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长城考

<正> 战国后期,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在北击林胡、楼烦,辟地拓境之后,为了保障这一地区的安全,曾沿赵国北部的新边修筑长城。关于这条长城的具体走向,长期以来,一直不甚明了。爰为此文,以事考辨。 《史记·匈奴列传》说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以后,赵“置云中、雁门、代郡”。赵武灵王长城作为保卫赵国北部领土的屏障,必在云中、雁门与代郡的北界,由这三郡的北界地望可以推断赵武灵王长城的具体位置。     

昭君出塞路线考辨

汉王昭君出塞的路线,史无具体记载。学界有陕甘间的秦直道和山西境的通塞中路二说。前者以秦直道直而近捷,《通鉴》胡三省注谓汉曾发七郡各二千骑迎单于的七郡为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至长安,即所经行应为秦直道。本文持通塞中路说:根据是汉匈间礼聘、和亲往还走通塞中路有间接的具体记载;此线虽曲缓,却易行又安全;汉遣七郡迎护单于的"七郡"实为通塞中路的河东、太原、代、雁门、定襄、云中、五原;通塞中路一线有关的世代传说是对信史的补充。     

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秦郡名称补正

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律令文书中出现了大量秦郡名称,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 (以下简称<考略>)、于薇<试论岳麓秦简中"江胡郡"即"淮阳郡">(以下简称于文)已经就其中一些郡名作了梳理和考证.现结合秦玺印封泥、里耶秦简以及秦兵器题铭等材料中所见的秦郡名称,对以上两位先生未言及之处略作补充.     

论东汉初期北部边疆卢芳割据政权的控制地域

西汉末东汉初期,北部边疆出现了一个由匈奴贵族扶持的以卢芳为首的割据政权,称其号为"汉"。作者认为至建武六年(30),卢芳割据政权控制地域包括西汉时期的8个郡域,即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代、安定和北地郡的全境或局部。建武十四年(38)始,随着东汉完成内地政治统一而将着眼点转向北疆地带、其割据势力内部矛盾升级,所控制地域逐渐被东汉军攻取而趋缩小,直至其灭亡。     

东晋南朝山阳、淮阳二郡侨实问题考辨

东晋义熙土断中,置有山阳、淮阳二郡,南朝相沿,学界往往将此二郡视为侨郡。山阳、淮阳为郡国之名是在汉代,西晋分别改为高平郡、陈郡。在东晋置山阳、淮阳二郡前,此二地已有山阳、淮阳之名。根据东晋侨郡用名之例和《宋书·州郡志》记载新置侨郡、实郡之例,山阳、淮阳二郡并非侨置。由山阳、淮阳二郡设置的历史、地理因素以及领县等情况来看,此二郡与土断中侨郡的设置情况不尽相符。山阳、淮阳二郡并非取旧土之名,在西晋没有相对的原郡,虽土断中所立,并不是侨郡。     

秦陇西郡建置沿革考

以往学者多是"静态式"的研究秦陇西郡的始置时间,又因为史料中的不同记载,致使诸家各执一词,难有定论。本文从秦郡动态设置的角度出发,通过钩稽传世及出土文献的内容,提出秦陇西郡是一个动态的设置过程,从而很好地解释了文献中关于秦陇西郡始置时间相关记载间的矛盾,为研究其他早期秦郡的建置沿革过程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范本。     

岳麓秦简秦郡史料补议

秦郡问题历代聚讼纷纭,当下依然是研讨热点①。陈松长先生曾评介岳麓书院藏秦简若干涉及秦郡的律令条文②。综合纪年、避讳等因素,可大致认定岳麓秦简律令部分的抄写年代下限在秦二世时期③。本文采用法律史学研究方法阐释岳麓秦简若干秦郡史料,结合传世文献,在学界丰硕成果基础上试析秦定陶郡、陇西郡、泰山郡问题。     

古韵传承 锦绣山阴

雁门故郡,山阴新府。翠微南横,洪涛北奔,南临雁门天险锁钥,北扼边塞内边故道;地接三晋内外,大道通衢;雄踞塞北要冲,山河锦绣。狄戎故地,金戈铁马,三百谜冢说汉魂;滔滔桑干,长城蜿蜒,新旧广武耀千秋。古曰：山南水北为阳。山阴,居于翠微山之北,因此得名。山阴北望平城,南拒雁门,西临平朔,东傍应州。历史悠长,古迹众多;人杰地灵,才俊辈出。大运高速横贯县境,四通八达;     

西汉敦煌郡长城的修筑——兼论酒泉都尉、酒泉候官的设置

汉武帝反击匈奴、拓地西北,促使长城逐步向河西地区延伸。经过研究得知:敦煌郡长城作为河西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修筑时间应在元封三年(前108)至太初四年(前101)间。在长城修筑完成之前,敦煌郡主要依靠天田工事与酒泉候官、鱼泽都尉等屯田机构防御匈奴。至太初四年敦煌郡长城修筑完成后,西汉又开始修筑敦煌西至罗布泊的亭燧,而同年设置的酒泉都尉应负责对这段亭燧与敦煌郡长城西端进行管理。酒泉都尉应以酒泉候官为基础进行设置,而酒泉候官应是敦煌郡西北部设置最早的候官,其可考的存在时段为太初元年(前104)至神爵元年(前61)间,后至迟到五凤元年(前57)为新置的大煎都候官取代。因酒泉候官曾长期作为西汉边疆西北极,故疑扬雄所谓“西北一候”即指此也。     

