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共识的由来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双方就能开展对话,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也不会存在障碍。"报告再次十分明确申明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     

15年来两岸政治关系的回顾与思考

20世纪90年代至今两岸经贸交流和民间往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但其间出现了四次重大的起伏与转折：第一次是1992～1993年,两岸共同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基础,“汪辜会谈”开启了两岸接触对话的先河;第二次是1995～1996年,李登辉访美并发表分裂言论公开挑衅“一个中国”原则,引发“九六台海危机”,两岸关系遭受重创;第三次是1999年“两国论”出台,导致两岸长期陷入政治僵局,至今未解;第四次是2005、2006年的政党交流为两岸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新的契机。     

从两岸领导人“十六字箴言”看两岸的共识与分歧

国民党在2008年大选获胜后,两岸关系急转直上,一年多以来取得了重大突破与进展。其中两岸领导人的"十六字箴言"对话在两岸关系实质性转变中起到了先导作用,从2008年"胡吴会"胡锦涛提出"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到2009年4月博鳌论坛上温家宝总理回应马英九"同舟共济、相互扶持、深化合作、开创未来"的"面向未来,捐弃前嫌,密切合作,携手并进"的十六字。两岸关系在双方领导人十六字箴言的往来中,在国共两党互信的基础上,不断消解搁置分歧与争议,追求双赢,使两岸关系迈向了新的阶段。     

你所不知道的台湾

一湾浅浅的海峡,居然将两岸隔开了半个多世纪。随着台湾政党轮替,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两岸关系揭开了崭新一页:由对话代替对峙、合作取代隔膜,由封闭走向开放,被争议和搁置了多年的实质性议题——开放三通、两岸直航、台湾对大陆开放旅游业,也已列上了日程表。如果没有意外,     

中共十六大以来对台工作的新主张、新举措

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共和中国政府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并采取了一系列新主张、新举措:提出并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为两岸关系发展确立主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对一个中国原则作出新的表述;致力于促成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明确提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论断;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方针,千方百计做好"人心回归"工作;把握先机特别是制定《反分裂国家法》,有效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成功开启两岸政党交流并恢复两会商谈,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稳定方向发展。这些新主张、新举措的提出和实施,卓有成效地推动了两岸关系的发展,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     

连战一家的上海情

连战先生架起两岸交流的桥梁。此功当永垂青史。2005年的春季,乌云笼罩的台湾政坛"台独"浊浪甚嚣尘上,一浪盖过一浪。逆历史潮流蠢动的"台独"势力利用手中的行政大权,迫不及待地孤注一掷,欲与岛内主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决一死战。就在这     

情系海峡

2005年．是国共两党在相隔60年之后再次握手青和．两岸关系不断走向光明、友好往来不断增强、充满希望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参加了有关方面组织的“海峡杯”两岸和平诗词联大赛,所幸5首诗词作品均被人选．并被组委会评为二等奖。甚感欣慰。     

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与两岸关系治理原则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视角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殷切期望与历史使命。本文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视角研究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当前两岸关系的治理原则:坚持"九二共识"是维系两岸和平的共同政治基础,维护"一国两制"是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根本规制,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是打破两岸政经僵局的现实遵循。     

对2005年海峡两岸政党交往的回顾与思考

中华民族的血缘历史脐带,两岸对和平的共同诉求,使得2005年两岸政党交往有了现实可能。从国民党、亲民党、新党三党角度而言,两岸政党交往具有缅怀先烈、寻根祭祖、政党之间的政治和解、推动两岸的经贸合作等诉求和特点。两岸政党交往影响深远: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理解,为发展两岸关系奠定了现实基础;建立了政党定期沟通平台,为两岸关系发展提供了新枢纽;促进了两岸的经贸合作,为发展两岸关系添加了润滑剂。     

司机说陈水扁“该修理”

2004年仲春我在台湾访问了一个月。这段日子正值民进党开始其第二次执政,人们的选战激情渐趋平静,两岸关系处于新的敏感期。台湾知识分子在思考什么问题?台湾学者与普通民众如何看待两岸关系?台湾民主转型有什么经验教训?这些都是我感兴趣的。尽管海峡两岸都进入了信息社会,但人们关于对岸的理解,仍经由既存观念的不自觉过滤。在台湾的日子里,我有意接触各种类型的人,尽可能聆听他们的想法。即使晚上12点返回寓所,我也会把当天的感受记录下来,有时要写到凌晨2点,因为第二天还有新的思想交流在等着我。日记记下的是我对一个真实的台湾的观感,包括自己在台湾的讲演与交流中表达的思想以及台湾朋友的反应。可以说,本文并不是一般的台湾观光日记,而是一份访学者的思想实录。两岸知识分子思想的自由交流与碰撞,在四年后的今天,或许仍然会引发读者的新的思考。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

随着抗战进入尾声,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由消极变为积极,而战后的新形势和日益临近的宪政对其政治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政协会议上,蒋对中共和中间势力做出重大让步。政协决议对国民党宪政设计的更改,在国民党内激起轩然大波,蒋发觉事态发展已出乎自己预料之外。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对宪政的态度暗中转变。在蒋的默许下,国民党虽未公开撕毁政协决议,但政协决议事实上已不能为国民党所执行。会后,蒋介石受党内强硬势力影响,对宪政的态度从温和的积极一变而为强硬的积极。中共态度也随之强硬,最终国共两党在宪政问题上分道扬镳。     

