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书与徽学

徽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学科 ,根本原因是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 ;没有徽州文书 ,就不可能出现徽学。徽州文书现存约 2 0万件 ,内容涉及徽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具有启发性、连续性、具体性、真实性和典型性等特点。正是由于徽州文书的学术价值被发现 ,才出现了以徽州文书研究为中心、综合研究社会实态、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发展变化规律的新学科———徽学。徽学研究将给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继嗣与继产:明清以来徽州宗族的族内过继

族内过继是明清以来徽州社会延续宗族世系的主流做法,虽然也存在异姓继承方式,但仅是少数家庭的选择。徽州宗族在遵循国家法的前提下,从继子的人选到如何上谱书写都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并载入族规家法以为定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族内过继行为。现存徽州过继文书具有丰富的内容,再现了族内过继的具体实态,而过继文书的订立,意味着过继得到了宗族的承认,继子获得了合法地位,宗族也试图通过文书把继子应享有的权利及应履行的义务规定下来,以避免当事人日后产生纠纷,我们从中能够看到徽州宗族对乡村社会控制权的不断强化。     

清末徽州民间宗谱纂修活动研究——以光绪二十三年祁门竹源陈氏宗谱文书为例

本文为新发现的祁门竹源陈氏宗谱文书个案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末徽州民间纂修宗谱的整个过程,从而了解徽州民间纂修宗谱的缘起、纂修组织结构、各项制度规定、宗谱管理、纂修谱例及付梓规定等,对研究清末徽州乡村地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人口、民俗等有着一定的价值.     

从谱牒史料谈徽州墨商的几个问题——以光绪戊戌环川《(璁公房修)詹氏支谱》为中心

本文利用晚清环川<(璁公房修)詹氏支谱>,研究徽州墨商的几个问题.具体描述了徽州墨商一般的经营状况,并重点勾勒出婺源著名墨庄詹彦文的相关事迹,指出:詹彦文墨庄的商业网络遍及湖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江西、湖北和河南数省,这一点无论是在族谱和徽州文书中均有所反映.     

安徽省图书馆所藏徽州祁门善和程氏宗族文书研究

祁门善和程氏是徽州程氏宗族的重要支派,遗存文书众多.笔者2008年参与整理了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保存的一批祁门善和程氏宗族文书资料,此次整理文书近150件,分为土地文书、房契文书、赋役文书、商业文书、宗族关系实态文书、社会文书、会社文书七个方面.这批文书具有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种类齐全、关联度强、保存完整、民间性突出等特点,价值较大,值得进一步挖掘整理和深入研究.     

徽州的家族文献与宗族文化--以歙县吴氏《冲山家乘》为中心

徽州家族文献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修谱以家族文献为依据.家族文献从多方面反映了宗族文化的内涵.南宋以降,精英学者关注宗族文化,把确立始迁祖作为宗族文化构建的基点;保护祖墓与生态伦理观念相关联;聚族而居的村落景观具有独特的文化品质.在徽州,不仅家族精英的文献得以传世,即普通族人的著述亦被录存,反映了社会文化的普及与深入.     

不伦之伦:越继与降继——从族谱资料看明清徽州宗族承继的变体

宗祧承继是宗族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学界对明清宗族继承问题研究已久,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越继和降继,则甚少涉及。先贤们对徽州宗族社会有诸多理想性的描述,然而这些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表象,现实的徽州社会要复杂得多,越继和降继就是其表现之一。探讨这两种承继方式,对于更好地解读宗祧承继和剖析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发展脉络,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徽州宗族历史的建构与冲突——以黄墩叙事为中心

徽州宗族迁徙史上普遍存在"始迁黄墩"的记载,而"篁墩"之称则始于程敏政.此类记载更多的是传说,而非史实,其实质是徽州宗族为建构自身历史而作出的叙事.围绕这一叙事,引发了诸多矛盾和冲突,各宗族为消解冲突而不懈努力.对黄墩叙事的研究,具备方法论与历史观的双重价值,可以成为打开徽州宗族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     

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十分活跃。徽商萌芽于两宋,兴起于蒙元。徽商兴起的根本原因,是由徽州经济结构决定的,而非所谓的地理、文化因素。宋元时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加快徽州地方物产商品化,促进徽州人口流徙,推动徽州社会阶层分化。该时期的徽州商人属于专业商人,在经营过程中,获得大量财富,改变了徽州人的职业观,激起时人对四民观的审思;改变了自身和徽州经济面貌,形成区域经济中的徽州模式。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是明清徽商的基础。     

传统地域文化形成中的人地关系作用机制初探——以徽州文化为例

人地关系是人文地理学重要的研究领域。徽州文化是农耕文化繁盛时期遗存的典型地域文化。本文主要结合对徽州地域文化的案例研究,剖析传统地域文化形成中的人地关系作用机制。论文认为,自然环境将影响地域人口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而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则对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关键性影响,因此,地域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可以被视为人地相互作用中的关键性链接因素,优化人口结构将有助于区域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     

