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与孔子化理政治观的比较

作为政治哲学的早期表现形式,道德政治哲学是运用道德价值判断研究政治事物的产物,因此,人们所看到的早期政治哲学是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亦称伦理学)的混合体.这种政治哲学既是政治哲学的初始形态,也是道德哲学的初始形态.东方的孔子与西方的柏拉图同是这种道德政治哲学的典型代表,但他们之间的具体观念因受到不同政治背景的影响又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各自的政治环境中有着不同的命运.     

晚清早期驻外公使的爱国主义意识

晚清早期驻外公使郭嵩焘、何如璋、陈兰彬、刘锡鸿、曾纪泽、刘瑞芳、薛福成、黎庶昌等人，既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驱者，也是一批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关键时刻登上外交舞台，在爱国主义意识的激发下，做了大量维护国家主权的工作。其爱国主义意识主要表现在折冲尊俎的外交领域中。笔者拟分三方面对这种意识进行初步探讨。［１］一、创设驻外领事馆，保护侨胞权益创设驻外使领馆是与保护侨胞权益紧紧连在一起的。以１８７７年中国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在伦敦创办第一个常驻外使馆为肇始，清廷在世…     

柏拉图与孔子伦理政治观的比较

作为政治哲学的早期表现形式,道德政治哲学是运用道德价值判断研究政治事物的产物,因此,人们所看到的早期政治哲学是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亦称伦理学）的混合体。这种政治哲学既是政治哲学的初始形态,也是道德哲学的初始形态。东方的孔子与西方的柏拉图同是这种道德政治哲学的典型代表,但他们之间的具体观念因受到不同政治背景的影响又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各自的政治环境中有着不同的命运。     

柏拉图与孔子伦理政治观的比较

作为政治哲学的早期表现形式,道德政治哲学是运用道德价值判断研究政治事物的产物,因此,人们所看到的早期政治哲学是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亦称伦理学)的混合体。这种政治哲学既是政治哲学的初始形态,也是道德哲学的初始形态。东方的孔子与西方的柏拉图同是这种道德政治哲学的典型代表,但他们之间的具体观念因受到不同政治背景的影响又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各自的政治环境中有着不同的命运。     

接收而不接受--铁路知识的供给与刘锡鸿的选择

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刘锡鸿都是晚清较早"接收"铁路知识的官员之一,但他却提出25条理由反对中国修筑铁路,从而以"不接受"铁路闻名于时。他的论据在于中国不具备兴办铁路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缺乏相应的经济与文化基础。对此,不能以"保守"简单定性,应当看到刘锡鸿对于西学知识的认真思考和理性抉择,进而理解近代国人在接收与接受西方事物方面的复杂性。     

国家与人——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关怀及其现代转向

从古至今,西方政治哲学有其共同的价值关怀,即如何实现"人"的价值,如何使"人"存在于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中,而与孤立的"人"相对立的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因此,"国家"与"人"就成为西方政治哲学家们思辨的对象。本文中,笔者对西方政治哲学进行梳理,将西方政治哲学家对"国家与人"的认识归纳为三类,即偏向国家的整体主义哲学、以个人为核心的个人主义哲学、弱化国家与个人的基督教政治哲学。通过梳理,笔者发现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往往忽视了"国家行为"问题,他们大多只看重共同体应该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倾向于谁,将他们看成对立的状态。根据鲍桑葵(Basanquet)关于国家行为方面的哲学理论,国家目的与人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实现最美好的生活,而国家行为则是实现最美好生活的手段,它使国家与人保持着互动、弹性的关系,并为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古代自然政治观研究

古代自然政治观研究常士门随着西方古代政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人们对于国家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思想与观点，产生出了不同的政治观。这些政治观在古代希腊、罗马最初是神话的政治观，此后是自然政治观，再往后则是古代的个人主义政治观和早期基督教神学政治观。在古代相继出...     

