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魏晋时期的洛阳太学

太学是我国古代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东汉、曹魏、西晋时期的“国立大学”——太学,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乃至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见的。通过对其考察,可以看出,洛阳太学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具有严谨的学风,浓厚的学术风气,为封建统治者培养了大批人才,对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     

六朝太学与国学考辨

学术界对六朝时期太学与国学的关系有多种不同看法。有六朝国学始于东吴孙休时说,有东吴无国学说。有人认为南朝的太学与国学是两所并列的学校,有时两者同置,有时一存一废;有南朝只有国学而无太学说等。事实上东吴并无太学或国学存在;西晋开始在太学之中设置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校舍分离,号称“二学”;东晋先设太学,后又增设国学,并将“二学”校舍合并;南朝“太学”与“国学”为一校二名,由于国学以上层贵族子弟为培养对象,国学的地位和名声高于太学,因此“国学”常常取代“太学”,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习惯通称。     

论两晋礼学对郑王之学的择从及其学术史意义

研究者或以西晋所撰新礼为据,或以郑王之学在两晋官学中的处境为据,去评估郑王之学对于两晋礼制礼学的影响。然而检视相关史料,西晋新礼并未有效实施,两晋官学也难有作为。两晋礼无定制的现实特点决定,郑王之学在两晋实际影响当从礼家学术观点博弈中及朝廷礼制的实践中去考察。就丧服学而言,西晋兼取郑王为用,东晋虽出现了朝廷与缙绅阶层在礼制上的若干分歧,但总体上也是参用郑王而酌其中。晋代礼学兼用郑王的事实为南北朝两种礼学体系皆渊源于西晋的学术观点提供了礼学史的支持。     

唐代的斋郎与挽郎

研究唐代非科举入仕途径中,除军功占有较大比例外,第二位是门荫。门荫入仕,途径很多,其中较重要的是斋郎与挽郎。据《通典》卷15选举3记唐代入仕门径云: 合入官者,自诸馆学生已降凡十二万余员(弘文、崇文馆学生五十员,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凡二千六百一十员,州县学生六万七百一十员,两京崇玄馆学生二百员,诸州学不计。太史、历生三十六员,天文生百五十员,太医童、针况诸生二百一十一员,太卜卜筮生三十员,千牛备身八十员,备身二百五十六员,进马六十员,斋郎八百六十二员,诸三卫监门直长三万九千四百六十二员,诸屯生、副千九百八十四员,诸折冲府录事、府、吏千七百八十二员,校尉三千五百     

论两汉时期太学与辟雍、明堂的关系

太学是"礼义之宫",辟雍、明堂是行礼之所。它们之间的关系,自汉武帝设立太学以来,一直模糊难辨。本文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对这个问题初步探讨,认为在西汉前中期,太学可能与辟雍逐渐分途而就于明堂处;到东汉时期,太学、辟雍、明堂已经分工明确了。三者分工明确是教育逐渐由礼制独立出来的反映,也是太学规模扩大的直接结果,但汉代太学并没有脱离礼制的窠臼,完全独立为一个纯正的知识教育机构。     

南宋的太学舍选与两优状元

南宋时期,在科举入仕之外,尚有大学舍选一途。可以成为士人的进身之阶。南宋太学舍选,延续了北宋太学取士的制度,遵循相当严格的程序,在外舍、内舍、上舍各等级之间,太学生须通过私试、公试、上舍试等一系列考试,并结合平日在学的行艺考察之成绩,方能次第升等。上舍一般分为上、中、下三等,各有相应的待遇。其中,又以内舍优校人,再中上舍试优等,最受世人钦羡,称为“两优状元”,可以直接释褐授官。但因太学舍选之途极其艰难,故而南宋士人藉其入仕者人数较少,仅在十分之一左右。在制度梳理之外,本文遗通过若干具体的事例,呈现了南宋太学舍选的各个重要环节。     

西晋辟雍碑

辟雍碑,全称“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1931年出土于河南偃师县西南12公里东大郊村北部西晋太学遗址中,后立于东大郊村。建于晋咸宁四年(公元275年)十月。该碑首和碑身整石凿成,碑高322、宽110、厚30厘米。碑首约占碑身的三分之一,其两边有蟠龙伏绕,碑额隶书23字。碑正文隶书30行,行55—56字,字径3厘米。无撰书人姓名。该碑是西晋的太学生徒为颂扬皇帝崇尚儒学的盛德而立,     

明代国子监立簿稽查制度探析

<正>同唐宋时代相比,明代的国子监在办学形式上趋于简单化。一方面,从宋以来逐渐模糊的国子学与太学之间的界限,在明代被完全取消,过去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教育职责由作为具体教育机构的国子监独立承担;另一方面,算学、律学、书学等被排除在国子监之外。因此,在明代",国子监"与‘"太学"在指称的对象上完全一致,从而使国子监由唐宋时代的中央学校管理机构转化为比较单一的教育机构。     

汉代的太学制度

元朔五年,汉武帝为维护封建中央政权之需要,接受了董仲舒等人“大一统”思想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遂兴太学置博士弟子员五十人。这是汉代正式创立太学的开端,亦是我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正式大学的滥觞。随着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出于政权需要,汉代太学得到了发展。汉代首创太学,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罕见的。在招生制度、教学组织形式、考试制度等方面,都有它的独特之处,有着深远的影响。(一)多途径的招生办法汉代太学生的来源是多途径的。或由“太常补     

