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谈“陈紫”与“宋香”

《文物》1978年第1期刊出拙作《莆田古荔"宋家香"》(署名莆田县文化馆)之后,1979年第5期发表了涂元渠先生的文章《古荔"陈紫"与"宋香"之间》,对拙作中"良种‘陈紫’即源出‘宋香’"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涂先生认为拙作引蔡襄《荔支谱》有"漏引和错点,导致了理解的错误,     

中国官方将建设“一带一路”文化遗产长廊

<正>《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增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文化遗产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建设"一带一路"文化遗产长廊。在拓展文物对外交流合作方面,《规划》提出要加强与文化遗产国际组织的深度合作,提高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履约水平。扩大与各国政府间文物交流互动,推动与更多国家签署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物的双边协定,构建稳定、多维的政府间文物合作网络。同时,增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文化遗     

“车”、“居”同音可以假借

《文物》1984年第8期《阜阳汉简〈诗经〉简论》一文中说:"有的异文异义非常明显,如‘同车’,《阜诗》作‘同居’。"此论可商。汉刘熙《释名·释车第二十四》曰:"车,古者日车,声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清王先谦撰集《释名疏证补》引叶德     

转射“质疑”

《文物》1978年第1期发表的《居延汉代遗址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一文,认为甲渠侯官等三个地点出土的(?)形木器"或许就是简文里常见的‘转射’或‘深目’",其后初师宾先生又在《汉代边塞守御器备考略》中断定它"决为转射无疑",并指出"其特点是承受弩长臂转动发射,故称转射",还说"通过斜下的射孔,可向坞下的有效角     

根据故宫档案考“香妃”之父——答《“香妃”生父考辨》

《文物》1979年第11期发表《"香妃"生父考辨》(以下简称《考辨》)一文,提出了一些新的资料和见解,加深了关于"香妃"身世的探讨。但是,《考辨》一文所根据的主要是民国以后编写的书籍,其内容与《西域同文志》和《西域图志》等书,特别是乾隆朝当时的宫廷记载大都无法印证。因此,关于"香妃"的父亲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似乎有继续进行讨论的必要。     

犀浦出土东汉残碑是泐石“资簿”说

谢雁翔同志《四川郫县犀浦出土东汉残碑》一文(《文物》1974年第4期),发表了1966年出土的东汉残碑的拓片和释文,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文物。谢文根据碑文内容认为这是一块刻之于石的"簿书",这是不错的。但是,汉代官府的"簿书"的种类很多,郡县上计有"计簿",察举官吏有"官簿",记     

再论“地券”的鉴别——答李寿冈先生

对于汉代以后的"地券",如何去伪存真,进行鉴别,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由于《文物》发表了《徐胜买地券》,我感到可疑,结合平日所考虑的一些鉴别上的问题,写了《从徐胜买地券论汉代"地券"的鉴别》短文。事隔数年,始在1978年第7期《文物》上读到李寿冈先生的《也谈"地券"的鉴别》一文,和我商榷。空谷足音,跫然以喜。《文物》1973年第5期上所发表的我那篇短文,由于《徐胜买地券》上的年号是汉光武帝的"建武中元元年",这件"地券"又是属于土地买卖文书,而不是那些具有封建迷信内容的另一类"地券";因此,这篇短文只限于论述汉代属于土地买卖文书"地券"的鉴别,其他概不涉及。李寿冈先生的商榷把范围扩大了。从时间上来说,他引用了晋代的《杨绍买地券》、唐代的《王     

再说万泉河畔的“石虎”题字

<正>我据《琼海文物志》(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刊载万泉河畔的"石虎"题字,撰写了《我们是龙虎传人》(见《澳洲新报》2007.10.26、澳大利亚《汉声杂     

“考古出版物学术规范研讨会”在京举行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８日,由考古杂志社组织的“考古出版物学术规范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北方文物》、《北京文博》、《东南文化》、《故宫博物院院刊》、《华夏考古》、《江汉考古》、《考古》、《考古学报》、《考古学集刊》、《考古与文物》、《南方文物》、《内蒙古文物与考古》、《农业考古》、《上海博物馆集刊》、《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四川文物》、《文博》、《文物》、《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文物春秋》、《文物天地》、《中国考古学（英文版）》、《中国历史文物》、《中原文物》等２４家刊物及中国文物报…     

“考古出版物学术规范研讨会”共识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８日,由考古杂志社组织的“考古出版物学术规范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北方文物》、《北京文博》、《东南文化》、《故宫博物院院刊》、《华夏考古》、《江汉考古》、《考古》、《考古学报》、《考古学集刊》、《考古与文物》、《南方文物》、《内蒙古文物与考古》、《农业考古》、《上海博物馆集刊》、《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四川文物》、《文博》、《文物》、《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文物春秋》、《文物天地》、《中国考古学（英文版）》、《中国历史文物》、《中原文物》等２４家刊物及中国文物报…     

