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渊与左国城

刘渊建立的汉国是十六国最早的割据政权,自此中国开始了一个四分五裂的混乱时期,而他所建汉国国都左国城却鲜为人知,本文就刘渊与左国城作粗浅论述。     

陈元达:可与魏征媲美的谏臣

提起"直谏"一词,大多数人的脑海里,首先会闪现出唐朝的魏征来。事实上,早在十六国时期的汉国,就有一个敢于直谏的大臣。皇帝修建宫殿,他冒死进谏;皇帝并立三后,他冒死进谏;皇帝诛杀贤臣,他依然冒死进谏。可惜的是,魏征遇到了历史上最善于纳谏的唐太宗李世民,而他却遇到了荒淫昏暴的汉国皇帝刘聪。     

《十六国疆域志》著书时间及版本流传考

《十六国疆域志》是研究十六国疆域的开山之作。洪亮吉于乾隆五十年(1785)在开封用近半年时间撰成是书,十四年后(嘉庆三年、即1798年)刊于北京,先后经授经堂、广雅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等重刻、影印、铅印而流传至今。因成书仓促和后人未给予足够重视,故其存在著书时间欠缺考证、版本流传记述粗略等问题。     

书讯

正李文学著《吐谷浑史研究》由科学出版社于2020年3月出版。该书除绪论,共分9章,具体以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吐谷浑为研究对象,分别探讨了吐谷浑部的迁徙、吐谷浑政治中心及疆域的变迁、吐谷浑的生计方式和政治体制、吐谷浑的文化、吐谷浑与十六国政权、吐谷浑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吐谷浑的灭国及其播散、吐谷浑各支与其他政权、     

浅议中俄两国疆域形成的不同特点及其原因

浅议中俄两国疆域形成的不同特点及其原因郦永庆中俄两国是近邻,拥有世界上最长的边界线。两国分别是以汉民族和俄罗斯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两国疆域的形成都是在原来各自历史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本文所说的中国疆域,是指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前中国边界以...     

后燕慕容垂的疆土无洛阳

<正>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一二论述后燕版图。列有豫州河南郡。并谓河南郡后燕领县十三,其首县为洛阳。举《后燕录》为证。《后燕录》说:“垂济河焚桥,众三万至洛阳,苻晖闭关门拒守,不与交     

汤球对两晋十六国史书的辑佚

汤球在两晋十六国史撰述的辑佚与研究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他对诸家晋史进行辑佚与校勘 ,编撰《十六国春秋辑补》和《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汤球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辑佚大家 ,他收集了保存于各种类书、文史之注及其他书籍中两晋十六国史撰述方面的佚文 ,为我们今天研究两晋十六国史和整理唐修《晋书》 ,提供了宝贵资料。     

吐鲁番十六国—北朝墓葬出土木俑源流考

吐鲁番地区发掘的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和巴达木等十六国—北朝时期墓出土了一批木人物俑和木动物俑。有学者指出吐鲁番出土的木俑“原形”来自于战国至唐代墓葬中的随葬陶俑,但忽略了木俑的形成、向西域的动态拓展及其背后的人群迁移。春秋战国时期,木俑在江汉地区形成,并随着楚国疆域的扩张而盛行于南方地区。至西汉,木俑主要流行于受楚文化较深的南方地区。东汉时期,木俑传播至河西地区,这可能跟西汉中期以来的南方人口向河西地区的迁徙有关。十六国时期,河西各地方政权统治西域,随葬木俑的习俗也随之进入吐鲁番。     

20世纪十六国思想文化、社会史、民族关系史、史籍整理及考古研究综述

一概说十六国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由于各族在思想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落后,故他们与中原汉族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同时各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众多的利害关系,这些不稳定因素导致了十六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社会、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而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贵族割据称雄的特殊状况,加之十六国相关史料的相对不足,又使得学者们对这段历史重视不够,因而研究也相对薄弱。但总体来看,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十六国思想文化、社会史、民族关系史、史籍整理及考古研究等方面仍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世纪30年代以前,对于十六国…     

关于中国古代疆域理论若干问题的再探索

本文是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有关讨论中国古代疆域的论文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古代中国疆域范围即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统一或分裂的政权所管辖疆域的观点;接着,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疆域形成的新观点作了评述,并提出了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发展的阶段划分（即分期）以及规律和特征的四点认识。     

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引论

十六国北朝特别是十六国,频繁而大规模的内部人口流动,是由胡族统治者实施的,并以强制迁移性质为主,强制迁移的目的,是以之为兵、用之耕耘。这样的移民状况加上其他复杂因素,决定了长期、普遍、广泛设置于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在十六国北朝境内,总体上说,是不长期、不普遍、不广泛的。十六国北朝特别是十六国的多数侨州郡县,既无土地也无人民。如十六国的侨置,多与"虚设"无异;至于北朝的侨置,则不外以下几种情形:因招抚或安置流民而置,为安置特殊性质的移民而设,备职方而立,务广虚名,以及承东晋南朝之侨置而不废者。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的考证与研究,既要具备与东晋南朝进行比照的观点,其研究难度也较之东晋南朝为更大。     

