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震《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评介

在思想史研究领域,明末清初的思想界从来不曾寂寞。学者们为它贴上了“实学”、“经世”、“启蒙”等各种标签。吴震先生的新著《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9月）则为这一阶段的思想贴上了“劝善”的标签。全书除《导论》外,下分《明末清初劝善思想溯源》、《阳明心学与劝善运动》、《晚明心学与宗教趋向》、     

关于《穿戴题纲》的几点说明

我写的《清代的戏曲服饰史料》一文,认为故宫所藏《穿戴题纲》封面上原题“廿五年吉日新立”,是乾隆廿五年。本来的想法,认为如果是((劝善金科》的话,就可以直书《劝善金科》而不必写老名称《目连大戏》,既然写《目连大戏》,想必是在《劝善金科》尚未     

从《迪吉录》看颜茂猷思想倾向

《迪吉录》是明季漳州籍思想家颜茂猷的代表性著作,书中提出了以"果报"观念为基础的劝善思想,认为人的福祸是可以根据善恶相报的因果规律决定,宣扬"为善由己,报应在天"的劝善思想。书中可洞察其思想倾向,既试图折衷朱王而求得圆融发展,又以儒学宗教化的手段,糅合儒释道三教,以达成治国平天下的儒士"外王"之目标,构建儒家万物一体的理想社会。在重视弘扬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创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今天,颜茂猷的劝善思想及其《迪吉录》中的积极理念,依然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马王堆汉墓出土纺织品工艺成就赏析

<正>在我国古代,很早就把"布帛可衣"列为"生民之本"(《汉书·食货志》)的重要一项。进入文明时代后,服饰被用来区分等级、职业、民族、年龄和性别,并出现了服饰的审美价值日益上升的趋向。《白虎通·衣裳》中也说:"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絺络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     

晚明劝善思潮的宗教性与世俗性

<正>讨论"晚明劝善思潮的宗教性与世俗性"这样的一个话题,首先要证明这个话题是否存在且有意义:晚明劝善思想能否称之为一种思潮?什么是宗教性?什么是世俗性?一种思想被称之为思潮,是因其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是在一定时期内反映了一定数量人的社会愿望。晚明的劝善,称之为思想运动或思潮均不为过,因为有众多的儒家士大夫投身于当时的劝善理论与实践当中,其中著名的有吕坤、杨东明、高攀龙、袁黄、陈龙正、刘宗周、陈瑚、颜茂猷等。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     

七律二首

①四歌：是谢子元先生著的《荒年歌》、《劝善歌》、《京程歌》、《出门歌》。谢子元,字善述,是清光绪己酉（1885）科的选拔贡生。 ②十鉴：是唐原泉先生著的《十字鉴略》。     

燃灯祈福胡伎乐——西安碑林藏盛唐佛教“燃灯石台赞”艺术新知

在寺院道观中供奉燃灯石台曾为盛唐时的流行风尚,但实物留存较少。西安碑林于20世纪50年代入藏的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燃灯石台,其上刻《燃灯石台赞》铭文,并署有供灯祈福者的官职和姓名。祈福者为来自内教坊、云韶府、宁王府、彰礼门、京总监的66人,其中包括任云韶使的宦官苏思勖,琵琶高手贺怀智、纪孩孩等。石台上还刻有具异域风情的胡人乐舞和异兽,其形式与风格应来自拂菻艺术。     

《新菩萨经》《劝善经》《救诸众生苦难经》的纪年分布考察——以敦煌写经为例

文中考察了敦煌写卷《新菩萨经》、《劝善经》和《救诸众生苦难经》纪年上的分布特点,并试图探讨其原因,希借此对没有纪年的同类写经进行年代上的判断或是某些写经定名的判断。     

在“坐标”上研究历史

正中国学术传统强调"经世致用"。所谓"经"即纵向的线索——历史。按《说文解字》释义,"史,记事者也"。也就是说,在中国,"史"的本义是史官、记录者。"历史"不仅关乎过去,也维系未来。王彦章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桓温称,"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都着眼于自己未来的"历史地位"。我们每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诚哉斯言。中国人对历史的记述,始终具有强烈的伦理和政治评判意识。《春秋》强调"劝善惩     

十六、十七世纪劝善思潮与善书

<正>近10年来,我在完成有关阳明学的系列研究之后,开始关注"后阳明时代"的思想与文化问题,特别是对晚明清初的"劝善思潮与善书"有一些研究经验,但是对于相关的历史状况及其研究现状并没有全盘的了解,所以只能就管见所及,试着以提要方式略作介绍。我想先就自己的研究经验说起。我曾在《颜茂猷思想研究——17世纪晚明劝善     

文言小说《谐铎》定名之文化传统

清人沈起凤文言小说《谐铎》因其诙谐幽默、讽谏劝善、寓庄于谐、寓教于乐而备受世人重视。"谐"是一种智慧,是对完美的客观世界的艺术表达",铎"相比单纯的讽刺,有某种针砭时世、道德敦化、归于雅正的宏大愿望和封建文人使命感的隐性表达。作者以"谐铎"来定书名,有一定的文化传统,希望借助幽默诙谐的故事来劝戒警诫世人,"谐其口而铎其心"。     

