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曾任国民党高官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位。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湖南国民党的代表出席会议。毛泽东以其在湖南的工作以及在大会上的积极表现,很受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赏识和注意。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时,毛泽东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关于建国后至中共九大期间"接班人"问题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建立后至中国共产党召开九大期间,"接班人"的问题曾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展开过广泛的议论,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这一问题蕴藏着复杂和深刻的内容,要想对此问题进行历史性的考察,需要人们去分析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环境,研究中国共产党对"接班人"的标准提出了哪些内容,采取了什么具体措施.本文以翔实的史料论述了"接班人"问题的提出、人选的变幻、确立林彪为"接班人"几个问题,力图探索毛泽东和中共领导集体对解决"接班人"问题的历史发展脉络.     

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回忆

莫斯科中山大学俄文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是联共(布)中央在孙中山去世后为纪念他而开办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俄国顾问鲍罗庭于1925年10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建立,同时建议国民党选派学员赴俄学习.     

武汉国民党的“联共”和“分共”

1926年底到1927年夏,武汉国民党人的政策从左向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导致武汉国民党人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影响下的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因为它严重损害了武汉政府赖以生存的脆弱的财政经济基础和军官们的忠诚度。事实上,无论是武汉国民党中央,还是中共中央,这时都曾极力控制工农运动。但中共基层干部的缺乏,特别是在联共(布)党内权力斗争推动下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政策的赤裸裸的干涉,不仅使中共的工农政策无法顺应形势做出相应的切实调整,而且更极大地刺激了武汉国民党人的疑惧心理。武汉国民党人从"联共"最终走向"分共",与此不无关联。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哈尔滨

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承认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共同领导当地的革命运动,支持北伐战争。     

试谈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观

托洛茨基曾经在俄共(布)和联共(布)党内担任政治局委员的要职,也是早期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时,他是《共产国际宣言》的起草者和报告人。后来,由于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和共产国际里从事派别活动,被开除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无论在被开除出共产国际以前或以后,他总是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自居,就欧洲各国和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和言论。     

司徒雷登与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

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是由司徒雷登发起的,其目的是通过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改革,把CC系的势力排除出去,让自由主义势力进入政府并掌握政权,以维持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由于"新革命运动"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司徒雷登试图通过"新革命运动"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努力最终失败.     

试论中国共产党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方式的确立

国共两党的合作是顺乎历史发展潮流,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为载体而确立,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以及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方式并不是一开始就接受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排斥、拒绝到联合党派进而接受国共合作的渐变过程。对于党内合作方式的建立,共产国际和孙中山的态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济深先生与黄埔军校——写在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之际

1924年,在国共两党首度携手合作、国民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孙中山先生高瞻远瞩,重新阐述"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实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设在广州黄埔,史称"黄埔军校")。李济深先生为军校筹备创立倾心倾力、慷慨相助。孙中山先生曾这样高度评价说:"任潮,军校能够开学与第一师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你在人力、物力、财     

史料译文里的人名误译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中对一些人名和地名的翻译有错误。现在举几例如下。“张石宽”应该是周士观第161号文件,即皖南事变发生之后不久,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的一份电报,其中第1项说：（1941年）2月22日晚上,中国小党开会,未邀请我们参加。     

林伯渠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正1960年林伯渠病逝后,吴玉章写诗悼念,其中有这样一首:"十月革命照万方,联俄联共好主张。中山改组国民党,还仗伯渠作桥梁。"林伯渠既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既是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58名党员之一。林伯渠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地位和与国共两党领导人特殊的感情,帮助孙中山实现了改组国民党的宏伟目标,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蔡和森对“陈独秀主义”的批判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具争议的领袖人物之一。"陈独秀主义"是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时期,所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主要动力以及与国民党关系等方面的错误观点和见解的总称。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其中以蔡和森的批判最为独特、精到。而蔡和森对陈独秀错误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论陈独秀主义》[1]一文。     

