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忠烈宫初探:黑神信仰的源流与嬗变

黑神信仰是贵州一个独特的神明信仰,在明清至民国期间兴盛达近六百年之久.其以唐代将领南霁云为神祇,并建庙宇忠烈宫祀奉之,其中影响卓著者首推贵阳忠烈宫.因贵阳忠烈宫在清末民初逐渐演变为黔省近代文教重地达德学校,故有必要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对之进行探究,从而明晰当地黑神信仰的源流、嬗变及其实质.藉此可知,在明清时期,黑神信仰通过官方引导、民间自发两种途径传播与兴起,积极服务于当地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进入近代,达德学校作为忠烈宫的后继者,在对黑神信仰所彰显的传统美德予以传承的基础上,以科学民主教育对黑神信仰进行了超越.是故,贵阳忠烈宫无疑在过去数百年间对当地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圣神崇拜与宋代军民的忠烈信仰

军民的忠烈信仰是宋代救亡图存的精神支柱,军人也是忠烈信仰与传播的重要群体之一。北宋时,三圣神信仰起源于泾原路平夏城,后成为陕西军队的保护神,广被奉祀。南宋初,因和尚原大战获胜,三圣神获赐"旌忠"庙额、加封至四字王。在张俊、杨存中等陕西籍将领的主导下,立庙临安。三圣神在江浙地区、川陕之间广为传播,成为临敌之际致祷庇佑之神。因国家劝忠所需,三圣神也在这一时期衍变为三位为国尽忠的忠烈之士。三圣神到三忠臣的衍变及该信仰的长盛不衰,是国家诉诸祠祀向军民劝忠的集中体现,其广泛传播则与重要将领的提倡、军民迁移、战争获胜等因素密切相关。     

楚人宗教信仰刍议

对于“宗教”这一概念,解释、定义者众多。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其专门论述古代信仰的名著《金枝》中这样说道：“宗教指的是对被认为能够指导和控制自然与人生进程的超人力量的迎合或抚慰。”“宗教包含理论和实践两大部分,就是：对超人力量的信仰,以及讨其欢心、使其息怒的种种企图。这两者中,显然信仰在先,因为必须相信神的存在,才会想要取悦于神。”[1]《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对宗教的诠释与之大体相似：“1.相信超自然体的存在;2.认为超自然体的意志和行动能影响现实世界和人生的祸福;3.信仰者因而对之礼拜、求告。”[2]…     

明清时期碧霞元君信仰的地域扩展

碧霞元君由汉唐泰山玉女这一文学意象发展而来,宋元时期在道教的逐步吸纳和国家认同的共同推动下,其完成了从民间俗神到道教神仙的转变。明清时期碧霞元君不仅多次得到帝王致祭、赐额,成为国家“准正祀性”神灵,其信仰也从泰山一隅扩展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庙宇亦由山东等地向全国近20个省区扩展,形成了不同的核心、扩展、边缘区。碧霞元君信仰地域的扩展,与“岳镇海渎”之祭及朝廷推崇;其神职及信奉民众均多;流动官员、士商、移民的传播及道教的推动等诸多因素有关。     

论城隍神信仰的产生与龙神职能的变化

城隍神信仰是我国汉族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民间信仰。这种民间信仰很有来历,龙神职能的变化与它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对此进行初步探讨。城隍神即城市的保护神,这是“城隍神”一词的基本涵义。这种民间信仰产生以后,有所衍变和发展。后来,人们不只是把城隍神当作城市的保护神,而是把城隍神当作一般意义上的保护神。在汉族地区,城隍神信仰非常普遍,人们总是把当地城隍庙里所供奉的城隍老爷当作自己的保护神进行崇拜,祈求避邪御凶、吉祥幸福。文献记载保存了不少魏晋南北朝时期城隍神信仰的材料。据宋代赵与时《宾退录》记载：…     

唐宋敦煌墓葬神煞研究

本重新校录了上博48册《后唐清泰四年(935)八月十九日曹元深等祭神》,并以此为核心史料,结合大量考古材料和传统献,对唐宋时代敦煌的墓葬神煞进行了考辨。试图不仅恢复敦煌万神殿中这些重要神（礻氏）的“席位”,而且揭示民生宗教的神灵信仰体系中这一组成部分的基本特征：墓葬神煞的“历史延续性”远远超出松散型宗教中其他类别的神（礻氏）,佛教的“入侵”,道教的确立,改变的只是和地狱、天堂有关的信仰,墓葬领域则几乎没有触动。     

