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民俗的辑录和研究

法国汉学作为西方传统汉学的中心,历史悠久,名家辈出,法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始于明清之际入华的耶稣会士。传教士要在中国传播天主教,首先要了解中国民众的信仰和宗教,因此对中国的民俗习惯、伦理道德、传统宗教、民间崇拜、神话传说等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和研究,也因此向欧洲人打开了陌生神秘的中国社会风俗文化的一角,并为十九世纪各西方人文学科著作提供了丰富素材。民俗研究是法国早期汉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可惜由于语言隔阂和学术交流的欠缺,国人对该领域作品的译介和关注甚少。实际上,从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耶稣会士以传教为目的而开展的中国民俗调查和研究,直接成为后来西方汉学界中国民俗研究的先声,并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兴起发挥了奠基性作用。     

论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汉学研究

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开启了美国汉学研究的大门,对美国认识近代中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本文以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汉学研究为中心,选取裨治文、卫三胃、丁韪良等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传教士为主要介绍对象,分析总结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汉学研究的特点,突出传教士对早期美国汉学研究的重要性。     

伦早期美国来华片款士的；又学研究

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开启了美国汉学研究的大门,对美国认识近代中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本文以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汉学研究为中心,选取裨治文、卫三胃、丁韪良等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传教士为主要介绍对象,分析总结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汉学研究的特点,突出传教士对早期美国汉学研究的重要性。     

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与《英华萃林韵府》

19世纪西方新教传教士由于在华传教的需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等领域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美国汉学发展史上出现的以传教士为主体的汉学研究群体中,裨治文、卫三畏、卢公明等美国来华传教士赫然有名。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 1824—1880）1850年来福州传教,     

另类传教士：文化殖民下的蛋

说起近代以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来华传教士是个不应绕开的话题。长期以来,他们是作为文化侵略者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其实还有一部分另类传教士,他们来中国虽然肩负着传播基督教的使命,却无意中成了中国近现代化最早的一批科学启蒙者和传播者。     

傅兰雅与上海格致书院

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封闭已久的中国的大门后,一批又一批传教士涌入这块“阔别已久”的土地上。凭藉武力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他们深入通商口岸和沿海地区传播福音、发展教徒。中国学习西方的洋务潮流兴起后,有些传教士也宣传经他们加工过的西学知识,以作为传播福音的手段,企图达到使中国基督教化的目的。但是,于1861年以传教士身份来华的英国人傅兰     

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

汉学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作为一个学科在西方得以确立并在今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发展 ,从而对西方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同时产生广泛影响 ,有一个漫长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 ,就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与学术演变和发展的一个侧影。在我看来 ,西方汉学经历了“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专业汉学时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作为一门学科真正创立 ,应该是在“传教士汉学时期”。“游记汉学时期”早可追溯到元代的马可·波罗 (ＭａｒｃｏＰｏｌｏ) ,甚至可以推到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Ｈｅｒｏｄ…     

论美国早期汉学研究

美国汉学兴起于19世纪中叶,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早期美国汉学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以来华传教士为主体。裨治文、卫三畏是其中主要代表。他们精通中文,熟悉中国历史文化,汉学研究水平之高、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二是注重中国现实特别是关注中国近代化问题的研究,从而开启了美国汉学注重现实的先河,使汉学研究摆脱了欧洲汉学古典规范的束缚。但早期美国汉学也存在着缺乏专职性和研究群体单一性的严重不足。     

论遵义教案对黔北地区思想文化的影响

十九世纪中期,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越来越多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播基督教,但列强却以此作为侵华的工具,加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侵略破坏。黔北地区主要受法国天主教势力影响,凸显了中西方的政治差异、矛盾及遵义地区人民群众反洋教斗争的正义性和民族性,折射出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具有吸收外来思想文化的现实意义和内涵。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

西方宗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而地理学是其中比较激烈的部分。西方传教士作为基督教传播的主要媒介,理所当然地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其中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也是相当巨大的。本文结合传教士在中国发展的兴衰过程,相应地对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的研究分三个时期来进行描述:唐元时期、明末清初时期以及鸦片战争以后。最后,本文用辨证的观点评价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它在促进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的同时又造成中国对地理科学认识的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