基于资本与场域理论的徽州地名变迁的社会响应与内在机理研究

立足社会大转型语境,收集有关徽州建制与地名变更争议的网络素材,借鉴批判范式、结合场域与社会记忆理论、采用语义网络分析对徽州地名变迁的社会响应与内在机理进行阐释。发现：社会响应存在明显的社群差异。婺源第一次改隶时民间强烈反抗并起到效果,第二次改隶后为多数民众所认可。媒体人群体、专家学者、普通民众与地方政府对徽州更名与复名的看法不尽相同,语义网络结构差异显著,关注重点亦有所不同。政治权力、经济资本与社会记忆分别推动徽州地名场域的边界重构、式微让步及其与黄山地名场域的交融共存是徽州地名变迁的内在机理。     

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以徽商研究为例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     

从徽州文书看清末钱粮的私派陋规

清代后期,是国家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加剧了国家财政的需求,而战乱的破坏又使农村的地丁钱粮失额严重,政府不得不在正额之上,施行诸多名目如亩捐、厘谷等的"附征",以及漕粮改折等勒折浮收的手段,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然而这些制度内的附征和改折,往往又成为地方官吏营私舞弊的重要途径。文章通过清代光绪年间徽州府歙县、黟县等地的钱粮案卷文书资料,对这一时期地方钱粮浮收的实际情景,作一个案性的细部考察,以便对清代后期钱粮浮收的实质,有一个更为全面和清晰的了解。     

徽州古村落群旅游差异性开发的竞合分析

独特的地域文化蕴育了徽州众多的古村落。徽州古村落群的高度集聚效应,诱发了区内古村落旅游资源的集聚屏蔽竞争,同时古村落市场感知的替代效应导致古村落旅游资源开发的抑制竞争。论文认为,徽州古村落群的旅游开发应坚持差异性开发战略,在现状发展的基础上,以古村落的不同特色价值、空间构成、标志性景观等差异性特征为基础,加快建设区内交通设施、构建良好的空间竞合格局,提高徽州古村落间的网络化水平,促进旅游流的畅通与基地旅游模式的形成。     

从祁门县“谢氏纷争”看明末徽州的土地丈量与里甲制

本文以徽州祁门县谢氏《万历状稿供招》为主要研究资料 ,全面梳理了谢氏同一宗族内部的不同支派 ,在土地丈量中因产权不清而产生纷争的全过程 ,并对参与丈量的人役组成进行分析。证明徽州土地清丈人役的佥选是利用原有的里甲组织与人员 ,而不是重新建立新的组织和任命新的成员 ;清丈的单位是原有的里 ,也不是新划分的地域或行政单位。徽州的土地清丈和里甲制密不可分     

徽人年谱试析

本文在检索唐代以来徽州地区所有人物年谱的基础上,就其谱主、编者、体例、分类、版本及流布等情况,进行了文献学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梳理徽州学术史脉络的直接作用,对研究91位谱主所提供的全面系统的资料和资料线索以及在研究各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诸方面的资料补充作用等,进行了价值分析.最后简要介绍了<清代徽人年谱合刊>的编写、内容和特色.     

明清徽州家谱与徽州社会风俗

明清徽州社会是具有典型特征的区域社会,盛行"仁让之风"、重视血缘关系、重视婚姻门第是其中主要的几种社会风俗。这些社会风俗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明清徽州家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则不可低估。明清徽州社会利用家谱宣扬了"仁让"之风,通过家谱保持血缘纯洁性,也利用家谱维持婚姻的门第等级。     

地域传统文化与旅游发展的理性思考——以徽州文化为例

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的关系密切,地方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同时对现代旅游的发展存在极大的促进和制约作用。本文以徽州文化为实证,主要从负面效应上阐述地域传统文化对黄山市这一发展旅游条件优势显著的地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不利影响表现和形成机制,并指出要充分认识徽州传统文化体系中先进性和滞后性,特别是文化深层面上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怎样继承、发展、超越传统文化,克服陈旧意识,转变观念,不断创新,营造先进的文化环境,为地方旅游发展培育强劲的文化内动力,实现黄山市"旅游二次创业"的发展目标。     

传承与困惑——徽州三雕调研有感

基于对徽州三雕田野调研的基础,论述了徽州三雕在各时期的发展、传承及困惑,提出了徽州三雕在新时期继续发展的一些观点。     

宋代以来徽州文化象征的塑造——以程朱阙里的建构为中心

宋代以后,徽州文化由尚武转变为文雅,理学成为徽州文化的象征。歙县黄墩(篁墩)因为与二程和朱熹的特殊联系,受到徽州理学界的重视。明清时期,徽州先后两次掀起建构程朱阙里的高潮。在徽州理学界、士绅、宗族和商人的共同努力下,国家权力最终认可了篁墩为程朱阙里。此一建构过程是徽州社会各界自觉选择的结果,充分反映了徽州文化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