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卷与泰山后石坞：仪式文艺与信仰生活的互塑

《天仙圣母源留泰山宝卷》等四种宝卷是泰山女神碧霞元君信仰研究中未被充分关注的文本，已有研究多着眼于版本较多、流传较广的两种，而另两种稀见孤本也应予探究。首先，四种泰山娘娘宝卷体现出的稳定流传的“离家修行”叙事结构，其根源在于中国化的民间观音信仰方式，这是宝卷与俗民信仰生活深度绑定的体现，是仪式文艺源于信仰实践的又一明证；其次，作为仪式文艺的宝卷，并不只是信仰生活的被动反映和再现，泰山娘娘宝卷宣扬的叙事在地方传说中得到了延续，宝卷的叙事元素甚至直接促成了泰山后石坞“信仰标记物”黄华洞和白猿墓的产生。仪式文艺对信仰实践的反塑作用值得重视。     

在神圣和凡俗之间--关于日本地藏菩萨信仰的文化思考

信仰往往与特定的仪式联系在一起,而“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     

非遗传承与社区参与——基于伦理学的视角

非遗传承的辩证的或对话的维度阻止其仅仅成为一个第三人称旁观中的景观。相反，它参与并在第一人称上去转变其对话者。遗产能一直存活，是因为它参与到那些参与它的人的生活之中。传承或教导是一个区别于研究/学习之纯粹接受性的义务，它不是将所习得之物转化为可以被固化的知识，而是将其领会为在伦理中并因而是在超越行动中的意义。其本质在于活力、创造力和更新，这种更新正是通过一种传统形式的吸纳而发生。任何一个非遗的行动文本都保持着与社区或生活共同体的关联，这个关联因素可称为“文本的动力机制”。作为文化实践的非遗传承兼具存在的自我转型和传统的规范性特征，它是精神之连续的激活、永恒的觉醒和作为启示的启示。     

从“仪式性”看纪念馆的“文化展演”空间实践

作为一种独立的博物馆类型,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纪念馆的独特性予以阐述。纪念馆作为国家治理术的重要形式,从"仪式性"视角来看,纪念馆的参观实际上是一场仪式性的文化展演,其仪式内涵与价值便体现在了对国家叙事认同和集体身份的构筑过程中。纪念馆的仪式性特征贯穿于进馆、参观和出馆这一动态过程中。基于仪式理论,纪念馆序厅的设计要具有体验性,突出参观者的参与主体性,而且从仪式情感性来看,纪念馆的叙事文本要有故事性,营造一种高情感卷入度的感性氛围。     

口头传统与图像叙事的交互指涉——以浙南畲族长联和“功德歌”演述为例

同一民俗事象在口头传统与图像叙事的表述中,具有显著的交互指涉关系,但具体叙事情节的口头表达与图像描绘,并不一定能在时间序列上呈现直接的对应性。这些叙事情节在特定仪式中的演述过程,不仅会发生"图"与"言"的时空错位,甚至图像叙事就不是口头传统所描绘的内容,而只是一种固化的仪式环节。因此,口头传统与图像叙事的交互指涉就需要一个媒介的引导。对于这种现象,畲族"做功德"仪式中的"功德歌"演述与描绘盘瓠神话的长联就是这种以身姿为媒介实现交互指涉关系的典型代表。     

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

实践民俗学是民俗学面向当下生活进行研究时的视角转换和理论重构。实践民俗学认识到:生活实践的主体是普通民众,而不是以"民俗主义"或"传统的发明"为理论依据的民俗操弄者;在田野访谈中出现的个人叙事,其实是以个人身份进入社会文化再生产过程的不可或缺的话语形式,它与集体叙事是相互建构的关系;强调实践的民俗学,必然使研究方式由传统的实证式民俗志向交流式民俗志转变,注重研究者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实践。作为具有学术转型意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实践民俗学有助于从生活实践文化的传统及其创造性转化的视角重新认识和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     

