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中苏(俄)边界谈判

我大学毕业后到了外交部工作。其间,我曾参加自1964年到1988年中苏边界谈判的全过程。1995年至1999年,我出任驻俄罗斯联邦大使期间,也曾参与中俄间包括边界问题的各种谈判。可以说,在当代中俄边界谈判问题上,我既是谈判亲历者,又是两国关系演变的见证人。     

回忆在闻喜县的一次抗日战斗

我生于民国13年（1924年）农历五月十六,兄弟姐妹7人,全靠父亲做木工生活。1937年秋,我听说红军来了．很想参军,便去县城找红军。到了县城．又听说红军去了侯马,我又步行赶到侯马,到红军一一五师兵站去报名。当时我刚满14岁,红军嫌我年纪小,不接收,在我坚决请求下,才让我到文工团．     

刘鼎与新中国的兵工建设

1948年我由蒋管区到华北解放区参加革命,经中共中央城工部分配,到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工作。1949年9月,我被调担任刘鼎同志的秘书。刘鼎同志是老共产党员,又是党内闻名的技术专家。我在他身边工作了三年多.一直到1953年     

我执笔起草了第一个国库券条例

我在北京出生的地方叫“小四眼井”。3岁到上海,上到小学五年级。11岁到天津,1947年从天津工商学院附中毕业,进了工商学院财政会计系。我和我爱人赵遁芬是大学同班,1951年一块儿毕业,一块儿分配到中央财政部。而且都在预算司。     

林丽韫：我和我的祖国（二）

惜别北大,是为了“把一切献给党” 1953年7月暑假的一天,我正独自抱着书坐在北大未名湖畔的树下阅读,学校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叫我速到教务处去。到了那里,我才知道爸爸到了北京。这真让我喜出望外,没想到刚刚分开一年,父女俩就要在首都北京重逢了!     

回忆在延安的日子

<正>我母亲王艾英1925年同我父亲何思敬结婚,我于1926年7月在日本东京出生。1927年1月,父亲受聘回广州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在父亲回国后我即随母亲居住到外祖父王风飞家里。在我10个月的时候,母亲得知父亲在中山大学的生活已得安顿,即带着我乘船到广州同父亲会合,住在广州市东山区。     

中组部最繁忙的日子——回忆给陈野苹当秘书

从1978年3月开始,我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陈野苹同志身边做秘书工作,到1984年12月离开,近7年时间。这7年,是我们党发生历史大变革的转折时期,也是中组部历史上最繁忙、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中组部工作期间,我亲历了胡耀邦、宋任穷、陈野苹、乔石主持中组部工作,是非常难得的经历。一、牵头接谈组,恢复组织部的传统形象我1978年3月到中央组织部时,组织上即安排我跟着野苹同志在接谈组工作。     

从人治到法治的历程

正1979年4月,全国人大新成立法制委员会,那时彭真刚恢复工作,任法委会主任,王汉斌任办公室主任,手下缺干部,就把我调去。我是50岁才调到法工委开始从事法律工作的,可谓晚年改行。从1979年到1987年,我在法工委工作8年,先后任理论组组长、民法国家法室处长、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秋,我想专搞学问,离开了全国人大到中国法学会,当了研究部主任,那年59岁了。干了一年就到60岁,一刀切让我离休。     

三十年代的回忆

1950年九月,我从美国回国,经顾颉刚师八行书推荐,系主任白寿彝同志的接受,我到师大历史系来教书,一教就是四十年,而且还要教下去。但我和师大同学的友谊,比四十年还要长,要从1930年我来北京算起,是六十年了。 1930年暑假前,我山东六中(在荷泽)毕业,到北京来考学。这年大学取消预科,中学由旧制四年(接大学预科)改为高、初中各三年。我到北京,跳了一年考入辅仁大学附中高二插班,转年寒假后,我又转入文治中学高三。半年后,我文治高中毕业,考入北大。我在六中的好友,有朱启贤、沈秉钺、武鹤飞和王显琳。朱、沈、武中学比我高两年     

