,忽略了犹地亚地区只是罗马国家的一部分,其政治范畴不能超越罗马"合约"这一基本事实。     

王马头与呌天子(仡佬族)

在风清烟静的山洼洼里,有一个朝天洞。洞后的半坡上,有一个叫哪够塘的仡佬寨。寨子里住着一个蛮横得象牛一样的王马头。自从他马住了方圆团转九九八十一个坡,七七四十九片田坝后,就更加头高尾翘了,走起路来,衣裳尾巴都搧得死人,在哪够塘天是老大他就是老二。虽然如此,但近几天却碰到了一件使他气得嚥不下吐不出的事。原来,对门寨的穷帮工杨老满,前不久在云南对山歌,居然带回来了一个叫“叫天子”的漂亮女人。有一天王马头在水井边遇到了长得象刺藜花似的叫天子,便心痒的耐不住,张开饭瓢嘴就去挑逗:     

京剧与江苏大运河

<正>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中国的戏曲班子为了生活也为了艺术,带着行李、行头,在一个沿河城镇演出结束后,又乘船赶到另一个城镇演出。就这样一个码头一个码头地演过去,其行话叫"跑码头"。所以,中国戏曲传播向来有"水路传播"之说。大运河作为中国古代的经济大动脉,沿线城镇最为众多、最为繁华,正是戏班子"跑码头"的最佳场所。它促进了古代戏曲的南北交融,提供了戏曲繁荣的物质基础,奠定了大运河沿岸"百花齐放"的戏曲面貌。在大运河文化血脉的滋养下,更产生了中国的国剧——京剧。而江     

南昌起义评价一辩

关于南昌起义评价中有一种意见,虽然也肯定起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又认为起义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摸索正确革命道路不沾边,脱离了土地革命,犯了“城市中心”错误。我认为这样评价南昌起义,不符合历史事实,本身也自相矛盾。发生     

我参加汉阳保卫战的点滴回忆

我叫冯谦伯,原籍湖南长沙人,早年因家贫失学失业,在清末投入新军当兵。辛亥武昌起义,我随着新军反正,参加起义。1912年,我退伍后,在武昌青龙巷开了一家“谦记牛肉馆”。关于当年汉阳保卫战的情况,虽然事隔几十年,然大致情况还依稀记得。     

傣族同盟会员刀安仁“蒙不白之冤”吗?

傣族同盟会员刀安仁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但辛亥武昌起义后,未能参加九月初六夜的腾越起义。因此,起义成功后出任新建革命政权腾越军都督府都督的不是刀安仁,而是发动和领导这次起义的张文光。刀安仁在腾越"自称都督"不足一月,期间也无所谓对民主革命的"重要贡献"。蔡锷向南京临时政府状告他唆使永康刀上达"肇乱",鼓动土司闹分裂,谈不上"诬告陷害"。历史研究应以事实为依据,不能因为刀安仁是傣族,便罔顾事实,而凭空塑造其"高大上"的形象。     

贺龙:用兵就要爱兵

正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写贺龙:他的口才很好,说起话来能"叫死人活过来打仗"。但贺龙在士兵中建立崇高威望的原因,口才只是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表象,其自身的军事才能与个人魅力才是根本。贺龙数十年一贯坚持的"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理念,及"要用兵就要爱兵"的带兵实践,也是深得将士之心的重要原因。1928年春,南昌起义后的     

祭马台与泣血碑

在宜州城北门下的龙江河畔,有两块上下相连的石头,形如一个巨大的马头。石头上刻着“祭台”两个醒目的大字,宜州人民把这“祭台”叫“祭马台”,在“祭台”旁的一块大石上又刻着“泣血”2字。     

武昌起义飓风眼中的袁世凯与萨镇冰

正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长期只批判袁世凯是导致辛亥革命半途而废的窃国大盗;而对旧中国海军的灵魂人物萨镇冰,则至今仍然有人批评他没有直接参加武昌起义是其"最窝囊的不光彩的一页"。现在看起来,这些显然都是对历史人物的求全责备。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萨镇冰与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的那个特定时间节点,两个在"同一个锅里搅勺"的同龄人之间的关系和一些鲜为人知的尘封往事,很有点儿意思。"伯乐"举荐"千里马"     

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

迄今为止,包括本人在内的历史研究者对蔡锷生平事迹的介绍,有个毫无例外的共识,即都说他1900年留学日本期间,曾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经查,学术界这一共识,纯粹来源于梁启超的《蔡松坡遗事》一文。其实,梁启超此文所述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他不过是在当时人们对"护国英雄"蔡锷的尊崇和景仰的社会大环境下,为给蔡的早期生平增添一个不大不小的亮点,并借此展现一下自己在自立军"勤王"起义中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以博得更多的"点赞",而有意编造的一个"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美丽故事而已。     

百岁老人彭猗兰：我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在"八一"南昌起义81周年来临之际,我有幸采访到了参加南昌起义极少数健在者之一的百岁老人彭猗兰。彭老1908年生于安徽芜湖,1925年进入广州中山大学学习,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彭老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教导员。后随林伯渠至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之后随起义部队领导同志转战广东,经香港、去上海、西安等地继续开展革命工作。解放后任国务院干部,现已离休。彭老虽年逾百岁,但依然体格硬朗、精神矍铄。彭老讲述了她在"八一"南昌起义前后的亲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