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生错觉的现存明代起居注

现存明代起居注共有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它们是研究明神宗、明光宗和明熹宗在位期间历史的珍贵资料。但只看其《万历起居注》、《泰昌起居注》和《天启起居注》之书名,易误认其是分别记载明神宗、明光宗和明熹宗在位期间全部言行之书。实际上它们只分别记三个皇帝处理朝政的活动,而不记他们在宫内的生活起居。记宫内生活起居者是另外一种今已失传的内起居注。另外,由于明代内阁大学士在体制上不同于他朝之宰相,他们的身份类似皇帝的秘书,因而上述起居注将大学士帮助皇帝处理政务而撰写的本章等,也纳入其记载对象之中,这又是一个极易被误解的方面。由于明光宗只在万历四十八年七至八月执政一月余即死去,打乱了明朝新老皇帝交替时从第二年更改年号之惯例,从而造成起居注书名中的年号与使用此一年号的皇帝互有错位,这是明代起居注易于被误解的第三种情形。     

宽缘折二泰昌通宝应属开炉钱

明光宗朱常洛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即位,改元泰昌。九月卒朱由校接位,是为熹宗。泰昌年间,并未铸钱,现在见到的泰吕通宝．是熹宗天启元年令两京及各处补铸的。泰昌元年十二月,南京监督铸钱主事荆之琦上奏曰：泰昌年号已广播天下,故而应铸泰昌钱。次年,上准奏,于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壬戍,颁泰昌钱式,补铸泰吕通宝一年。     

苦命的一月天子——朱常洛

明光宗朱常洛,可谓中国历史上一个苦命的皇帝。他虽是明神宗长子,却遭到父皇的百般鄙薄。在正位东宫太子的过程中,经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岁月,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难产的超龄太子。他福浅命薄,在位刚刚一个月,便撒手人寰,是名符其实的“一月天子”。为何他的人生之旅如此曲折艰难,他的命运如此多舛而悲苦？个中缘由还得从波谲云诡的万历后宫说起。     

潞简王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

潞简王朱翊镠是明朝晚期的一个亲王。就研究明史而论,如果将其详细情况,作一具体的考察和研究,这对研究明代的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将是有益的。一潞简王朱翊镠其人潞简王朱翊镠,是明穆宗朱载垢的第四子,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镠钧的同母弟。他生于隆庆二年(1568年),“生四岁而封”(册封为潞王),“万历十七年之藩卫辉”(今汲县即明代的卫辉府)。在卫辉二十五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薨逝,享年四十     

明亡于神宗辨

明亡后,清人首论明“不亡于崇祯”而“实亡于神宗”。今人具体论证,一说万历十五年为明亡之始,一说万历十三年至二十年为明亡的“关键时期”。本文详论神宗“播乱机”,自万历十一年至二十五年陷入全面危机,但未必亡国。神宗之后,又历（泰昌）天启、崇祯二朝,尚有２４年补救机会,以举措失当而成溃烂之势。故明之亡,天启、崇祯不能辞其咎     

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宋英宗病逝,20岁的神宗皇帝赵顼继位。 神宗青春年少,雄心勃发。他不愿因循守旧,积极寻找有志于改革的人材,以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还在他当太子的时候,常听他的老师韩维讲论经义,每到精彩处,赵顼禁不住连连拍手叫好。这时,韩维总是微笑着说:“这并不是我的发挥,是我的好友王安石的见解。”由此,赵顼一直想见见这位博今通古、很有见地的王安石,只可惜一直未能如愿。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的一天,神宗破格降诏:特召翰林学士王安石入殿,商讨国家大政。按惯例,皇帝不会单独召见翰林学士。所以,这一不寻常的召见,…     

明代正直的名相——叶向高

叶向高,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生,天启七年(1627年)卒,字进卿,号台山,福建福清人。父亲叶朝荣,曾任广西省养利州知州。万历十一年(1583年),叶向高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升为编修,以后调任南京国子监司业。由于学识渊博,品行端正,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他被调充皇长子(朱常洛)的侍班,讲授典籍,皇长于尊称他为“飞须先生”。以后又相继提拔为南京礼部右侍郎、后改吏部。因为他对国家大事敢于痛切直言,希望内阁首辅大臣沈一贯要慎重处理政事,结果触怒了沈一贯,八九年不得升迁。万历三十年(1602年),沈一贯被神宗撤职,由朱赓继任首辅。三十五年(1607年),叶向高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不久,又     