皮场大王信仰源流考

皮场大王信仰起源于北宋东京,本为土地神,因邻近皮角场得名。其原型是毒蛇壁镜,因"灰药救疾"而被奉为医药神,进而被附会为雅驯的古神农等。南宋时,临安礼部贡院之皮场庙成为士子应试祈祷之所,江浙地区成为信仰中心,受多种因素影响,至明清盛行不衰。明清时期,以全国性中药材集散市场安国县为中心的信仰圈,异化为邳彤信仰。以开封为中心的信仰圈,多讹传为裴昌、皮匠等。在国家礼制、地方社会、移民群体等影响下,皮场大王信仰从起源、异化到地域扩展甚广,反映了不同时期社会环境、民众祈求与国家礼制关系的互动,是传统社会民间信仰中祠神变迁的典型个案。     

“天齐仁圣帝”和“碧霞元君”两个名号的来源与发展考论——兼及《水浒传》的成书时间

明初,朱元璋夺去了泰山山神的帝王封号。在当时残酷的文字狱和严酷的礼法的控制下,文学作品中不可能再出现称谓泰山山神“天齐仁圣帝”或与之相类似的帝号的情况。碧霞元君信仰在元代和明初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其在民间的普及范围极为有限。明中期,随着统治者政治文化政策的松弛,文学作品中称呼泰山山神的帝号已不再视为犯忌。成化十九年（1483）之后,碧霞元君信仰由于得到了皇室贵族的认可,而逐渐广泛普及于民间,达到了与泰山山神信仰并列,甚至超越之的地位。《水浒传》中多次称谓泰山山神“天齐仁圣帝”之封号,而且书中“万民朝拜碧霞君,四远归依仁圣帝”这句赞语,反映了碧霞元君与泰山山神享有同等地位,接受四方万民顶礼膜拜的盛况,这都应当是发生于明代成化十九年以后的事情。因此,《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大体应当在明中期的成化十九年之后。     

明清陕北方志中的农业信仰风俗探析

陕北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造就了特殊的农业信仰风俗,包括自然神和天象神、农业先祖神、龙王等灵物、畜力神、祈子神以及其他和农业灾害相关的神灵信仰及各种神灵报赛和庙会等习俗活动。这些神灵信仰从不同角度反映或影响着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     

村落中的"神"与"像"——山东民间臆造神信仰的现存形态及其社会意义

引言村落,是民众春种秋收,生息繁衍的聚居空间。村落中的信仰、禁忌、崇拜是民众思想意识形态的真实体现。走进山东的村落,我们会深切地感受到历史积淀形成的古老信仰、禁忌、崇拜,隐性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又以对“神”的敬祀供奉形式,显性地呈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节日庆典等活动中。“神”作为人们想象幻化出的事物灵魂主宰,是没有具体形象的,而在对神的敬祀供奉活动中,人们又需要一个表示对某种事物神灵敬祀的具体可见的崇拜对象,于是人们将抽象的“神”赋予了具体的形象。这便产生了大量作为神的象征、神的化…     

近代长白山信仰的历史变迁与民众生活——以民众对民间信仰的构建为中心

长白山信仰是具东北特色的山神信仰文化之一,也是长白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白山信仰经历了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时代,发展为物格神崇拜、人格神崇拜,历史上帝王封禅、民众祭祀是推动长白山信仰不断演化变迁的推动者。近代以来,长白山信仰发生了变化,从官方信仰空间转换为民间信仰空间,其发挥了调节心理、整合地方、规范道德等社会功能。以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关系为视角,考察近代长白山信仰的发展及内涵的变化,发现在长白山区一带,广泛存在对长白山山神的祭祀和崇拜,其对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女娲．王母．观音（一）——女娲城祭歌中三女神与民间信仰的多元建构

基于对女娲城民间祭歌田野考察,民间女神信仰首先以女娲为代表,起于远古图腾早期的原始宗教,发展为众多的自然神及地方俗神;其次,以西王母为代表,起于远古至青铜时代的氏族图腾中后期信仰,并为后世道教推崇,形成庞大的道教神系;其三,以观音为代表,起于中古异域的中国化的佛教神谱;各宗各教万善归一汇入儒家“宗亲”“仁礼”学说,形成中国民间信仰的多元建构。     

