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遗产小道系统的实践——以杭州段为例

大运河杭州段遗产小道系统属于国际上历史文化小道范畴,它是一种文化遗产传播媒介,又是一种有效的公众参与系统。小道连接着公众和大运河文化,其发挥其功用的过程,本身就带着公众参与的性质,同时公众的广泛参与又能不断拓展遗产小道的功能。大运河杭州段遗产小道的建设是基于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而进行的一项积极的创新性尝试。     

遗产人类学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

非物质文化被认定为遗产是现代性社会作用于文化的一种机制,遗产生产则是这种机制的具体表现。非物质文化可以成为遗产生产的客体,将现有的文化形态从传统社会融入至现代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在遗产生产的过程中,非物质文化原有的生产与休闲功能也因现代性社会的影响而改变着地方性社会的关系与结构。非物质文化可以成为遗产休闲的对象,在此过程中它也可以成为地方性社会与外部社会沟通与交往的媒介。遗产人类学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是关于人的文化,只有使其再次回归至生产与休闲的本质,再次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才有可能彰显对其的保护与传承。     

村落体系的割裂导致“弧岛化”

近年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奉行“规划先行”的方针。然而,传统乡村属于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类型,这类遗产本身是包含有人、人们行为过程、人们行为的社会机制,以及人们行为的产物在内的不断变化的特殊遗产。乡村文化景观类遗产也不同于城镇文化景观类遗产,乡村在社会结构上、经济形态上和文化生态上都与城镇不同。     

从真实性角度看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

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活态保护"是目前还保存原有使用价值的文化遗产保护顺利实施的关键。文化遗产整体的发展过程中,物态的真实性固然重要,但是文化遗产真正的气韵与内涵来自于遗产的历史发展过程。将遗产延续和保持活态才能确保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使文化遗产得到真正的保护和发展。     

基于旅游者感知的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力研究——以泰山为例

本研究以泰山为例,通过对旅游者进行问卷调查,利用因子分析方法,确定了文化遗产旅游吸引力系统的主要构成因素及其内部结构。依据因子的特征值,吸引力因素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其中核心吸引力因素决定着文化遗产旅游吸引力的性质。遗产类资源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旅游吸引力系统的构成因素只是整体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但代表了旅游者感知的文化遗产特征,发展旅游应注意开发项目与吸引力系统特性的一致性。     

文化遗产保护以人为本:意涵、目的及路径——遗产多重价值的实现与转化

文化遗产保护以人为本在意涵上要从两个方面深化思想认识,丰富人与遗产关系的内涵。一是从主体(人)到客体(文化遗产),做到人正确对待遗产,包括理性认识接受遗产、积极保护传承遗产、努力发展创造遗产三个维度;二是从客体到主体,实现遗产为人服务,服务人的素养提升、文化生活、精神需求。基于文化遗产文化性、聚合性、创新性等鲜明属性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要对人所提出的目标要求,以及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化遗产保护以人为本的目的主要是坚定文化自信、筑牢共同体意识、增强创新能力、提升幸福指数。而要真正做到、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以人为本,首先必须重构文化遗产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求的社会功能,努力兑现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社会等多重价值,同时还要通过转变思想观念、加强文化创意、广泛运用新科技等方法、渠道和平台,推动文化遗产内涵活化和向文化资产、文化资本转化。     

浅谈太原市工业遗产的保护及利用

工业遗产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等研究价值。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科技的高速发展,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城市规划的布局调整成为一种趋势,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市区内的工业园区已无法满足城市本身与市民的基本需求,很大一部分工厂、企业被迫搬迁甚至倒闭,遗留下来的大量工业建筑、机械设备等工业遗存作为物质载体见证了我国工业发展的兴衰变迁,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工业遗产成为当今的一项重要课题。文章以太原市工业遗产为研究对象,挖掘工业遗存价值,探索太原工业遗产转型保护及利用的策略与方法。     

学科背景下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动态

对建筑类的文化遗产而言,必须将"城市一建筑一景观"三者统筹起来,充分融合考古、建筑领域和空问技术领域的优势,推进学科之问的融合发展。从学科体系看,当前文化遗产的研究方面尚缺乏总体性布局;在实践层面,遗产保护未梳理出较为系统全面的技术流程,致使保护规划的名目种类良莠不齐。遗产保护需要建立新的方法和思维,需要深入到遗产内部及周围环境,甚至更大的区域环境,建立遗产保护的系统观和整体观,关注遗产带来的社会、文化及经济效应,整合遗产与自然、遗产与人、遗产与城市之间相互的关系和纽带,使其均衡协调的发展。     

