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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西安北郊新华窑厂工人在掘土时发现带菱形镂孔的铁板一面,两边并鑲有带铆石框,我会闻讯后,即派人前去作了清理。从清理出的情况看,是一处重要的地下水道,最初发现的镂孔铁板和石框,是水道最北端的一个水闸门(图1)。铁板高70、宽57、厚4厘米,露出地表的石框高78厘米,宽与厚均为16厘米。框的上端留有残铆痕迹,证明原有石板复盖。由水闸向南寻找结果,在厚约10厘米的扰土下面发现西壁砖墙,墙宽约30厘米,最高处约90厘米,长约470厘米。墙的上部稍向外凸出,东壁砖墙大部分巳残缺,仅南端有长约100、高约70厘米的一段。水道中间铺地砖被挖掉很多,残存部分也极零乱。墙的南端紧接有石洞,洞顶有约30厘米夯土层,洞长235、宽60、高约70厘米,两壁各竖立石板三块,上面复盖五块厚10余厘米的石板,值得注意的是,石洞内两端缩进约10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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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2月,宝鸡市渭滨区石坝河乡石嘴头村农民在挖地基盖房时,发现一批古代铜器。宝鸡市博物馆闻讯后,多次到出土文物的地点勘查,判明这里是一处西周早期墓葬,并将出土文物征集收藏,现简报如下。石嘴头村位于宝鸡市区渭河南岸,距宝鸡市区约10公里(图一)。据了解,这批文物出土在一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中,距地表约1.2米。填土经夯打。墓约长2、宽1.2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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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发现东汉元和三年画像石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1986年5月,江苏徐州市铜山县汉王乡东沿村农民在村北山丘南侧发现一座汉画像石墓,徐州博物馆即派人做了调查。东沿村位于徐州市南约13公里处,西南不远即为安徽萧县县境(图一)。附近曾多次发现东汉砖石结构墓葬。这座画像石墓已遭破坏,墓门方向不清,墓顶距地表仅有10多厘米厚的耕土层。顶盖石已失,墓壁残高0.8米,墓室宽约2米,据发现者回忆,墓内有两个以上墓室。此墓早年被盗,随葬品毫无遗留。出土画像石10块,其中9块完整,1块已断裂,但仍可拼接。画像石位置已被扰乱,我们依次进行了编号。第1、2石为石灰岩质,第3~10石为砂岩质。第1石:长72、宽72厘米。平面剔地阴线浅浮雕。画面分4栏。第1栏高10厘米。从左至右依次为羽人、玉兔捣药、人面兽和羽人。二羽人腾空飞行,右臂长袖飘拂,左臂作翅状,头发随风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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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葬石棺座落于南海和顺镇石塘村象冈岭,土名湴田岭。坐北向南,棺与地平。不入土.平放于墓穴中央。石棺高72厘米、长160厘米、宽70厘米,上有拱形石盖。全棺保存完整。未发现裂纹,亦未见凿损痕迹,外形似一般的木质棺材。用红灰砂岩制成,石厚10厘米。棺前下端嵌有墓碑,嵌深5厘米。碑文因年久风化,已不能辨认。棺前地面有1米见方的石拜桌,两侧东、西墓首尚依稀可辨。拜桌前7米有台阶,下为拜台。棺后有用红坚石砌成的石壁。全墓穴占地约10米见方。未发现墓志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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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始县苗坪公社马栏溪大队第一生产队社员李英美于83年元月18日打屋场,在斯家坟右侧约10米远的地方掘土取石,在距表土层深约一米二处,发现一葵花形铜镜.镜面光洁,背素面,园形钮,直径15.5厘米,钮右铸有"湖州真实家念二叔照子"等字样.据考证这种镜子出于南宋湖州(今浙江吴兴县)而得名.镜多作葵花形也有园形和方形的素背,背上铸有商标性铭记.除有"湖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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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1997年8月,山西省柳林县文物部门工作人员在柳林看守所施工工地,清理出7件画像石。该处位于杨家坪村北,南距三川河约0.3公里,东距1997年发现的离石石盘汉墓[1]约24公里,距1990年代发现的离石马茂庄汉墓群[2]约27公里(图一)。这些画像石为同一墓葬的部分构件,分别是墓门的门楣石、右门扉石、左右门框石,墓室东壁的左右竖框石、横额石。该处未找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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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洛宁县陈吴公社新寨村社员,在明末清初大官僚张氏之别墅遗址上掘土盖房时,发现地下有铺地青砖一层。掘起地砖,下有砖砌方池一个,约两米见方,深约0.70米,池内整齐地排列着侧置汉白玉条石十二方,每两石之间有一青砖相间,似为防止两石相撞而设。石为长方形,宽0.30、长0.62至0.98米不等,一般厚约0.12米左右。石面(横置竖排)镌刻文字:两面全刻者八方,单刻一面者四方,共石十二方,刻字二十面,初出土时石面漆黑光亮,字迹洁白净莹,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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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画象石探索汉代织机构造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画象石刻的研究,开始于清乾隆年间。1931年,山东省图书馆曾经粗略统计过,"全国汉画石见著录者,都凡九十二种,三百二十九石。内出河南三十石、出四川四十四石、出江苏二石、出甘肃一石,其余皆在山东。其间在日本十九石、在法国十二石、在德国三石、在美国一石,又有在瑞典者,确数未详"。显然,这个统计数字是很不完备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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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1864年天京的粮食供应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1860年至1864年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粮食主要来源于苏浙、安徽及上海三地,其中来源于苏浙的最多,约有300余万石,而从安徽、上海两地及通过其他途径输入的粮食总共不过100余万石。1860-1864年,天京共从上述三地输入粮食400余万石,加上城中所剩余粮总共不足423万石,与同时期天京所需粮食约536万石相比大概还差113万石,即大约相当于城中人口一年的口粮。因此,太平天国后期天京城一直为粮食问题所困扰,时时面临粮荒威胁,这是导致天京失守乃至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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