中共中央对战后中国和、战问题的盱衡与抉择

随着全面抗战胜利的到来,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两种力量的斗争,成为战后国内政治的显著特点。依据中国共产党七大对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科学分析,中共中央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战略方针,极力推进和平建国构想的实施。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追求和平、民主的真诚努力,揭破了国民党蒋介石内战独裁的真实面目,极大地团结和教育了全国人民,从而把政治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最终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准备了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争取和平建国的斗争,也就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觉悟和国民党的彻底孤立。     

从期望到失望:1948年北平“七五”事件再探讨

1948年之北平"七五事件",是中国近代学生运动史上独特的一页。它深刻反映了学生对国民党政府从期望到失望的心理变化。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节节败退,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混乱,大量东北学生迁往平、津两地,国民党政府也宣称在平津成立了临时大学、临时中学。然而,由于经费、校址等原因,国民党政府所宣称成立的临大、临中不过是空中楼阁,学生入关"要读书,要生存"的期望落空,由此引发了北平"七五"事件。然而,国民党政府把该事件当做学生政潮来处理,措置失当。经过北平"七五"事件,最后那些尚对国民党政府抱有期望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对其失望,政治态度转向共产党一方,投入到解放事业中去。     

中共三大以后莫斯科召回马林原因探讨

作为国共合作的首倡者马林,为什么在中共三大以后国共合作从现实层面即将全面启动之时却失宠于莫斯科而被召回?其原因是,马林在对张作霖的评价和中东铁路权益的归属问题上．与苏俄领导人产生了意见分歧;中共三大以后,马林在推动孙中山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全面实施国共合作战略方面,力不从心,收效甚微;而中共党内一直存在着反对马林的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国民党引入军队政工制度原因考

俄共十月革命后建立的”以党领军”的统军制度,为孙中山重新考量”以主义集合”军队提供了鲜活的参照物。受俄共政治工作的启发,孙中山1921—1922年特别注重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1922年6月,陈炯明的背叛说明,孙中山的政治工作观念存在致命缺陷。在苏俄的引导下,孙中山决心由党建军,1923年8月,以蒋介石为首的考察团赴俄。此次考察对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改党建军,影响巨大。苏俄红军的政工制度成为国民党进行政治工作的模本,党代表制与政治部制是政工制度的两大组成部分。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关系的变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二者关系有所变化。训政前期,国民党中央通过立法原则等手段直接控制立法院;抗战期间,控制更为直接,立法院的立法权部分被替代。在这两个阶段上,立法院为维护立法权的行使,不断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议,表示异议,但未否决过国民党中央的决定,尚未表现出反控制的倾向。宪政准备期间,立法院出现了反控制倾向;至"行宪"后,国民党中央的控制力大为减弱,立法院独立性与反控制倾向显著增强。二者关系的变迁是在思想观念、法律制度、组织状况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的,其对立法权的运作及整个国民党政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Strange encounters: a dialogue on cultural geography across the political divide

Disagreement is a fundamental aspect of scholarly inquiry, yet it is exceedingly rare for scholars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political spectrum to engage in a sustained dialogue across the political divide. This article seeks to contribute to precisely such a dialogue with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field of cultural geography. The discussion featured herein consists of an encounter between “critical” and “conservative” approaches to cultural geography in the form of a back-and-forth exchange of arguments and counter-arguments by the interlocutors. The dialogue covers a wide range of issues, including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ssentialism, white supremacy, racial segregation, patriarchy, traditional morality, secularism, justice, authority, friendship, difference-as-strangeness, and the very question of disagreement itself. The broader aim of this dialogical intervention is not to find some sort of common ground that will resolve all differences but rather to explore what those differences are with the hope of opening up a space for more constructive dialogue on cultural geography across the political divide.     

雅尔塔协定、中苏条约与重庆谈判

雅尔塔协定、中苏条约与重庆谈判之间具有相当密切和直接的关系.当时,美苏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所协调和确立起来的两国共同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中共的对华政策,对战后国共重庆谈判的举行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商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发挥了主要作用.但到关键时刻在关键问题上,美苏的影响和作用又是相当有限的.我们对此必须要有辩证的清醒的认识.     

解放战争时期胡适的政治思想与政治主张

胡适认为世界文化的主流和方向是争民主、争自由,自由主义是可以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理论,国民党已经开始向民主政治靠拢;他大力宣传自由主义,在国共斗争中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和政权制度.     

解放太原战役期间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集团民众动员之比较

解放太原战役期间战争双方均需在当地动用大量民力、物资,民众动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集团往复争斗近十五年,彼此已相当熟悉,二者的动员模式、技术极其相似,但实践效果却判若两途。通过比较双方在政治宣传、民众保障、组织发动、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动员活动,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民众动员更贴合人们的需求,能够获得民众的自觉支持;反观阎锡山方面却是官民区隔、上下离心,浩大的动员声势常流于表面。二者迥异的组织能力和政党文化影响了实际动员效果。太原战役期间双方在动员中呈现的差异不啻是当时国共之别的重要缩影,也折射出左右两党最终胜败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