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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学旅行圣地——日本长崎县 日前,由日本长崎县政府、长崎县观光联盟联合主办的“日本长崎·中国上海教育旅行交流会”在上海国际责都大饭店召开。上海市旅游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国际交流处．以及上海各区教育委员会代表、各主要合作学校校长等上海教育界知名人士出席了此次交流会。     

"不容异己"别有所指:"人权运动"前胡适在上海

在胡适研究中,对1927年至1930年胡适居留上海期间的考察,研究者们往往聚焦于胡适在"人权运动"中的表现,进而认为,胡适甫一回国即陷入到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纠葛当中,而忽略了"人权运动"前知识分子之间的纷争。因此,友人劝阻胡适归国的陈述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引证为胡适回国后处境的写照,以为"人权运动"预热。实则这些陈述掺杂了鲜明的个人色彩,不足为胡适回到上海后的情境预言。与此相对,"人权运动"之前,回到上海的胡适与部分教育界、文艺界知识分子发生了颇为激烈的明争暗斗,而胡适也"知机"地作出了应对。准此而论,此期胡适在上海被"不容异己"(1),其主体当指某些的教育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而非国民党或国民政府。     

胡适与上海的四所学校

我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胡适。之所以能够扬名海内外,成为一代巨匠,与他早年求学上海的经历密不可分。从1904至1910年胡适先后在上海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中国新公学四所学校接受教育。     

刘半农与陈独秀的交往

1916年秋天,中华书局发生财政危机,刘半农辞去编辑,搬到上海铜仁路明厚里一号（今延安中路上海展览馆前）,任上海实业学校和中华铁路学校教员。     

割舍不下的西藏情结——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拉萨实验小学校长叶静访谈录

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拉萨方实验小学校长叶静,60年代初离开上海来到西藏,在38年的漫长岁月里?她用自己辛勤的汗水?为西藏孩子们奉献了一颗挚热的爱心,2000年两会期间?我们的记来到了代表们的驻地,采访了这位身患癌症的女校长,她向我们讲述了36年无悔的人生……     

上海旅游发展研究中心成立

2009年6月17日,上海旅游发展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首批旅游专家受聘仪式假座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校）图文信息中心环幕厅隆重举行。上海市旅游局副局长沈山州和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院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杨卫武共同宣布了入选上海旅游发展研究中心首批专家名单。     

当上海人遇上洋人

很多上海史的书都描述过上海人初遇洋人的情形：他们以盲目的优越感,好奇并略带鄙夷地打量着那些长着深目高鼻的洋人。即使1842年上海被迫开放口岸以后。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巴富尔初到上海的遭遇。     

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上海市地方志事业的前进足迹

198 6年 8月 ,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成立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地方志办公室。 1 987年 5月 2 6日 ,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江泽民同志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上海的地方志事业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江泽民同志指出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 ,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 ,是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 ,服务当代 ,有益后世的重要事业。”这一重要讲话对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地位作出了科学论断 ,为上海各级领导和广大修志工作者正确认识地方志工作的意义和作用 ,积极推进上海社会主义新方志的…     

共产国际、陈独秀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五卅运动后暂时处于低潮的上海工人运动重新高涨起来。为了以实际行动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建立上海市民政府,1926年秋至1927年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期间,陈独秀除参加汉口会议外,始终坐镇上海,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维经斯基等人协商,领导整个起义工作。本文试根据最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文献及其它相关资料,对共产国际、陈独秀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解放前上海民俗学运动掠影

上海对中国民俗学运动的贡献是很大的。在1995年巴蜀书社出版我之《中国民俗学史》中,对上海的民俗学运动有简略的介绍。如：1921年1月上海《妇女杂志》开辟“民间学”和“风俗调查”两个专栏。胡愈之发表了《论民间学》;乐嗣炳在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出版38册的《儿童歌谣集》;1931年叶德均在上海编《草野》的“风俗专号”;     

寻海上海

<正>灯红酒绿,繁弦急管,外滩缠着黄浦江,给上海一个奢华的定义。曾几何时,突然听上海行人在耳边飘过一句:看,那被高楼镶嵌得形态各异的夕阳。不知是要开心,或是苦恼。如果问你,上海的海呢?很多人知道淀山,知道西塘,知道同里,知道周庄,知道崇明,可把老上海的记忆拉扯出来时,却发现,没了那个文字里边的"海"。奉贤似乎被遗忘在了脚边。2000年以前,奉贤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得不到一个与上海中心城区或     