"三支两军"述论

"三支两军"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件,1967年初开始,全国处于"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局面,整个社会生活陷入极度混乱之中,武斗成风,局势难以控制.为制止全国混乱局面,毛泽东决定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从1967-1972年,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了280余万名指战员担负这项任务."三支两军"人员在艰巨复杂的情况下,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冒着生命危险,努力维护局势稳定,制止武斗,保护了一些老干部和知名人士的安全,保护了一些重要单位和设施免遭破坏,维护了全国的交通、邮政、金融、财政、武器研制的相对正常的活动,等等."三支两军"既有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联共(布)党史文化是怎样形成的

苏联上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对于联共(布)党史文化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我们选取这一阶段的批判和斗争来加以论述,大体就可以把联共(布)党史文化的面貌及其主要特质呈现出来。由于联共(布)是由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奠基并为其早期阶段,论述这个问题时就不能不概略地涉及该党初建及其早期阶段的有关情况和问题。一、联共(布)党史文化的奠基及俄共阶段的思想文化斗争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在沙俄这个专制农奴制国家,主要是在地下秘密斗争的环境中,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的。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榜样,在深入研究、认     

论二十年代末苏联反右倾斗争的后果和教训

本世纪20年代末,苏联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布哈林“右倾分子”的斗争。关于这场斗争的意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右倾分子是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如果右倾分子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放纵资本主义势力,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阵地,增多     

莫斯科与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国共合作破裂原因新探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中共、武汉国民党人对工农运动"过火"同感棘手并试图纠正,立场趋同。随着苏联被坐实南京惨案祸首,武汉国民党对中共、苏联观感剧降,甚至有势不两立之意。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共均明确认同国共合作与土地革命难以兼顾。但斯大林等人在反对派理论倒逼下,政策更加激进,强行要求中共在维持国共合作的同时自下而上开展土地革命。武汉国民党愈反感,莫斯科愈激进的矛盾演化路径最终导致汪精卫等人借故发难,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地方实力派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形成——简论地方实力派转向抗日对蒋介石的影响

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不仅在于统治阶级内部某一派别转向联共抗日,而关键在于统治阶级的总代表—一蒋介石及中央系的转变.英美与日本在华利益矛盾的激化;蒋介石与苏联的接近;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冲击;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产生的巨大威力等等,都是推动蒋介石转变的主要动力.但外部因素是通过内部因素的变化而起作用的,国民党内部派系的矛盾和分化,直接影响着蒋介石政治态度的变化,作为国民党内部重要派别的地方实力派,向抗日和联共的转变,对促使蒋介石向抗日和联共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邓小平与香港"后过渡时期"的中英外交斗争

邓小平为解决香港"十二年过渡时期"的"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问题,提出创造条件让"爱国爱港"的香港人逐步参与管理并且为1997年收回香港以后"港人治港"培养人才.由于英国在"十二年过渡时期"以"代议制改革"为核心的"非殖民化"的"光荣撤退",以及不惜牺牲中英合作关系和香港前途以香港为"磨心"进行的自"偷步民主"至"民主冲剌"的政治对抗,中国在中英合作的基础已经被破坏、"旧香港"与"新香港"之间的政治体制"直通车"已经"不通"的情况下,根据"以我为主"的原则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规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另起炉灶"筹备香港特别行政区.     

大钊未参加中共"一大"原因新探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的召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她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被称为"北李"的李大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李大钊却没有出席党的"一大"会议,其原因何在?经过对已有研究成果和史料的分析,得出以下几个原因:(1)直接原因:公务繁忙;(2)重要原因:参与领导索薪斗争;(3)根本原因:对中共"一大"会议不重视;(4)个人原因:为人低调;没被推选参加"一大";怕给中共"一大"会议带来不安全.     

香港回归的历史"前奏曲"——1979年3月邓小平与麦理浩的"北京会谈"述略

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的北京之行,代表英国方面以香港"土地契约"问题为"突破口"逼中国方面对过"九七"的"英国管治"作出让步,第一次将中英两国政府"长期搁置"的香港"九七"前途问题明朗化.而邓小平"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的正面回应,初步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九七"以后"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的战略思考.以此为契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始初步调整当代中国"国家统一"的战略重心,将以"一国两制"的"新思维"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表"提前,探索将"台湾版"的"一国两制"香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