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汉族人移民西南边疆考论

汉族人口大量迁入西南边疆,成为西南地区的独立民族是在元代。元时汉人以自由性迁徙与非自由性迁徙两种方式进入西南边疆,自由性迁徙即躲避战乱的关中、江淮流民;非自由性迁徙即军事镇戍、诸王出镇、为官出仕等政府行为移民。元代汉族人口南迁规模庞大、范围广,数量接近百万,对西南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两汉边疆思想观的论争与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思想的形成

本文认为,边疆观作为关于国家边疆基本意义和价值的认识、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边疆思想论争中治边观取向的依据和支撑。大而划之,两汉边疆思想论争可分为“无用”之论和“国本”之论两类相互对立而又紧密联系的思想观念,论争呈现出前后承继而又各具时代特点的四个历史阶段。边疆思想的论争不仅对两汉的边疆经略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也渐进丰富、完善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边疆思想。由西汉初期至昭帝盐铁之论持续进行的大一统思想与边疆思想的相融,特别是论争双方在大一统思想基础上呈现的边疆思想的趋同,标志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思想的形成。     

王符的治边思想

东汉政府在征讨羌人起兵失利的情况下,决定弃边徙民,企图以此平边患,保中啄。家居边郡的王符目睹边患,特别是东汉政府弃边举措给边民芾来的灾难,坚决更对弃边内徙,主张救边、安边、实边,认为有国必有边,缩边削地不能保国专宁,只有平息边患,使边疆安定,国家才能专宁;只有采取优惠的政策移民实边,开发边地,才是平边患、保中原的良策。     

“极边”、“次边”与宋朝边疆思想探析

本文以"极边"、"次边"为切入点,对宋朝的边疆思想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极边"由外边(与域外接壤之州军)和内边(与域外非接壤之州军)组成,北方强调的是对外军事战略功能,体现的是政治边疆;南方强调的是对少数民族的控驭功能,体现的是族群边界即文化边疆。"次边"位于边疆层级结构的第二层,宋人常常将其与表示疆域最外围的词语(极边、沿边、缘边、并边等)连用,地理空间主要集中于北方。宋人对"极边"、"次边"的使用说明边疆思想在宋朝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边疆(界)意识凸显、边疆空间的扩展以及对边疆认识的细化。     

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特点、演变和影响

古代治边思想大体形成于秦汉,发展和延续至清代,其内涵是动态变化的,经历了从肤浅到成熟的过程,各个时期的治边思想又有其特色。古代治达思想总体上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统治对开疆拓土多持相对保守的态度,认为理想的边疆治理是“守在四夷”;从“华夷有别”的治边观出发,在边疆地区施行相对宽松的羁縻统治,同时重视在边疆传播封建化的教化作用。章还以封建统治对边疆民族的治策和对边疆的经济开发为例,阐述了古代治达思想对边疆治策的广泛影响。     

蒙元经营西南边疆的统治思想及治策

本认为蒙元统治“华夷有别”与“内华夏、外夷狄”的偏见比较淡薄,对边疆少数民族较少歧视。为获取边疆的赋税与矿产品,蒙元在西南边疆积极开拓与系统经营,并取得明显成效,为明清在西南边疆施行全面统治奠定了基础。但蒙元对全面开发西南边疆以充分利用其资源还缺乏认识,这是蒙元的经营与明清的开发昕不同的。     

西南边疆乌蛮源流考释

乌蛮在西南边疆民族发展中的地位极为重要,上承氐羌系统的昆明、叟等民族,下启现代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各民族,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民族群体。乌蛮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时期西南边疆民族的分化与融合。     

明代西南边疆经略中的粮饷供应问题

明朝统一云南初期、三征麓川以及抗击缅甸入侵,是明代西南边疆经略的重要时期。三个时期的粮饷供应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在供应内容上,明朝统一云南初期和三征麓川时期以供应粮食为主,抗击缅甸入侵时期除了向募兵供应月粮,还要供应饷银。在供应方式上,同一时期有多种供应方式,不同时期供应方式有变化,且各有侧重。粮饷供应对明朝西南边疆经略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明代云南边区土司与西南边疆的变迁

洪武二十一年(1388)始,明政府在今云南边境以外的缅甸大部以及泰国、老挝北部设置了11个宣慰司、1个宣抚司、1个安抚司、6个长官司、1个土府.这些边区土司的设立将相关地区纳入了明朝的统治范围,拓展了中国的西南边疆.这些土司,在设置的历史条件、制度内涵、实施管理方面,均与内地土司存在着不少差异.这些差异是导致明嘉靖以后边区土司体系崩溃、西南边疆萎缩的重要原因.     