寻海上海

<正>灯红酒绿,繁弦急管,外滩缠着黄浦江,给上海一个奢华的定义。曾几何时,突然听上海行人在耳边飘过一句:看,那被高楼镶嵌得形态各异的夕阳。不知是要开心,或是苦恼。如果问你,上海的海呢?很多人知道淀山,知道西塘,知道同里,知道周庄,知道崇明,可把老上海的记忆拉扯出来时,却发现,没了那个文字里边的"海"。奉贤似乎被遗忘在了脚边。2000年以前,奉贤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得不到一个与上海中心城区或     

迷恋上海 玩转世博

每幢建筑都是一段凝固的音乐,每个景点背后都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上海以其丰富的人文历史、前卫的都市潮流吸引着众多游客。让我们在旅游中感受独具魅力的海派文化,感受独一无二的上海世博游旅程。     

隔阂与对立:战后初期上海社会中的“重庆人”与“上海人”

持久的抗日战争,从空间上将中国界分为沦陷区、大后方和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战争对沦陷区和大后方两区域民众的社会地位、自我认识,以及看待彼此的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战结束后,在复员与接收背景下,伴随着国民政府在关涉收复区人切身利益的政策上的失位和举措不公的惩奸运动,复员人员与收复区民众之间发生普遍冲突,并泛化到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对立。本应是举国欢庆胜利,收复区民众却发现自身因曾被敌伪统治,成为不具备享受胜利资格的“他者”,身份认同处于一种缺失状态。战后在上海社会中盛行的有关“上海人”与“重庆人”的讨论,即反映了这一现状。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噪音治理

作为中西交汇的国际大都市,近代上海的城市治理始终交织着华洋关系,噪音治理即为典型,并以人口密集、工商业繁盛的公共租界最为显著。上海公共租界噪音治理起步伊始,就参照了欧洲的城市治理模式,但也面临本土化的困境。租界内华洋居民因文化传统不同,对噪音的认知也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侨对华人的行为逐渐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而华人对城市噪音的认知也逐渐由不解演变为理解,并深化为对都市文明的探讨,主动参与治理。华洋双方认知的趋同,促进了噪音治理共识的形成。同时,华洋问题的背后也有利益博弈,1938年上海殡葬业噪音问题的处置,较充分地展现了租界当局、商人群体、城市居民三方各自的诉求。最终,经权衡利弊、谨慎处理,在兼顾各方权益的基础上取得了共识,有效地推动了城市治理的进展。     

社区居民对2010年上海世博会影响感知的实证研究

2010年上海将迎来第41届世界博览会的召开。随着2010年世博会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会展发生地的“人和”因素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本文在测量上海社区居民对世博会影响感知维度的基础上,建立居民聚类模型并明确内部细分群体,并从“内部营销”的角度出发,为相关部门在社区居民中进行世博会形象的有效推广和营销提供理论参考。     

一战期间上海各界呼吁收回上海会审公堂史料一组

一战期间中国参加协约国作战,上海各公会代表纷纷呈请北洋政府乘机收回上海会审公堂,但这一挽回租界司法主权的爱国运动遭到以英国为首的外国领事团的阻挠。     

抗战时期的上海华商信托业

在抗战期间特殊的政治、经济格局下,上海华商信托机构数量剧增,信托业务也有所发展;但信托业的资本、资产总额极大缩水,业务经营中投机性、不稳定性大大增强,信托业务在行业的总体业务比重中,仍然微不足道。与战前以及战后相比,战时的上海华商信托业呈畸形繁荣状态,金融信托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愈演愈烈。信托业只是充当了上海市面富余资金牟取暴利的一个载体,依旧无法发挥长期资金融通与财产管理功能,不能成长为一个独立的金融分业。     

年度化个性化市场化--关于《上海年鉴》的框架设计

《上海年鉴》的框架设计遵循了一个重要原则,即尽量把有年度特点的事凸显出来,使年鉴体现出年度性。同时还从上海的城市定位出发,设置有个性化、有新意的栏目,避免与其他年鉴的雷同。设置栏目时注意密切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使领导、企业家、专家都爱看、爱查,从而增强年鉴的生命力。     

革命与生意——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为例

From 1911 to 1913, in big streets and small lanes, in famous parks and thriving stores, and in tea houses and grand restaurants located in such cities as Shanghai, Nanjing, Beijing and Wuchang, numerou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were born out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By using the political giants and military leaders around Shanghai, business firms skillfully dealt with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continually changing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managed to keep their businesses afloat, succeeding in their response to the consumption demands of the public. It can be argued that the Revolution of 1911 played a distinc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es in Shanghai during that time. __________ Translated by Zhong Chen from Shilin 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08, (3): 137–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