本土知识的发掘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正>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是促进地区发展和农业永续的基本前提。自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以来,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不仅使古老的农业景观和农耕技艺重新复活,也为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工作带来了灵感。农业文化遗产与其他遗产类型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是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融为一体。因此,以村落为中心的社会生态系统便是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换言之,如果村落荒芜,     

依托多功能性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地产业融合发展

正多功能性是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之一,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一个生产系统,同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与技术传承以及生态和文化景观维持等方面具有重要功能。依托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功能性,开发农村一二三产业,是带动遗产地居民增产增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功能中,生态功能是基础,遗产     

国际遗产保护经验对西安遗产保护事业的启示

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全人类的事业,世界各国在遗产保护事业发展中,形成了宝贵的经验。总体来看,国际遗产保护经验主要表现在遗产观转变使遗产类型不断扩展,扩大了保护范围;合理的资金保障制度保证了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通过合理利用遗产推动遗产保护;重视文化遗产宣传调动全民积极性。西安遗产保护事业急需构建城市文化遗产体系,建立西安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资金多样化投入制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工作。     

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金牛道展示及利用设想

金牛道是蜀道交通网络中的主干道,长期作为古代官方驿道,直接联通了关中重镇的宝鸡、陕南中心的汉中、四川北部重镇广元与西南首府成都,促进了西南地区与外界的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我国已启动以金牛道为基础的蜀道路网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的申报程序,但仍在遗产认知和保护实务上存在着诸多问题。文章在观察分析金牛道的现状和构成的基础上,对其性质及价值进行了探究,并总结了因未认清线性遗产特殊性而导致的问题。文章提出金牛道展示与利用应当以线性遗产的整体性为核心,明确线性文化遗产的性质,对古道进行疏通,以完善遗产系统;建立一套统一而凸显要素特征的阐释框架,并利用标识系统直观表现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面貌;在对遗产进行展示时,需考虑到金牛道是一套自然与文化要素复合的系统,不仅需要关注遗产点,更要坚持对遗产及周边环境的保护性展示,避免开发性破坏,以提供具有统一感官体验的参观氛围;同时,金牛道的展示与利用要根据线性遗产的形态及内涵特征,推广动态式参观,并凭借系统内的各构成要素打造独特的文化体验式旅游,充分阐释金牛道的丰富价值。     

“双碳”视野下首钢工业遗产文化资本保护利用的思考

“双碳”是基于我国现阶段城市工业结构转型以及工业排放是否符合环保标准提出的新理念。现有文献及实际案例尚缺乏对现阶段城市工业结构转型中有关“双碳”问题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工业遗产中文化资本属性价值的探索。成功落地转型的老牌工业遗产北京首钢工业遗产群是这方面较好的案例：通过保留部分结构、推动冗余转化后的再生文化资本价值提炼,以及新场域下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之路和功能重置,以“双碳”理念在原有场地基础上深耕场所精神、社会共情;通过承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改建博物馆、树立新型创意设计IP等新发展模式重新焕活工业遗产群的文化资本内涵,延续人们对传统工业遗产的记忆信号,由此为以后的工业遗产项目改造提供了经验蓝本。     

《威尼斯宪章》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今,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呈现出四个大趋势：一是越来越从全人类的角度来保护人类共有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并使这些基础资源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得以维持;二是遗产保护的综合性和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遗产保护不再只是专业机构的领域而日益成为一项吸引众多行业、众多人才的社会公益事业：三是越来越强调对得到保护的遗产的应用,以及与遗产相关的非物质基因的传承、发展,遗产保护的目的越来越接近直接为社区发展与繁荣、为民众的现实生活服务;四是由于“物质遗产”消亡的必然性．人们更多地借助数字化等多种手段去发掘、整理、记录、表现那些“非物质遗产”。文化遗产的概念更多地加入了传承与发展的内容。《威尼斯宪章》作为一个兼容、开放、发展的系统,既是这四大趋势的最初产物,也是这四大趋势遍布全球的基本推动力。当代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上述趋势也已经初步显现。     