“救时阁老”张四维

正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夜,内阁首辅、太傅兼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皇帝给予这位曾经主持"万历新政"的帝师以崇高的荣誉,谥"文忠"、赠上柱国头衔、恩荫一子为尚宝司丞、命锦衣卫堂上官与司礼监太监护丧,归葬江陵!张居正去世时,内阁辅臣只有张四维与申时行、于有丁三人,不论是排序还是威望与资历,申、于二人都难以同张四维相提并论,于是张四维顺理成章地     

从君臣矛盾看万历皇帝怠政的原因

从明朝的历史渊源和政治背景出发,万历年间的君臣矛盾突出,主要表现在万历皇帝与张居正、冯保以及李太后之间的矛盾,君臣矛盾又如三把戒尺将万历皇帝牢牢的束缚住。君臣矛盾成为导致万历皇帝怠政的主要原因之一,成为明朝历代皇帝中最为怠政的皇帝,其怠政突出表现在"六不做"。究其原因,万历皇帝的怠政是一种超乎常理与缺乏恒信的懒惰行为的极致表现。     

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史料问题

万历十二年王阳明获准从祀孔庙，是明代思想文化史和政治史上的大事，但却因史籍记载混淆矛盾而产生几个认知上的困难。明穆宗、神宗两朝《实录》、《万历起居注》、《国榷》等书以及当时涉事人物的奏疏等公私文字，在记述曲折的从祀过程时发生了问题。其实，万历十二年廷议从祀之事，主持者礼部尚书沈鲤采纳了不利于阳明的观点、意见，认为阳明所获支持甚少，因而疏请不予从祀，而阳明之终获从祀，则是由于首辅申时行特别向神宗皇帝申说请求所致。廓清各种记述上的时序淆乱，是辨正此事的关键原委，进而说明学者引用明人记述来讨论此事时，不能径以所见作为根据。     

明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探析

“留中”指皇帝将臣属的奏疏不做批示下发而留置内廷。万历朝奏疏“留中”事例萌于神宗初政时期,万历中期以后趋于严重,成为凸显的政治现象。这一现象使得国家行政中枢的运转机制被破坏,政府功能亦随之下降。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后张居正时代国家行政中枢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及君臣双方的严重冲突。奏疏“留中”既反映万历朝政治上层统合力之趋弱,又映衬出明代政治文化对君主绝对专制保留的些许约束,这种约束与明代士大夫的政治价值意识密切相关。     

明朝成化瓷器辨伪

明代宪宗,即成化(1465一1487)年,在位共23年。明朝朱元璋建立大明政权并称帝的时间是公元1368年,距成化近100年了,国家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基础较好。作为瓷器工业:一是国内需求大;二是对外大量出口;三是成化皇帝本人特别喜爱陶瓷艺术。于是上行下效,宫廷不惜血本烧制出著名的斗彩鸡缸杯、斗彩高足杯、斗彩小碗;超薄胎瓷器,如一指杯。仿宋代“官窑”瓷、“哥瓷”及青花瓷等艺术珍品。由于此时的瓷器无论从胎、釉、造型、绘画艺术等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被历代称为“成窑”瓷。其价甚高,如:早在万历《神宗实录》中就有记载:“神宗时尚食,御…     

出土墓志与明藩洛阳王（下）

福王朱常洵,《明史》有传。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一代孙,神宗朱翊钧第三子,母郑贵妃(1)得宠于神宗。郑贵妃曾数次陷害朱常洛,想废掉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使其生子朱常洵继承大统,因神宗顾忌臣下非议而作罢,但“爱屋及乌”,封常洵为“福王,婚费至三十万,营洛阳邸第至二十八万,十倍常制”,“下诏赐庄田四万顷”。据说朱常洵体重有360多斤,行走笨拙,李自成陷洛阳,奔逃不及,隐匿迎恩寺被捉处死。之后,福王的的王宫被焚,葬地不明,为史家留下了悬念。     