荣高棠和薄一波在中顾委机关

从1986年春到1988年底,我在中顾委机关工作了近三年时间。所见所闻,至今记忆犹新。从1987年到1997年十年间,我协助荣高棠,对1982—1987年间中顾委机关情况作过一个比较系统的回顾,并辅以文字记述,这也使我对中顾委这一时期的概况有所了解。     

援藏工作漫忆（上）

我于1963年受党组织委派到西藏工作,前后长达20年。这段艰苦而充实的岁月使我终生难忘。 接受任务奔赴西藏 1963年,我当时在洛阳市郊区焦寨公社任党委书记。4月初的一天,接到郊区区委组织部通知,说有领导要找我谈话,要我立即到组织部去。从谈话中得知,组织上根据上级指示,选定我作为援藏干部进西藏工作。     

延安时的荒煤

我知道陈荒煤同志是在1938年,他率领移动剧团到延安演出。那时,我也刚到延安不久。他和张听等同志都参加了演出,我的印象很深。     

保健医生忆聂帅

我是1984年3月到聂帅身边做专职保健医生的。其实,我在到聂帅身边工作之前,早就有幸亲眼见过几次聂帅。最早的一次是1981年夏天,当时我是邓小平同志的保健医生,随小平同志驱车看望在北戴河作暑期休养的聂帅。我亲眼见到两位老人亲兄弟般的会面。再一次是1981年9月24日,在京西宾馆,我站     

邓大姐参加我的婚礼

在我走过的岁月中,50年前的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1953年,我从军校毕业后,分配到政务院机要处工作,和陈其贤同在一个处。我们从相识、相知到相     

我经历的武汉税务信息化过程

1986年4月,我由市机械局下属的一个研究所来武汉市税务局报到．从此参加税务工作,直到2001年我在武汉市国家税务局退休。我经历了武汉市税务系统信息化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单个部门到全部工作。由单个计算机工作到全市联网的税务系统全面信息化的过程。     

我随万名干部下放农村

<正>一人生,三十岁到五十岁,是最好的年龄段,然而,我偏偏在这二十年里,被迫脱离了专业队伍,如果借用陶渊明的两句诗,稍作改动,可以叫做:"误落尘网中,一去二十年"。说到这里,人们很容易误以为我是右派,不是的。1957年我在中央党校,鸣放时,党校语文教研室每次开会,照例让我作记录,我只管低头     

湖北教区生涯五十年

1914年我13岁时入天主教会小修道院,开始我的教会生活,到1964年整整50年。现将我在教会内50年来之见闻回忆如下。     

蒋家第一代王朝已画上句号——我所知道的蒋介石

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前后五十年,蒋一直是个被奉为“神”的人物。我从1920年出生,到1948年出国,在蒋介石统治下生活了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间,我和蒋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盲目崇拜阶段,那时他是我心目中的一座“神像”,这种心理是愚民教育的结果;第二个阶段是我做了记者以后。     

吉隆，西藏最后的秘境

我在吉隆县工作了6年多,之后到日喀则,到拉萨,在藏时间21年。身处吉隆时,我没有感觉到它的分量;而离开之后,才逐渐认识了它非同寻常的价值。     

从狮子山到桂子山再到国际舞台

正武汉虽然不是我的出生地,但也是我的第二故乡了。自从1986年考入华中农业大学学习以来,我已经在武汉生活了约30年(中间去上海读博士3年,去法国学习2年,去澳大利亚访学半年)。从美丽的狮子山下,到烟波浩渺的东湖之滨,再到四季飘香的桂子山上,我在大武汉的怀抱中成长、成熟,也见证了武汉的巨大变迁。记得当初在华中农业大学上学时,到华农的公交车只有两条路线,一条是22路,到武昌火车站;另一条是55路,往武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