试析《傲慢与偏见》和《长恨歌》的女性叙事方式

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是女性作家文本中经常出现的主题思想,而女性叙事方式是女性意识形态在文本中的具体呈现。英国十九世纪女作家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和中国二十世纪现代女作家王安忆的《长恨歌》,这两部创作于不同年代,有着不同民族文化和审美背景的作品,却有着相似的女性叙事方式,折射出女性作家相通的女性主义思想。文章试从两部作品文本的女性叙事方式入手,探讨女性作家不同于经典叙事文本的女性叙事特点,发掘其文本在女性主义思想方面的共通之处,以利于女性文本意识形态的解读。     

电影《滑动门》的叙事结构分析

影片《滑动门》以新颖的时空架构作为通行证,在传统与现代中自由穿梭,不仅得到了普通观众的喜爱,也深受电影批评者们的青睐。这部电影采用了复调、对位、并置等独特的艺术叙事形式,使电影叙事更为巧妙、情节更加引人入胜。同时具有通俗电影和文艺电影特征的《滑动门》,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新文化史视野下家族的病因认识、疾病应对与病患叙事——以福建螺江陈氏家族为例

从福建《螺江陈氏家谱》来看,疾病与医疗贯穿陈氏家族史始终。面对疾病,陈氏族人及其亲朋好友往往将病患置于具体的社会文化境况中加以认识而非一味追究医学上的解释,具有强烈的人文性;陈氏族人应对疾病的方式主要有割股疗亲、诉诸超自然力量、求助于医生和药物等,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但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和高下之别。当把病因认识、疾病应对放在文本叙事的整体语境中进行解读时,我们会发现福建《螺江陈氏家谱》这一文本中的病患叙事隐藏着陈氏家族彰显儒家价值观念与强化家族文化认同的努力。     

钟敬文的口头文学观及其现实意义北大核心

钟敬文在与一般文学的对照中,确立了以“特殊文学”为底色的口头文学观,涵盖体裁、文本、传统等方面。这里的“特殊”具有多面性,口头与书面、形式与内容、文本与田野都是解析“特殊”的维度,在这张“特殊”之网中,人、语境与传统共同构成了口头文学的生态系统。结合中国口头文学保存有大量历史文献和近现代记录文本的实际情况,钟敬文提出了不同于非西方无文字社会的口头传统研究,也不同于一般文艺学取向的研究理路,实现了对口头文学的整体性关照。这些理论创见隐含着向学术与文艺双重目的的回归,也代表着其口头文学观的未来指向,在今天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古希腊人的奠酒仪式——以荷马史诗为例

奠酒在古希腊是一种十分普遍的仪式,对其功能和意义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古希腊人的文化思想。本文从具有代表性的荷马史诗的叙事文本入手,将史诗中出现的奠酒分类进行考察。研究认为,古希腊人的奠酒是一种工具性的仪式,是神圣与世俗之间的联结,既体现了古希腊人的价值体系也反映了他们的天地观。     

战国士人参政风尚与《穆天子传》的创作性质解读——兼与史官作、巫觋作诸说商榷

《穆天子传》在历代学界争议中已经逐渐被揭露出它富于虚构性、创造性的文本特征。《穆传》书中存在脱离西周年代却切合战国史实的内容,不可能为西周史官实录;而战国理性精神的兴起以及《穆传》叙事仅以神话传说作为"神名"使用,可知其中虽有神灵信仰,却并非巫觋之作。结合战国时代背景审视,《穆传》应属于士人的托名附会之作,其作者很可能是魏国士人。此书的创作与战国士人参与政事的风尚紧密相关。     

《耿村民间故事集》中的一组“聊斋故事＂——兼论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的比较研究

《耿村民间故事集》中有大量与清代文言短篇小说相似的文本,其中的一组异类婚恋故事更与《聊斋》渊源深厚。运用类型学和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对之进行比较研究,可考察文人叙事与民间口头叙事的共性与差异,将揭示出耿村故事在叙事上的文人化倾向：一是很少出现民间幻想故事的重复律特征;二是情节和母题具有文人化特征;三是故事人物的身份呈现出文人化倾向。这些都表明耿村异类婚恋故事很可能是文言小说向民间回流过程的产物。     