“江胡”与“州陵”——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两个地名初考

岳麓书院秦简中有与秦郡设置有关的资料。本文对其中出现的"江胡"、"州陵"二地加以考察,认为"江胡郡"应在九江郡之东,可能是会稽郡前身;州陵则当是南郡属县。     

陕西战国秦长城调查与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所指的战国秦昭王长城,其实是战国秦、统一秦和西汉前期等三个时代前后相继,经过沿用、修缮、新建等各种形式建造后所存留下的长城;文献中屡见的汉"故塞"长城是西汉在战国秦长城的基础上加以利用新建而成的;战国秦长城的结构和体系不是我们习见的明长城模式,呈现出早期长城体系不完备的共同特征。究明布纹筒瓦的渊源及在秦地的传播过程,是判断长城时代属性的主要依据。     

明代延绥镇长城的修筑及其地理意义

本文对明代延绥镇长城的"二边"和"大边"的修筑时间、地点、修筑者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二边"长城为余子俊督修,时间为成化九年(1473年)三、四月至次年的三、四月之间;"大边"长城则为文贵主持修建,时间在弘治十七年(1504年)九月至正德二年(1507年)四月之间。"二边"长度为2013里(明里)195步,约合1183.4公里;"大边"长度为1087里(明里),约合639.2公里。延绥镇长城的修筑过程与明代西北边防方略的发展过程密切关联,也间接反映了边地卫所土地屯垦的变化,对研究历史时期陕北长城沿线环境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宁夏明长城资源调查中三则新发现

明代中期以后为防御蒙古套部扰掠,在今宁夏南北分设固原、宁夏两镇,所谓“九边重镇”独占其二。同时先后修筑了包括“河东墙”及“沿河边墙”、“深沟高垒”与“横城大边”、“旧北长城”与“北长城”“西长城”“固原内边”以及“徐斌水新边”等数条备边工事。本文拟就长城资源调查中新发现与确认的明代对固原镇城附近战国秦长城的修缮利用、“徐斌水新边”长城以及“河东壕堑”三则新发现及相关情况略作介绍论述。     

内蒙古丰镇市双台山“大明洪武二十九年”石刻考释——兼论明代早期北边防御体系的转变

2007年,内蒙古长城资源调查队在调查乌兰察布一呼和浩特段明长城大边时发现一处石刻,刻于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主要记述了兴筑石刻附近长城的时间、修筑者、所修长城的起止位置及长度等,为研究这段明长城的修筑史提供了一份价值极高的文字资料。同时,明代洪武年间北边防御体系的建立与这段长城关系密切,长城与沿边卫所共同构成了点线结合的综合防御体系。永乐时期,明朝调整了北边防御战略,北边防线南撤,这段长城的作用逐渐减弱。     

隋朝的北部防务与长城问题

本文认为,长城在隋朝得到了利用,但是隋朝多沿承前朝旧有的基础,而且是部分地采用,其目的是防御突厥的进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长城的建设只是隋朝处理北方关系的一个手段,隋很重视军队的建设和将领的选拔任用,以综合措施防守北方边地。这是隋朝长城修建的特点。     

中国古代长城的历史角色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为加强防御,在北部边疆长期建立了长城防御体系,明代在海洋空间面临实质性挑战后,在东部近海地区也开始构建了长城防御体系。长城一方面起到了有效的防御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被动特征,无法彻底解决来自北方族群与东部海域的威胁,反而产生“反噬效应”,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与社会动荡,甚至带来全方位的政权危机,这是影响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重要因素。长城虽然是政权之间的界限,却并非族群之间的界限,而是一条生态过渡区的界限。     

甘肃境内长城遗址主要病害及保护研究

甘肃境内长城遗址受自然地质作用、人类活动及环境诸因素的综合作用,破坏严重,急待抢救性保护。为此调查了各时代长城的分布、保存现状。经分析表明其发育主要病害有表面严重风化、基础掏蚀凹进、多种类型裂隙、崩塌和坍塌及人为破坏,从而针对性的提出土坯砌筑托换加固地基、静压注浆加固地基、锚杆锚固、裂隙注浆、表面渗透注浆、小锚钉锚固注浆工程等长城遗址的保护加固技术。以汉长城广昌燧和战国秦长城马家山段为例具体介绍了长城遗址的保护加固。结果表明,所用方法对土建筑长城加固保护具有参考价值。     

论北魏长城-军镇防御体系的建立

公元5世纪初,柔然崛起于大漠。在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其威胁的情况下,为了防御柔然的侵扰,北魏先后3次大规模修筑长城。但是,长城作为单一的防线无法长久地阻挡柔然的骚扰和南侵,因此,北魏设置了众多军镇,构成统一有效的长城——军镇防御体系。     

锦州地区西晋至前燕时期的汉人墓葬

锦州地区的西晋至前燕时期的汉人墓葬有砖室墓和石室墓两种,其中侧壁外弧的顺长方形单室砖室墓为来自幽州的移民所遗留,带前、后室的砖室墓也来源于中原地区,砖室墓的年代在前燕建国前后;石室墓为来自辽东地区的汉人所遗留,年代在前燕建国前夕、前燕中晚期。锦州地区这一时期的汉人墓葬均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多数墓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慕容鲜卑的文化影响。     

石关峡:最早的玉门关与最晚的玉门关

丝绸路上的著名关隘玉门关,伴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及其路线的变化,关址有过几次改徙。本文披检有关史料,并经反复实地踏察,考得西汉最早设置的玉门关位于今甘肃省嘉峪关市石关峡,置关时间当在武帝元封四年,至太初三、四年间李广利二次伐大宛之际,随着汉王室西方战略的需要,遂将玉门关西迁至敦煌郡西北。石关峡至今仍残留关址和汉长城遗迹。迨及五代、宋初,该峡又被重新利用,重又设为玉门关,为敦煌归义军与甘州回鹘政权之间的分疆之处和东西交通要口,此为最晚的、最后废弃的玉门关址。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西夏占领河西后,玉门关就从史籍上消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