相关指代“文物”概念词汇的出现与变化试析

目前通行的以《左传.桓公二年》相关文辞为据,证明当时已将"文"与"物"两字连用构成词汇并特指一定概念的说法,可能并不准确,不同的句读会存在不同的理解。"文物"一词的形成目前大体可以追溯到汉代,而专门用其指代"古物"的概念则不早于唐代。宋代以来陆续又有"骨董"、古董"和"古玩"等相似词汇来表述相近的概念,但还是以古代的物品为主要对象。到现代中国,尽管民国所制定的《古物保存法》仍以"古物"表述"文物"的概念,但所包括的范围已扩展到所谓的不可移动文物领域。大约到抗战胜利后,"文物"一词的使用逐渐成为主流,而文物的概念则在不断发展、深化中扩大着内涵。     

“都掌蛮”和“土僚”——四川珙县悬棺族属辨

《文物》1980年第6期刊发了四川省博物馆、珙县文化馆所写《四川珙县洛表公社十具"僰人"悬棺清理简报》(以下简称《简报》),其中关于悬棺主人属于何族的问题,又见于他们所写的《四川珙县"僰人"悬棺及岩画调查记》(见《文物资料丛刊》1978年第2辑)。两文的基本论点:悬棺可能"属于土僚晚期的明代‘都掌蛮’的墓葬";"都掌蛮"或"九丝蛮","都是以地名称谓的","并非一个民族的族称,而是僰、羿、苗、倮的统称";"羿可能是明清时代对土僚的异名";"珙县悬棺葬的‘僰人’,     

“墨皇本”圣教序

《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是一部工程巨大的集字碑,它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于此碑的艺术价值、内容及怀仁为此碑所付出的巨大劳动,前人、今人都有许多评介,这里不再赘述,只谈谈流传下来的它的拓本之一"墨皇本"圣教序(见图)。 "墨皇本"圣教序近年曾屡见文章提及。张彦生同志在《文物》1963年3期《怀仁集王书圣教序拓本概述》一文中列举了许多拓本,"墨皇本"亦在其内,并称:"崇恩旧藏,称墨皇本,白麻纸,拓工精,用墨重,字肥润,可惜经过重装,字口破伤,多出现纸毛"。又,章归在《文物》1979年1期《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宋拓整幅的发现兼谈此碑的一些问题》一文中,称"现在流传的最早的宋拓本,要推清代崇恩旧藏的‘墨皇’本。……     

“两重两利”文明重光

在本期《南方文物》"两重两利、文明重光"栏目中选登了《浙江余杭星桥后头山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浙江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和《广东省韶关市矮石墓地发掘简报》三篇简报。     

说“柙”

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所出第三十二号遣册简云:"大柙一枚"。案柙字《说文》训"槛也",并非随葬用的器物,所以显系同音假借之字。《文物》1976年第10期所载《考释》谓大柙即大(木大一皿),接近正确。(木大一皿)字《说文》木部谓"酒器也,从木,盔声";而口部"从口,(大一皿)声"的(口大一皿)字,"读若     

“天鹿锦”或“麒麟补”

本文以故宫博物院藏织绣珍品《纳纱天鹿图》卷为研究对象,修正了乾隆帝命名为"天鹿锦"的错误解读,并从纹样、品名和工艺方面提出补充认识,指出明代的"天鹿"亦称"麒麟",明代麒麟多作长颈鹿形状,而此件文物本应为一件麒麟补子。     

“阳信家”铜器铭文考订

1981年5月陕西省兴平县汉武帝茂陵东侧一号无名冢从葬坑内出土"阳信家"铜器,1982年第9期《文物》发表了该冢从葬坑的发掘简报。同时发表了《谈"阳信家"铜器》的文章,对"阳信家"铜器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读后深受启迪。但有些意见,笔者不敢苟同,不揣浅陋,提出来就正于文章作者员安志先生及读者。     

“安国君”印跋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于一九七一年夏天在榆次县王湖岭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墓葬中的随葬器物表明这批墓葬的时代在秦汉之际(王克林《山西榆次古墓发掘记》,《文物》一九七四年十二期)。其中第四号墓中发现的铜     

关于应侯钟“见工”一词的解释

《文物》1975年第10期发表了蓝田县红星公社出土的应侯钟,钟铭记载周王从成周回到周,在康宫里对应侯的一次普通的锡命。由铭文文字未完来看,这是一套编钟的一只。关于应国的历史文献缺乏记载,出土器物也为数不多,应侯钟的发现,为研究应国的历史增添了新的史料。在应侯钟铭文中,"见工"一词曾两次出现,且都与应侯相连。在该期《文物》中,韌松同志把"见工"解作为"见事",     

石门“贪泉”与西华寺探究

正一史海茫茫待确证石门东晋吴隐之题咏"贪泉",向来是华夏清廉美德的重要标志。然而"贪泉"真迹久已湮没,今人所认仅据东岸晚明一碑,不乏质疑。2006年因建武广高铁,消失多年的西华寺浮出水面。随后文物考古机构进行发掘,出土大量文物和建筑遗迹,成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底,邑人邹景良主编《西华胜概》(以下简称《胜概》)一书出版,将与"贪泉"、西华寺有关的历史诗文,几乎尽行收录,蔚为大观,为西华寺学术探索打下良好基础。然而美中不足:《胜概》中的关键史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