清宫连台本大戏

清朝宫廷编撰的戏本大体分为：节令承应戏、承应宴戏、承应开场戏、承应寿戏、承应灯戏、连台本大戏等等。其中连台本大戏是多由钦命词臣根据元明著名剧作家创作的杂剧和传奇改编的,如《劝善金科》、《升平宝筏》、《忠义璇图》、《昭代箫韶》等剧。     

清宫连台本大戏

连台本大戏多由钦命词臣根据元明著名剧作家创作的杂剧和传奇改编,如Ⅸ劝善金科》、《升平宝筏》、《忠义璇图》、《昭代箫韶》等剧。该大戏取材于目连救母、西游记、水浒、三国、杨家将等故事。剧本大多要十本二百四十出。每部连台本大戏要演出要长达十天之久。连台本大戏的编撰,始于清朝康熙年间。     

西安碑林发现女真文书、南宋拓全幅集王《圣教序》及版画

西安碑林《石台孝经》碑,由于年久失修,地基局部下沉,碑身向西南倾斜。1973年8月陕西省文管会对该碑进行了整修。整修时,分别在碑身背面与中心石柱连接处及中心石柱的卯眼内发现女真文书残页、怀仁集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拓片和《东     

晚清劝善思想中儒家与宗教关系的新转向 ——以江南善士余治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普遍将晚清善士余治置于以晚明袁黄为开端的江南劝善系谱之中,但这与余治的自我定位及实际情况存在出入,通过考察余治劝善思想中儒家与宗教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与明末清初劝善运动中儒学的宗教化转向相比,晚清地方儒者的劝善活动则表现出在民间信仰中强调儒家主导地位的新动向,这与清末民初的救世团体及康有为的孔教运动之间存在某种思想关联.对余治劝善思想中这一面向的考察,有助于在更为广阔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之下重新思考儒家与宗教的关系问题.     

民初桐城文人轶事

李诚(1906—1977年),原名泽宗,字敬夫,安徽石台人。曾师从桐城文派末期名士马通伯,是当代知名学者马茂元、舒芜、吴孟复的业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少年时期,曾于晚间求学李诚先生近5年之久。他在1997年5月17日发表于《安徽日报》的《追忆李诚先生》一文中,称自己的恩师是一位有实无名的学者、一位通晓国故的专家。《民初桐城文人轶事》是李诚先生未曾发表的一篇遗作。     

中国碑帖拓片的装裱与修复(上)

碑帖拓本的装潢,大约始于初唐,最初可能是由卷子本逐渐发展到经折本。据《金(?)琳琅》记载云：唐武德九年虞世南书庙堂碑,刻成以后,拓成墨本进呈,唐太宗特赐虞世南王羲之黄金印一颗。又唐天宝四年,唐玄宗李隆基书石台孝经,李齐古上表云：“遇陛下兴其五孝,忝守国庠,率胄子歌其六德,敢扬文教,不胜抃跃之至,谨打石台孝经,本分上下两卷,谨于光顺门奉献两本,以     

从西安碑林的两部“石经”看尊孔读经的反动性

自从西汉后期以来,历代反动封建统治阶级都把孔孟之道作为维护其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他们大肆鼓吹尊孔读经,并以大量人力物力把儒家经书刻在石头上,即所谓"石经",妄图使孔孟之道,万世流传。中国历史上曾有多次大规模的刻经:有东汉熹平年间刻七经,隶书。有魏正始年间刻三经(不全),用古文、篆、隶三体。有唐天宝年间刻《孝经》,称《石台孝经》。有唐开成年间刻十二经(清代补刻《孟子》,共十三经),楷书。有五代孟蜀刻十二经,附注文,楷书。有北宋刻七经,用楷、篆两体。有南宋刻七经,楷书。有清代刻十三经,楷书。     

“小爸爸”遇上“辣妈”:播撒爱的正能量

<正>对"小爸爸"于果和"辣妈"夏冰来说,惊喜起初是"有惊无喜",慢慢的才是"惊"多于"喜",最后才是真正的"惊喜"——角色的华丽蜕变和幸福的生活。2013年下半年荧屏上除了正"收官"的《爸爸去哪儿》外,两部以80后爸妈为主角的都市亲子剧《小爸爸》和《辣妈正传》,也被带入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羅懋登的西洋

晚明小説家羅懋登的《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别題《三寶開港西洋記》,簡稱《西洋記》,1597年自序),以明初鄭和下西洋爲題材,堪稱中國第一部海外旅行小説。在地理大發現和大航海時代的宏觀背景下來讀這部小説,昭示我們昧于現實將會是何等的可笑。當世界已經天翻地覆的時候,小説家卻仍舊做着前塵舊夢,不免使自己淪爲後世的笑柄。對照百餘年後笛福的《魯濱孫飄流記》、《魯濱孫飄流續記》,《西洋記》的種種"夜郎自大"式描寫,尤其讓人覺得觸目驚心,匪夷所思。同時,《西洋記》也使我們認識到,早在"東方主義"流行之前,我們就曾持有過"西方主義",甚至是"四方主義"("華夷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