铁血宰相张居正

《帝鉴图说》书影。该书是张居正为教育年方十岁的神宗皇帝而亲自编写的执政教科书,目的是要引导小皇帝以史为鉴,学习为君之道。可是历史和张居正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神宗皇帝当政后,不仅贪利,而且怠政,二十多年不上朝,把好好的一个大明王朝折腾得家底朝天,只有等死的份了。     

西昌泸山“鱼篮观音”画像碑考略

泸山是西昌邛海西岸的一处著名的风景名胜地,这里景色秀丽,寺观云集,素有“川南胜景”之美称。在半山腰的观音阁木亭内,有一通明万历卅一年(1603年)线刻的“鱼篮观音”画像碑,尤为引人注目。此碑由碑帽、碑身和碑座三部分构成。通高2.5米。碑阳的额顶上,篆刻有“御制”两个大字,碑身是一幅阴线刻制的“鱼篮观音”像,观音头像的上端两侧,分别刻有万历神宗皇帝的“赞词”和皇帝生母——慈圣皇太后的印鉴款识等。(图一)碑阴则全部通刻以《重修大悲观音碑阴记》。此碑自嵌立以来,迄     

万历怠政背后的无奈与荒凉

明神宗万历皇帝在位48年,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但其中有将近20年的时间不上朝,他消极对待政事,拒不上朝,这对于晚明的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此《明史》甚至评价"明亡,实亡于万历"。万历怠政与世宗嘉靖时期大礼议之争造成的官僚队伍大撕裂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明代国家体制和皇帝自身性格经历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从万历的怠政行为可以感受到作为皇帝的无奈、任性和明末政治的腐败。     

辽饷：摧毁明朝根基的虐政

正辽饷是明末辽东驻军的饷项,始征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主要用于辽东的军事需要。万历、天启、崇祯三朝都开征辽饷。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平均每亩土地加增辽饷银九厘,计收五百二十余万两。到了崇祯四年(1631年),开征的辽饷提高到一分四厘。之后又因内地军事加增剿饷和练饷,"三饷"加派最多一年达两千万两,极大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历史上辞职次数最多的牛人——明朝宰相李廷机

明神宗万历是很让大臣们头疼的皇帝。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起,这位皇帝就开始消极怠工,三十多年如一日地窝在紫禁城里“冬眠”。他不上班,不见大臣,不办公。     

永历帝:南明悲歌,落魄天子

正公元1597年,大明万历二十五年,34岁的神宗朱翊钧迎来了他的第七位皇子朱常瀛,按照大明礼制,神宗将他封王,王号为桂王,藩治于衡阳。桂王,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并不多见的王号,在朱常瀛之前,只出现过两位桂王:唐桂王李纶,五代南汉桂王刘璇兴,前者封王十年后薨,后者封王七年后即为兄所杀。前两个桂王的短折似乎对这位新桂王有些不好的预兆。初露头角,袭受桂王天启七年(1627年),桂王朱常瀛来到     

《明史纪事本末》勘误一则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七《争国本》载:(万历十八年)十月,吏部尚书朱纁,礼部尚书于慎行率群臣合疏请立东宫。”查《明史》卷一百二十《七卿年表二》:万历十八年三月至十九年五月吏部尚书是宋纁而不是朱纁。查《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九载:“(万历十八年十一月)先是序班刘文润以输银助边,调添注詹事府录事,大字士申时行等题:詹事府清华重地,虽守领官不宜以赀郎升除下吏部,改补别用。尚书宋纁以病乞罢,慰留不允。”查《明鉴》卷七,纲:(万历十八年)三月以宋纁为吏部尚书。目:纁前为户部五年,值四方多灾,酌盈虚,筹缓急,上下赖之,及移吏部,绝请托,奖廉抑贪,痛惩黠吏。于政府一无所关白,屡乞休,不允,卒官。查《明通鉴》卷六十九神宗万历十八年:三月改户部尚书宋纁于吏部,工部尚书石星于户部,命督陵工,工部尚书曾同亨回部官事。查谈迁《国榷》卷七十五神宗万历十八年:三月丙辰,宋纁为吏部尚书。以上所查材料完全吻合,万历十八年三月至十九年五月吏部尚书是宋纁,且《明史》有《宋纁传》,所以《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所列条中的朱纁应为宋纁,为谷应泰之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