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建设与实践

监测是随着世界遗产保护发展而受到广泛关注的一种保护方式,它可以及时发现和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问题,实现对文化遗产最早和最低限度的干预,最大程度地保护其真实性和完整性。鼓浪屿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所包含的制度规范系统、人力资源系统和工程技术系统为依托,结合自身管理特点与实际需求,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鼓浪屿监测预警体系的建设不仅为鼓浪屿的保护与申遗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遗产监测融入地方管理、遗产监测需求研究、移动采集系统应用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新的探索,为其他相关世界文化遗产地如何建立有效的监测预警体系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     

遗产的价值、保护、利用与围绕主体问题的讨论——首届遗产旅游联合工作坊笔谈

遗产价值是遗产话语和实践的核心议题之一。由专家主导的权威遗产话语体系深刻地影响了遗产的价值认知与实践。旅游作为遗产利用的方式之一,与遗产保护呈现出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两者从各自学科的价值观念出发,阐释了对原真性——遗产保护的核心问题的理解。遗产领域更强调对遗产客体(物质遗产本身)的保护,旅游领域则更关注主体(在地居民和游客)的实地体验。遗产的建构或遗产化,往往与建构的文化真实性、地理原真性或历史连续性的社会想象联系在一起。伴随着"遗产热",不同利益的群体逐步介入遗产旅游决策,对遗产价值进行多重的阐释。对遗产的表征性和建构性及其背后的"遗产政治"(即遗产与权力、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等关系)的关注,推动了批判遗产研究的兴起。站在文化遗产本体的角度,对于特定的文化遗产类型来说,特定程度的再利用本身意味着或至少有助于其功能意义上的一种延续,本身可以视为"保护"其价值内涵的方式之一。不同行动者的功能角色与行动作用的对立性是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过程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建立包容的遗产价值观,是实现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协调发展的首要路径。     

历史校园的价值判断与整体保护——以国立中央大学旧址为例

从总体价值、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三方面分析总结了国立中央大学旧址历史建筑群的遗产价值,并针对历史校园保护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出最大化保护不同时期的历史信息、加强历史校园空间格局的整体保护、建构科学客观的遗产评估体系、开展系统的历史校园有机更新和历史校园及其遗产的合理利用等措施,实现可持续的保护与再利用目标。指出应以遗产价值和发展需求作为基本尺度,建立科学、全面的遗产价值评估体系和整体保护框架,为国立中央大学旧址建筑群的永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原真性与完整性:质疑、新知与启示

在世界遗产理论发展路程中,对遗产原真性及完整性的质疑和思考是推动理论不断丰富完善的一股重要动力。完整性适用于所有遗产地,整体保护政策正是对完整性这一命题的呼应和阐释。对遗产原真性的质疑主要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特别是活态遗产,现在遗产界已经越来越认识到非物质遗产不能简单套用物质遗产的原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环境的原真性要素也可以表现为一种"演进中的原真性"。因质疑而思考,进而获得新知。这一途径启示我们,应以一种开放性的、持续完善的思维和态度来对待遗产事业。     

文化遗产与可持续旅游:共容、共融、共荣——“文化遗产与可持续旅游高峰论坛”的总结与反思

文化遗产的内生矛盾属性决定了文化遗产与旅游的二元矛盾结构,但遗产的资源与价值属性又决定了其与旅游的依赖关系。随着文化遗产与旅游关系的不断发展演变,文化遗产与旅游部门正逐渐形成共识:文化遗产是旅游的资源基础,旅游推动文化遗产社会价值实现;文化遗产需要不断创新利用形式,促进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文化遗产与旅游部门双方也要创新合作路径与合作机制;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要尊重社区的文化与利益,保障文化的多元性,保障多方平等介入;地方政府要及时有效对商业化进行干预,对遗产旅游发展进行合理规划,对文化遗产展示与阐释、游客体验质量进行有效管理。     

考古遗产的社会价值与产业化利用路径探讨

考古遗产无疑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文化产业的现代化语境下,它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随着大众考古理念的增强以及大众对考古遗产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考古遗产的产业化已成为实现遗产价值、满足人们多样化文化消费需求的重要方式和手段。考古遗产的产业化同时也是使考古遗产得以可持续传承和传播的一种发展途径。考古遗产产业化利用的具体路径有:一是遗产的资源化,即对遗产的文化解读与阐释;二是对遗产本体的文化旅游开发;三是对遗产内涵与符号的创意策划,与演艺产业、影视产业和创意产业等相关产业融合,开发文化产品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