西晋:倒在腐败面前的血色王朝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举国上下的腐败及奢靡之风使西晋迅速由盛而衰、由衰而亡,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西晋的短命国祚充分诠释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後汉书·党锢传》太学生“三万余人”质疑

太学生“三万余人”之记载其所以可疑,是因为在当时种种落後的社会物质条件下,对这一庞大人数,太学是绝对无法容纳、管理和进行经学传授的。特别是太学经过考试每年至多百人得以出仕,“三万余人”之出仕,希望极其渺茫,     

王宠书法作品的辨伪

王宠(1494—1533年),字履仁,后字履吉,号雅宜山人,长洲(今苏州)人。明·王世贞《吴中往哲像赞》中言其:“为邑诸生,累试辄不利,贡入太学。诗好建安三谢及盛唐文学,迂固甚似之。书始摹永兴(虞世南)大令(王献之),晚节稍稍出己意,以拙取巧,婉丽遒逸,为时所趣,几夺京兆(祝允明)价。”少尝从文征明遊,文氏“雅相推重,引     

北京孔庙平定告成太学碑所涉兵器述略

北京孔庙有七座讲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平定边疆叛乱、统一中国的告成太学纪功碑:康熙四十三年《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雍正三年《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乾隆十四年《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乾隆四十一年《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道光八年《平定回疆剿擒逆裔告成太学碑》。七座碑的碑文均提及对火炮和枪等兵器的使用,本文对所涉战争中火器的使用情况进行述略。     

北宋东京太学

北宋东京的教育十分发达 ,学校设置普遍 ,不仅数量大大超过了唐代 ,而且分类学科也较前细化。设在东京的全国最高学府太学 ,则是以规格高、规模大、影响远而称名于世。东京太学是在五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最初仅一二百人。宋仁宗庆历年间 ,扩建校舍 ,将锡庆院扩为太学 ,增加太学生至千人左右。朝廷将学生分为上舍生、内舍生和外舍生三等 ,上舍生限定 10 0人 ,内舍生 30 0人。学生来源多为各州县推荐 ,名为贡士。“以八品 (官 )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宋神宗年间 ,王安石对科举及教育体制进行改革。针对太学 ,王安石制定了考试升舍法…     

知之精微在实践 精义入神以致用——王阳明治学为政纪实

正阳明为学,重在对圣学释疑解惑,不拘场合。书院课读、师友相会、书信往还、兴之所至,随意拈来,皆成文章。嘉靖四年(1525年)归姚(浙江)省墓时,曾壁书竭诚布告诸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诸君子不鄙,每予来归,咸集于此,以问学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间又不过三四     

书院与理学

书院是古代地方设立的供人读书、讲学的特殊的教育处所。理学是一种以儒学为主体,把儒、释、道三者结合,经过改造再创造的唯心主义哲学,称 新儒学,又称为“道学”或“宋学”。本文试图探讨书院与理学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一、书院的兴衰与理学教育在我国远古就萌芽出现了,教育组织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汉武帝建立太学,西晋武帝 设国子学。太学和国子学都是封建王朝建立、控制的教育组织,到唐宋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已不能适应,平民百姓求知愿望很强,从而书院开始建立。孔孟创建的儒学,得到了历代统治阶级的重视、遵循,…     

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并形成了严重的流民问题。流民的大量产生,以及流民势力的迅速发展,迫使两晋之际的统治设法解决流民问题。流民所引起的震动,使残破的西晋政权能够控制的力量更加弱小,从而加速了西晋政权的灭亡。北方流民的大量南下,使南方的政治、军事力量迅速增强,从而为东晋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流民聚集而成的政治、军事性集团如京口集团等,是东晋政权的支撑性力量。东晋政权与流民的关系至为密切,而统治对于流民问题的处理方式与程度,亦直接地影响着当时的政治变迁。     

彪炳寰宇 史学巨匠——陈寿与《三国志》

陈寿,字承祚,又名长寿,西晋著名的史学家。公元233年出生于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市)。297年病逝于洛阳,终年65岁。陈寿出生在三国鼎立时期的蜀国,少年时来到当时蜀汉的都城成都,进入太学学习,受业于当时的经史大师谯周。在谯周的教育和影响下,陈寿自幼精读《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著作,学识出众,受到了恩师的赞誉,谯周称陈寿“聪警敏识、属文富艳”。     

从余姚地区出土的随葬品来看西晋时期的厚葬之风

西晋时期墓葬出土的瓷器不仅造型、胎质、釉色均为上品,而且数量丰富,说明西晋时期厚葬之风盛行。     

略谈破折号在古书标点中的作用

最近翻阅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1982年第2版)《汉书》(1983年版)与《后汉书》(1982年版),发现数以百计的可用破折号的实例。本文拟择要举例予以说明。 破折号有单破折号与双破折号两种。本文先举可用双破折号的实例,后举可用单破折号的实例。 1.于是二世命御史按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生言盗者皆罢之。(《汉书,叔孙通传》) 案:“非所宜言”是对于“言反”的补充说明,其前后宜加双破折号,其后的句号宜删,以使“诸生言盗者”句与上文直接相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