试论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的殖边督办

“殖边督办”作为一级行政机构,是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上一个不大却又不能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研究近代云南地方史、云南民族政治制度史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本文从民国初年云南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及边政建设的推行、殖边督办公署的建立、组织机构、治边措施及其历史作用等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该行政机构在捍卫国家主权、保卫国土、巩固和开发边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为云南边疆“改土归流”的最终完成奠定了物质和文化基础,推动了边疆与内地政治体制一体化的进程。     

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本文认为,20世纪30年代后,国民政府较重视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进行治理,曾组织较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成立若干边政机构,重视发展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与教育。其治理观念与政策既有超越前代之处,也有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     

20世纪上半叶民国政府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

20世纪上半叶,由于西南边疆危机严重等原因,曾出现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的热潮。调查分为民国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学术团体的调查和个人的调查三类。过去有学者对民国时期学术团体与学者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做过介绍,但对民国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却没有人进行过研究,有关调查资料亦未得到合理的整理利用。本文收集相关档案史料,就民国政府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的背景、调查情况和成果做初步研究,分析调查的成绩与不足。     

边疆危机与行政应对——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的西南治边策略探析

中法战争后中国西南边疆面临深刻的危机,清政府在加强军事防御的同时,还对边疆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积极调整,在西南沿边地区设置了三个边道。边道道员除了拥有广泛的行政司法权外,清政府还赋予其兼管海关事务、中外交涉和防卫边疆等权限,提高了边道应对边疆事务的能力和效率,有利于加强对边疆的治理。广西迁移省会的失败反映了清政府治边行政对策上的局限性,但同时也反映了边疆重臣试图通过改变行政中心以强化边防的努力,为后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明朝西南边疆的军管羁縻政区

明朝平定云南后,为适应云南边疆外弧地带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地理环境和多样民族性特征,在西南边疆逐渐建立起一套“内边区”与“外边区”差异化的边疆行政区划和管理模式,并对云南外边政区实行军管性和羁縻性的统治.这是明朝边疆控制和政区建置的创新性制度,体现了明朝疆域观在行政管理上的灵活性,保障了西南边疆较长时间的稳定,为中国现代国家领土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于边疆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正>关于海疆与陆疆界定的问题。首先,应看到中国的海疆与陆疆的形成,均位于治边传统的主体框架内,脱离对中原王朝治边传统(包括治边的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对历史上海疆与陆疆的形成和界定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我们研究海疆与陆疆的界定问题,不能离开大的时代背景和治边方面的基本理论,如果没有搞清楚中原王朝在治边方面的边疆观、治边观、治边思想和政策,就很难看出中国     

元代西南边疆与麓川势力兴起的地缘政治

本文认为麓川势力兴起与元朝边疆开拓、征缅战争和元末边疆控制减弱有密切关系。元代以前活动于西南边疆的傣族的先民金齿、白夷内部互不统属、部落林立、名称繁杂。元朝的边疆开拓使金齿地区的军事、交通、政治、外交等重要战略地位凸显出来,成为元朝统治者重点经略的边疆地区。征缅战争成为麓川势力兴起的条件。战后元朝对西南边疆的政治、军事控制减弱,云南内部元、段“分域构隙”,麓川思可法势力乘隙兴起坐大,成为金齿地区前所未有的强大部族,导致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和民族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     

汉代对西南边疆的经营

本文论述了汉代经营西南边疆的政策措施及其效果。汉代在西南边疆地区实行“以其故俗治”的政策,适应中央集权制统治的需要,符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有利于汉朝统治秩序的稳定和西南边疆经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汉代边疆战略重点始终在北方和西北,对西南边疆的经营规模和力度仍然是很有限的,边远山区尤其如此。     

中国西南边疆的变迁与中缅佤族跨国境格局的形成

佤族是一个以阿佤山为中心,主要分布于中国和缅甸两国交界的边境地区的跨国境民族。跨国境民族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由于战争、自然灾害、民族压迫或人口压力等因素,导致某一民族的一部分由原先居住的国家向邻国迁徙,从而形成跨国境分布的格局,即形成了所谓的跨国境民族;另一种情况是,某一民族原来就居住在某国的边境地区,并没有明显的、大范围的迁徙,但由于边界的变动,从而成了分布在两个国家的跨国境民族。     

民国时期川边镇守使的治边活动

民国初建,北洋政府设立镇守使以绥靖地方,但川边镇守使除负责军政外还兼管民政。此职系由尹昌衡西征后设立的川边镇抚使演变而来,在民国初期固川卫藏、遏制西藏地方上层分裂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1914—1925年间先后有四人担任川边镇守使,分别是张毅、刘锐恒、殷承瓛、陈遐龄,又因川边镇守使往往陷于边军派系争斗和内地军阀混战,更替频繁,诸多治边计划未能完全付诸实施。     

明朝统一云南、巩固西南边疆进程中对云南的军事移民

明朝在统一云南、巩固西南边疆的进程中,始终贯彻军事征战、卫所设置与屯田镇戍相结合的治滇方略,从而导致云南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移民运动。本文整体考察了明朝各个时期对云南进行的军事移民的原因、规模、组织形式及入口数量等问题,探讨了大规模的军事移民在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稳定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