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年代问题的再研究

年代问题是研究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的基础。随着这一时期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加,对于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的年代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这些研究大都集中在对个体墓葬的年代推断上。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出土的考古资料,对关中地区十六国墓年代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并根据对墓葬年代的排序,尝试总结出墓葬方向、墓葬形制的变化规律。     

十六国时期后燕未曾设过豫州

<正>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一二,于后燕诸州中列有豫州,并以河南郡的洛阳县为所属的笫一个县。这是说豫州治于洛阳。此外别无说明。按:《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垂“济河焚桥,……至洛阳,(苻)晖闭门距守,不与垂通,……乃引军而东”。其时为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     

古苏国地望及其疆域问题

研究古苏国地理及其疆域,应区别古温国与古苏国。古有苏与古温国没有关系,不能把古温邑说成古苏国始封地苏城。古温国在温邑。但苏、温二国关系密切,渊源流长,西周苏忿生封于温,则将苏国与温国合并为一苏国,其分封地望,应在今河南温县上苑村、古城村一带,为古温邑。     

古代西北疆域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古代西北疆域是我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代西北疆域的研究也是边疆史地研究中的重点之一。本文分析了西北疆域研究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认为以动态的标准确定我国不同时期的历史疆域是研究西北疆域的基本前提;西北疆域地位不断演变,是西北疆域变迁史的基本特点之一,也是西北疆域形成过程的基本形式。同时,文章还就民族、地理环境、国防安全等方面说明了西北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原因。     

洪亮吉的方志学思想

洪亮吉(1746—1809年),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江苏阳湖(今武进县)人。乾隆五十五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旋充国史馆纂修,后出任贵州学政。嘉庆时,洪亮吉参与编纂乾隆实录,史称:“君修史,依古法,务简质,与诸巨公议多不合”,又因上书言事,触犯权贵,被发配伊犁,释归后不复出仕,杜门著述。洪亮吉是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他博览群籍,知识渊广,一生著述宏富,于历史地理造诣尤深,编撰有《春秋左氏诂》、《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等书,均为乾嘉时期历史地理学的杰作。洪亮吉对我国方志编纂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一生纂修了十余部方志,其中象《淳化县志》、《泾县志》等各具特色,受人推崇。因此,研究剖析洪亮吉的方志学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古代的方志学遗产,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方志学,无疑是有益的。     

再论瓦罕疆域与清末帕米尔国界——答复《18—19世纪瓦罕疆域范围考辨——与侯杨方教授商榷》

依据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结果,再次确认19世纪瓦罕国的疆域,回应学界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瓦罕国主体部分位于喷赤河两岸,并不等同于现在阿富汗的瓦罕行政区。现代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精确复原”离不开文字、地图等纸面史料,更要重视实地考察的作用。     

阚驷及其著作研究

阚驷是十六国时期北方名学,但因史书记载简略,所以后人知之甚少。本钩沉索隐,认为其生年大约在375年至382年之间,卒年大约在444年后不久。阚驷博通经史,主要作有《王朗易传注》和《十三州志》。《王朗易传注》有重义理的今经学倾向。《十三州志》是一部以两汉版图为基础,涵盖全国疆域,属于总志类性质的地理作．受到后人的高度重视。     

清代以来屠本《十六国春秋》研究综述

十六国时期是一段分裂割据的历史时期,也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重要历史时期。这段历史对北朝末年北方的民族大融合乃至隋的统一都起到了奠定基础的作用。鉴于这段历史的重要,古人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记述和研究。据掌握北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是记载十六国史最早也是最系统的一部专著。因该著书之客观,所以史料价值很高,     

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概念辨析--以天下、四海、中国、疆域、版图为例

作为国家理念的体现,疆域概念产生于具体的历史语境。由于古今中国国家性质不同,王朝中国的疆域概念与现代中国主权、领土不能用简单的继承或对接来解释。在王权泛化或王权至上观念的影响下,王朝中国的疆域话语尽管受到地理知识限制,但仍坚持认为在可知范围内,王朝中国天子有权实行统治。这种深受王朝国家理念影响的疆域话语对古代疆域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常见的5个古代中国疆域概念为例,“天下”有广狭二义,一是普天之下,一是华夏诸国;“四海”即四方,有时包括四夷,有时不包括;“中国”概念迭加变化整合,各朝“中国”范围不尽相同;“疆域”是一国统治范围的宣示;“版图”则是王朝国家行政地区。本文通过追溯原本词义,认为上述概念原意与后世借用,因语境变化,语义发生差异;进而提出,学术用语与习惯说法应有区别,这不仅是运用概念准确与否的问题,而且也涉及研究价值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