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根据地

我们回县时，钟祥的局面完全变了。“五二八”惨案后一些土豪劣绅由外地或从监狱回乡组织还乡团、大刀会，公开进行三清（清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尤其是党内出了叛徒，对革命破坏极大，党组织基本上没有了，接着而来是“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董必武同志与我们失去了联系。在此情况下，我们只有根据董必武的指示结合钟祥具体情况拟订办法。决定深入农村，依靠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准备武装斗争。具体行动方案和步骤是，扎根南区创建根据地，首先扎根于谢马湾、老孙集，然后向外发展。这样考虑的根据是：第一，这一带是红庙倒口处…     

抗战胜利后的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和上海办事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同志率领重庆办事处大部分人员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建立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接着又在上海建立办事处。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两个办事处人员被国民党当局所逼,在董必武同志率领下,从南京飞回延安。两个办事处存在十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党同国民党斗争的焦     

武汉解放前夕的一个地下油印小组

我至今对油印机有着特殊的感情.这要从我们那个地下油印小组讲起.特殊任务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八·一九”大逮捕后,由于我上了敌人的黑名单,组织上决定我从北平转移到南方工作.1949年1月,我在武汉和党的地下市委接上了关系,由杨坤泉同志与我联系.在第二次碰头时,老杨对我说:“组织上准备交给你一项特殊任务,搞一部油印机印文件,怎样?”     

改编土匪武装

湘鄂西第二次党代会后,我们决定立即行动,扩大荆钟武装力量,进行武装割据。湘鄂特委决定钟祥派一名得力干部深入土匪李凤山部,找黄官相、李庆春（都是地下党员）联络,把李庆春那里一百多支枪拉过来。钟祥县委接到通知后,秘书长李庭壁同志当晚在庭院踱来踱去,态度沉闷,若有所思,看样子有什么问题不好解决。我立即问他,你心里有什么事吧？是不是考虑派人到李凤山匪部？李庭壁同志点头。接着我又问：“我去可不可以？”他说,要经过许多白区和匪区,他们防守严密,检查很仔细,危险性特别大,我不放心你去。我说革命就是要担风险,既…     

湖北省立农学院的地下斗争

我是1948年考入湖北省立农学院的。当时,学校的国民党、青年军飞扬跋扈、骄横专制,气焰甚为嚣张。与此同时。抗暴示威活动席卷全国。1947年“六一”惨案后。湖北省立农学院的学生不顾军警和校方的威胁,前往武汉大学参加吊唁和慰问活动。随后,革命活动一直在延续。我到农学院之后。地下党负责人张靖琳同志与我接上了关系。     

关于“确山惨案”中几个主要史实的考证

“确山惨案”发生至今已40多年了。但长期以来,一些报刊和老同志的回忆,对“惨案”发生的时间、国民党袭击竹沟留守处的兵力番号及我方在“惨案”中死难的人数几个主要史实说法不一。在调查中,我们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核实考证,现作以下说明: 一关于“惨案”发生的时间一说是1939年11月11日;另一种说法是11月12日。我们认为前一种说法是正确的。1939年11月18日,胡(服)、彭(雪枫)致中     

黄安战役：打出了一个“红安县”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陡然变化,国民党军准备对鄂豫皖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行动。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下,主动进攻国民党军驻守的黄安,并大获全胜。黄安战役成为红四方面军组建以来的第一场大捷,瓦解敌军工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纪念这次胜利,黄安县更名为红安县。这里曾走出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和223位共和国高级将领;在革命年代,14万红安英雄儿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鲁迅一段未见诸文字的谈话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先后在段祺瑞、张作霖的血腥统治下。各大学学生纷纷离京南下参加北伐军事活动。我们担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工作的一部分同志,奉北京执行部领导人李大钊(守常)同志的命令,迁往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旧兵营,继续转入地下活动。5月25日黎明,大钊同志从俄国大使馆住所轻轻走进我们打地铺的大房间,招呼我跟他去谈话。大概是在使馆人员住房的楼下小房间里,电灯未熄。桌上摆着一叠叠的文件。看来他可能彻夜工作,并未休息。他以亲切而沉重的语气说:“世军同志,奉军进驻北京,情况更坏,我们为了保全革命力量,扩大工作范围,大部分同志已分散到外地     

董必武法学思想是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任建新谈董老对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贡献

董必武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两会”召开前夕和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成立进入第五个年头之际,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会长任建新对本刊畅谈了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记者:我们知道,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老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作出了杰出贡献,您认为董必武法学思想的精髓是什么?任建新:董必武同志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在革命和战斗的一生中,对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人民政权建设…     

钟祥南区暴动

钟祥南区暴动是根据长江局代表柳克明同志指示和钟祥县委研究决定的，具体行动计划都是我根据以往的经验拟定和实施的。当时我是县委常委兼军事部长、政权部长和游击队政委，担当此任责无旁贷，加上钟祥南区红色根据地是我一手开创培育起来的，天时、地利、人和，有较强的号召力，因此，我领导这次暴动成功机会更大，欣然接受了这项光荣使命。在接受任务后，我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从1929年起虽然敌人内部发生分裂，军阀混战，无力顾及农村，红二军团又在沙洋、旧日、石牌等地不断出现，使荆门、钟祥、京山境内的敌正规军和保卫团不敢轻举…     