神祗的“碎化”:唐宋敦煌社祭变迁研究

社祭在传统中国一直是被极为看重的官方祭礼,也是民众广泛参与的民俗活动。但在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社祭似乎有逐渐衰落乃至消亡的趋势。敦煌文献表明,这一公共礼仪的变迁,除了社会变革所带来信仰世界的改易这一因素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式宗教精神促成的万神殿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在起作用,即神祗的“碎化”:社神职能被诸多新兴神祗所取代或其他传统神祗所侵夺。种植业方面有青苗神和葡萄神,畜牧业方面有驼马神、马神、官羊神,承担风调雨顺职责的有玉女娘子、风伯、雨师以及张女郎神等,社神存在的合法性被抽空, 由此逐步淡出历史舞台。     

试论城隍庙的建造依据--兼与郑土有、王贤淼两同志商榷

自邓嗣禹作《城隍考》始,研究城隍信仰的论著不可谓少,城隍信仰的方方面面在不同程度上均有所涉及。其中,城隍神的起源问题备受人们的关注,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对神祗源流的追溯,是民间信仰研究的基础。但与其相对应的另一个问题,即城隍信仰在20世纪上半叶逐步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的原因,却很少有人问津。这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作为民间信仰,城隍信仰同其他民间信仰一样,经历了清末以来基于“破除迷信”的历次运动,     

嗟吁击鼓兮，祈甘霖——岷县十八湫神崇拜

以“九州”、“九服”划分世界的“天下观”为中华帝国行政之基础。族群杂居的岷县（古岷州）地处远离中华帝国政治中心之“雍州”,从异域到边疆,中央王朝以卫所、屯垦、赐姓、羁縻等手段管理之。此外帝国统治者深谙意识形态对基层社会的治理作用,利用本地民间信仰——十八湫神崇拜的民间基础和“日常性”,于信仰符号和意义中强化“礼”的主流文化认同。汉藏因共同信仰的神明——“分巡圣母”而产生族群间的交流与互惠,国家则将民间信仰视为帝国边疆管理之“利器”。而民间社会为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开始有意识纳入“规范”,在仪式层面模仿国家,于是神的膜拜即成为国家观念的外化表现。     

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的流动:冀北的女性灵媒与女神信仰

冀北民众的信仰生活基于"神灵的归属"可划分为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两个类型。在信仰动态视角下,通过对冀北女神信仰与女性灵媒的民族志描写及相关史料研究,详细描述了冀北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的流动,这种动态流动表现为"私神—灵媒—群众—公神"之间的互动。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流动模式显示了一种宗教经验的研究路径,架构起了个人经验与共享文化的联系。     

拜火教与突厥兴衰——以古代突厥斗战神研究为中心

蒙古漠北阙特勤墓地及国内虞弘墓等出土葬具上的鸟身祭司形象,应是唐代突厥的所谓“斗战神”,本为拜火教神柢化身之一。这一文物证实了古突厥人的拜火教信仰,古突厥人和粟特人的关系,拜火教的传播等相关历史问题和文化现象也得以重新探讨。古突厥兴于拜火,毁于拜火,其教训可谓深刻。     

唐代的郭登信仰考述

中国历史上厕神的性别、角色和神职是随时代演变的。延至唐代,郭登成为厕神之一,见于唐人钱方义、李赤之等人的故事之中,并因此获得广泛传播。这一时期,厕神信仰的流行与精神疾病之间关联甚密,反映出人们对厕所污秽之地的一种心理禁忌。唐代以降,郭登信仰得以延续,至明代又经日用文书的记载和推广,逐渐渗透到民间入厕的信仰和禁忌当中。     

清代白帝天王信仰分布地域考释——兼论白帝天王信仰与土家族的关系

白帝天王信仰在清嘉庆以前并非今天湘、鄂、川、黔土家族聚居地区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经嘉庆及此后历次神明“标准化”的推动,才成为上述地区普遍流行的信仰。因此,将其作为土家地区自古遗留的共同文化论证土家族是一个民族并不合适。尽管如此,各土家地区仍然存在相似的三神信仰可证明土家族有共同的文化特征,而白帝天王只是这一共同特征的表现之一。     

神灵信仰的标准化与本土化——以胶东半岛妈祖信仰为例

"神的标准化"一经问世就成为民间信仰研究中强有力的解释工具,但胶东半岛妈祖信仰的发展实践表明,"神的标准化"有其局限性,不能适应于所有地区。因为神灵信仰势必要与传播地的文化相融合而实现本土化,而本土化是对标准化的消解,这就使得神灵信仰不能实现彻底的"标准化",而只能是一种"半标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