叙事型构·文本界限·叙事界域:传统指涉性的发现

在诺苏彝族的本土口头传统中,史诗“勒俄”的源文本是极其丰富和多元的,同时也有着极其强固的文本性属观念与口头叙事法则。在田野研究的逐步推进中,我们意识到必须认真检视自己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其内部的叙事机制是什么?那么,我们需要回答的相关问题是:1)史诗“勒俄”的源文本形态及其叙事结构的民间记忆方式是什么?2)在有关“勒俄”的民间话语中为什么会出现“公勒俄”/“母勒俄”和“黑勒俄”/“白勒俄”两套语汇,其间的传统涵义是什么?3)书面化的史诗本事与口头演述的史诗叙事有怎样的内在关联与区别,民间叙事的传统规定性是什么?一…     

荒谬与合理:民间叙事的文本、语境与叙事逻辑

从外部的、研究者的角度观察民间叙事,会发现其外在形式荒谬;从内部的、民间叙事拥有者的角度探讨民间叙事的叙事规律及叙事逻辑,会发现其内在逻辑合理。民间叙事集荒谬与合理于一身,这是由其自身的口头性、叙事性、实用性、文学性等诸多特征共同决定的。只有在语境中理解文本才能了解民间叙事的叙事逻辑,进一步正确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     

仪式文艺的文类转换：以南通童子书为例

江淮地区的南通童子书是香火童子仪式中具有代表性的文艺形式,童子书中的巫书和劝善书在清末已形成稳定且独具特色的文类特征。在长江两岸仪式文艺的交流中,南通童子书对以沙上宝卷为代表的江南宝卷类仪式文艺的创编产生重要影响。随着近代印刷技术的发展,童子书逐渐脱离仪式成为仅供阅读的通俗唱本,其中大量民国时期上海石印童子书在后续学术讨论中被误认为鼓词、弹词等通行文类。在以上两种路径的文类转换过程中,仪式功能导向和商业价值导向分别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动

在延安时期波澜壮阔的革命文艺大潮中,新秧歌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具有着十分突出的意义。因为它不但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最早体现,是以《白毛女》为代表的中国新歌剧产生的直接源头,而且也是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努力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具体实践和典型代表。1942年后,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发展速度之快、波及范围之广、演     

谁是“蛮”人?——地方仪式传统中的上林族群类分与文化形象转变

地方仪式传统与一定地域内的人群分类有着密切关联。在王朝国家管理与族群观念实践语境中,广西上林县地方人群形成了一定的人群分类话语,对"蛮"人的想象与认知逐渐固化。在民族传统文化保护语境下,师公、道公等仪式专家的流动,逐渐构成我们观察地方人群分类新的文化维度。不同地域间的仪式流动在促使地方文化形象发生转变的同时,也让地域内的人群具有了自我认知的参照,原本属于"蛮"区的人之文化优势也逐渐建立起来。     

洪水之后：丢卡利翁起源神话与西方大洪水传统

在古希腊神话中,丢卡利翁的故事是最常被谈及的人类起源神话之一,该神话讲述了由天神宙斯发动洪水毁灭人类,只留有一男一女在人世间存活并最终重新繁衍后代的史前史。故事因其所述的大洪水以及洪水中孤独漂泊的小船而通常被看作是古希腊版的“诺亚方舟”,因而,它也经常被纳入整个西方的“大洪水”叙事传统。本文将讨论丢卡利翁神话与西方大洪水叙事传统的关系,并从古希腊起源神话框架本身重新对丢卡利翁的起源故事作出理解。     

对话与反省——《豆棚闲话》叙事研究

《豆棚闲话》是一部叙事手段独特而高明的话本小说。与以往的话本小说不同,其叙述者是明确的个人,因此也使叙述具有个性化色彩;其叙述过程中叙述者发生了转换,因此产生了对话的叙事方式。而对话的叙事方式使《豆棚闲话》的叙事充满了不确定性,即有不同的声音却没有固定的或者是主导的看法。而作者正是要通过各种不同的观点,重新审视一些约定俗成的问题。这种反省精神和明清之际思潮相一致,且领时代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