三峡工程规划、决策的由来——原长办主任林一山访谈录

酷热的1996年7月上旬,时为宜昌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的笔者与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一位负责同志和武汉大学历史系的一位教授同赴北京,为省、市两级政协合编的《三峡文史博览》一书找原长办主任林一山同志组稿。那天,我们来到故宫西侧一条胡同深处的一座四合院,绕过照壁,穿行两旁种有蔬菜的正中小道进入主客厅时,已八旬高龄的林老正等候我们的到来,几句问候话后我们就直切主题,林老则如数家珍,侃侃而谈。他说———1949年我随董必武老接收国民党的水利机构,有了一支属于我们自己的治理长江的队伍。稍后,我即与苏联专家共事。三峡…     

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

抗战结束后 ,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学潮不断。面对学潮 ,蒋介石一向态度僵化 ,必欲将之消灭于萌芽之中 ,惟恐被中共所利用。而地方军政当局因守土有责及利害所关 ,更不免反应强硬 ,往往大打出手 ,造成惨案。对此 ,身居教育系统的国民党负责人及国民党籍教授们虽不以为然 ,又无可奈何 ,只能亡羊补牢 ,居间调和 ,力求将损害减少到最小程度。但随着类似事件频频出现 ,一些国民党人由抱怨不满 ,到逐渐与国民党离心离德 ,几不可免。从国民党人在“一二·一”惨案善后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中 ,即可一窥其端倪。     

李闻惨案之善后

1946年7月发生在昆明的李闻惨案,是战后中国政治史上一个影响十分广泛的事件。这一惨案出现在全面内战一触即发的前夕,遭到暗杀的李公朴、闻一多均为推动国共和谈的中国第三大政党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加之他们惨死于同城,相隔仅仅三天,因而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多年来,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在回顾国民党丧失大陆政权的原因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一事件是国民党失去人心的一个重要标志。李闻惨案已过去65年,但围绕这一事件的性质、责任、处置等方面表现的矛盾与展开的角逐,还有不少有待深入探讨的空间。如惨案初期关于事件性质的论争,即反映了不同政治势力立足于各自立场对这一事件的基本判断;惨案制造者的抵赖与歪曲,则凸现了不同力量在责任追究问题上的博弈;而国内外的强烈舆论以及美国政府的介入,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援华政策的实施;至于蒋介石处置该事件方针的形成和执行,同样表现了战后中国政治受不同因素制约的复杂与交错。对于这些目前研究相对薄弱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考察,显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李闻惨案为什么会给国民党统治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也有助于了解和把握各种矛盾在战后中国政治转型中的作用与演变。     

杨尚昆在中央后方委员会

1947年春,国民党全面进攻解放区的企图失败之后,便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3月29日,中央政治局清涧枣林沟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为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委,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从应抗支队到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

1939年后,区党委调我到应城县抗日第四支队任副支队长兼支队总支书记。支队长张文津,政委刘慈悄在我到任前就调走了。因为应抗是一支统一战线部队,在隶属关系上,是国民党五战区下属的一支县级部队,但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有的部队是我党掌握的,而四支队是以分散在钟祥各地的6支小队伍为基础,加上应抗教导队、修械所组成的。组建之初,需要巩固和发展,因而调我到这个支队加强党的领导。5月间,党为了开展鄂豫边区游击战争和建立鄂豫边区敌后游击根据地,派李先念同志率领一部分武装南下到鄂中。6月6日陈少敏同志率领一部分武装南下（…     

第一次见到李先念主席

1950年5月．经中央批准。武汉市民建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准备由原地下小组建立正式的组织。一天。华煜卿同志来和我说,今天下午省里有个会,要我们几个人去。华煜卿同志考虑后决定,由他、贺尔梅和我三个人去。他已告知了贺尔梅同志。下午1时,我们一同过江,会议地点在武昌司门口上海银行。     

刻骨铭记董必武对我的教诲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建立,平型关作战胜利后,在共产党的要求下,国民党被迫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了共产党的国共合作宣言,默认国共合作,武汉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博文教会学校的进步生物老师吴醒夫,到办事处请董必武到校作时事报告。     

革命洪流中的袁溥之

当我撰写的《吴晗与袁震之的旷世之恋》一文发表后,有许多读者问我:吴晗和袁震之在1969年就去世了,你是如何取得这珍贵材料的?我便如实地告诉他们,1988年,我到广州采访了我们家乡的革命人物袁溥之,她是袁震之的姐姐,是最早和董必武一起开展革命活动的女性,还曾是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中共女代表之一。她的一生和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和许多中国革命的著名人物有过交往。     

发展革命组织

我和武志靖、周廉卿同志商量后,决定由我们三人组织支部,我任支部书记。嗣后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又成立了特别支部,特支书记先后由武志靖和我担任。党的领导核心建立后,通过我们的工作和党员的活动,以各种合法名义和组织形式,发动群众,将群众迅速组织起来。如在农民中用孝子会、结十弟兄、姊妹会,在青年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夜校、足球队等等,在进行群众活动中开展革命活动,先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继而开展革命活动,发现积极分子,进行培养,然后吸收入党入团,壮大党团组织。钟祥南区的革命,经过许多艰苦扎实的工作,终于…     

省委巡视员二三事

我从钟祥县委书记调省委当巡视员,是1931年7月上旬。这时正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失败之后,又集结大量兵力准备进行第四次围剿。敌人为了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改变其策略,倾全力先进攻鄂豫皖,再进攻湘鄂西,两处得手后,即回师南下。红四方面军机动灵活,为保存实力,主动撤离鄂豫皖苏区,挥师北上。敌人在肆意践踏鄂豫皖苏区后,又扑向湘鄂西苏区,企图消灭湘鄂西红军。在这紧急关头,各革命力量理应同仇敌汽,精诚团结,以对付敌人。可是事实恰恰相反,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夏项却借抓住被俘人员张钩侯离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