澳大利亚人的亚洲观及澳亚关系

澳大利亚人的亚洲观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模糊到清晰,从平面到多维的发展过程。要简明地描绘其历史演进是困难的,但如果我们从种族化观、地缘政治观和移民问题三个层面人手考察,有可能把握其实质、内涵与主要发展趋势。传统的英国种族化特征和地处东西方交汇的特殊地理位置,构成了澳大利亚人亚洲观的基础,并影响着战后至今的澳亚关系。而移民问题则与澳亚关系同步发展,并成为澳大利亚制定亚洲政策的基本因素之一。     

关于大学生成长观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解析

大学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扮演着为社会输送建设人才的角色。但近年来,我国高校大学生素质下降,人生观、价值观混乱已经严重威胁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大好局面。我国青少年方向的思想道德教育已经出现来严重的断层,家庭和学校已经不能够引导大学生正确的成长观。本文从大学生成长观的视觉出发,阐述我国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方向,尤其重视当前"90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晚清驻使刘锡鸿与译员张德彝日记雷同成因考

刘锡鸿是晚清首任驻英国副公使,著有出使日记《英轺日记》,记录他赴英一年多的考察心得,是研究其洋务观转变的一手文献。但刘锡鸿不通西文,他的日记又与使团翻译官张德彝所著《四述奇》多有雷同,故其书真伪在学界饱存争议。以19世纪英文档案、报刊等史料互证可知：刘锡鸿是在外籍翻译官而非张德彝的辅佐下出访考察并写作日记的。二人日记雷同实由张德彝抄改刘锡鸿日记所致。除了补充自著《四述奇》记录的不足之外,张德彝在抄改过程中还虚构种种场景,将非自身亲历之事也归于本人名下,并假言他国病弊以影射本国政治。张德彝有意推广洋务,他重视刘锡鸿的考察见闻,又以其政治遭遇为鉴,故采用此方式延续并发挥《英轺日记》内外兼治的自强观。     

当代加拿大华人精英参政模型分析

论文将当代加拿大华人精英的参政情况概括为五种模型：选举型和委任型、全国型和地方型、象征型和实在型、主流政党型和华人政党型及华人选票型和非华人选票型,并运用这五种参政模型对当代加拿大华人精英的参政情况进行归纳与分析。认为华人精英无论采取何种模型参与加拿大政治,只要能成功进入主流社会,对改善华人在加拿大社会的公共政治形象,提高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都十分有益,对华裔新生代未来参与政治的热情也是一个激励。     

在"一个国家"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激荡中成长--从公民社会模式看澳大利亚华人的参政空间

九十年代后期澳大利亚华人参政形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由原来的相对散漫而少有华人参政,转变成为华人主动集会结社投身政治.本文认为,这种转变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由华人社群与澳洲主流社会的变化互相激荡而产生的.本文利用公民社会理论来建构一个看待移民社会政治参与的参考架构,用海外华人的视角来审视澳洲华人发展史,讨论九十年代后期澳洲极端派反移民势力的兴起,以及对华人社会的影响.笔者认为,澳洲华人社会这个转变提供了一个华人参政的良好典范,即以少数族裔身份在公民社会中参与政治活动,从而改变主流社会的思维.     

华侨华人社团的“拟村落化”现象——荷兰华侨华人社团案例调查和研究

通过对荷兰华侨华人生活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分析了华人社团的类型、功能、运作方式及其在社会融合中的作用。认为华侨华人社团在华人世界中扮演着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拟村落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生活和活动空间。他们凭借着原有的历史经验和记忆,将社团当作村落来经营和管理,在社团内进行博弈和地位实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在移入国的边缘化感受,缓解了因失落而对主流社会的抱怨,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华侨华人与主流社会的对抗。由此可见,荷兰的华侨华人社团不同于专业化的行业组织或政党组织,有着多样的、综合性的社会属性,是一个村落式的我群社会。     

故宫学的明清庙堂政治文化视域

故宫学是运用历史学、博物馆学、历史文献学、建筑考古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对明清时代北京皇宫之物化和精神遗存,以及以该皇宫为中心展开的后续文博收藏进行综合研究的专门学科。一般意义上的明清史中有大量内容与故宫学中历史类研究重合,故如欲使故宫学的史类研究具有不可替代之特殊意义,需要在方法论意义上凸显故宫作为一个特殊政治文化场域这一视角。由此视角出发,可见故宫作为明清庙堂政治的核心场域,其内大量事物具有符号象征意义,其规制、理念、行为方式和惯性构成独一无二的政治文化语境,与庙堂之外的政治、文化、社会、民生产生差异、关联和互动,若能在具体层面切实推进研究,故宫学的历史类研究即有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     

生存、适应与融合：牙买加华人社区的形成与发展（1854—1962）

本文对牙买加华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进行了历史的概览。作者对有关牙买加华人的外文研究状况进行了评述 ,试图利用至今尚无人利用的牙买加发行的华文报纸对当地华人的历史进行梳理 ,描述了 1 0 0多年来牙买加华人社区的的起源、适应、融合与身份认同变化的过程 ,特别对华人的组织、华人的经济社会活动及其参政态度的变化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 ,华人在牙买加经历了从农业工人到商人的转变 ,他们依靠自己的组织———中华会馆在逆境中谋生存、求发展。一些社团领袖以特有的敏感积极投身于当地的政治活动。华人与当地社会的融合过程在牙买加独立时期已经接近完成。     

中和堂的兴起、发展及其与兴中会、同盟会的关系

论文根据已获得的相关文献、档案,对兼具革命团体性质的秘密会党中和堂的兴起、发展及其与兴中会、同盟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和阐述。认为中和堂是革命推进的直接产物,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它与兴中会、同盟会的关系或疏或密,其在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香港中和堂（1897—1899）致力于联络秘密会党,重组革命力量;横滨中和堂（1898--1901）在特定时期内实际成为当地革命派活动的重要力量;新马中和堂的早期（1901--1906）努力,为当地革命运动和革命势力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新马中和堂最终与同盟会分道扬镳,主要原因在于其散漫组织不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革命派联络中和堂的方式与致公堂有着明显不同,对此笔者也略作比较。     

殷周文化传统与先秦儒家圣人内涵的政治维度

先秦儒家圣人具有德业并重的特点,其内涵除了具有伦理维度外,也有政治维度。殷周文化传统的影响是先秦儒家圣人内涵政治维度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先秦儒家圣人的则天、知天与殷代巫文化传统的通天有关,先秦儒家圣人作为人伦之至与周代的德文化传统有关。殷周文化传统的影响,对于先秦儒家圣人成为从天下无道向天下有道转变的秩序建构主体至关重要。探讨殷周文化传统对于先秦儒家圣人观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把握先秦儒家关注社会现实、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情怀和致思路向,从而在整体上深化对于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功能、作用和地位的认识。     

印尼棉兰华人族群融入主流社会初探

以田野调查数据为基础,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生活习俗,以及华人社团的宗旨及活动等方面分析探讨了棉兰华人族群融入主流社会的程度及其存在的问题。认为印尼棉兰华人族群目前已处于融入主流社会的进程中,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一个缓慢渐进的社会过程。这种融入是一个非强制性的行为,是双向的、群体性的运动,其程度和速度受时空和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     

近代旅日闽侨与侨乡联系探究(1840-1945)

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和不同的区域,华侨与侨乡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联系状况。基于普通华侨社会生活史的角度,考察了近代旅日闽侨与侨乡的多元联系及其演变形态,认为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华侨,与侨乡社会保持了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逐渐成为侨乡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拓展了侨乡社会的外部发展空间,倡导今后运用历史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探寻其联系的不同方式及其影响,以期拓展日本华侨史研究的学术视野,深化对侨乡社会文化变迁的认识。     

东南亚华商与经济民族主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东南亚华商面对居住国“原住民优先”政策的压力、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对立,应该立足于各自国家的立场和根本利益,与各自国家的其他族裔加强合作,共谋发展,实现互利共赢。这是东南亚华商的唯一出路,也是化解东南亚国家原住民经济民族主义的正确途径。东南亚华商只有随着本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才能获得自身发展的机会,不可能存在超越国家利益之外的所谓海外华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