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在无为的战斗岁月

安徽无为是我母亲的出生地,是新四军第7师的成立地,也是我父亲和母亲曾经浴血奋战的地方。1939年秋,在副司令员谭震林的指挥下,新四军第3支队(司令员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取得了繁昌五次保卫战的胜利。一天晚上,谭副司令员突然把父亲找去谈话,语重心长地说:“皖南虽好,但非久留之地啊!长炎同志,给你一个新的任务,你带领一支精干的队伍到江北无为县去,把无为的东西南北跑遍,了马元权解所有的情况,包括敌情、民情、长江南北交通情况等等。”     

对安徽农村两次改革的回顾

安徽是农村改革的策源地。他不仅为全国农村改革带了个头,而且对后来全国的改革开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安徽1961年和1978年两次农村改革,我都在省委工作,对两次改革的起始和中间曲折复杂的斗争,不仅耳闻目睹,而且参与了一些调查研究。现就记忆所及,作一回顾。     

20世纪安徽两次农村改革不同命运解析

在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安徽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先后于20世纪60年代初和70年代末推行了"责任田"和"大包干"的改革。但是,由于政治背景、群众基础、两代领导人态度的不同,两次改革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命运,"责任田"试行失败,"大包干"推广成功。     

我所亲历的安徽农村改革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端于安徽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农村改革,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曾经发挥过显著的先导作用。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它的实质是体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构建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使农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其意义深远,因而在改革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安徽农村改革是一项非常宝贵的创新成果,正确地认识它、总结它、继承它,将成为继续推进农村深化改革的精神动力和知识财富。     

我参与报道安徽农村改革

1977年6月,我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逆境中相识的万里主政安徽。1977年9月,根据万里的多次建议和要求,我被新华社派为常驻安徽记者,在万里直接领导下对安徽的农村改革进行调查研究、宣传报道。历史的机遇把我推上农村改革的潮头,让我有机会为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农村改革做了一些工作。     

安徽六十年代的“责任田”与七十年代的“大包干”

安徽曾先后发生过两次农村改革：一次是以曾希圣为首的省委所试行的“责任田”;一次是以万里为首的省委实行的农业“大包干”。后一次改革,作为一个信号,迎来了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改革,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前一次改革,同样是一次伟大创举,     

安徽农村改革的来龙去脉

有人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从安徽开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安徽先后进行了“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即“责任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即“包干到户”或“大包干”）及“农村税费改革”的试验和改革。     

跨出第一步好艰辛——回忆原六安地区关于包产到户的两次讨论

君出于民,而民出于土,农村问题历来是中国的根本问题。1992年,万里在谈及那场起源于江淮农村的改革时,深刻地说:"包产到户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可谁知《跨出第一步好艰辛》,《安徽日报》资深记者翻开发黄的笔记,向你讲述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大发源地六安地区那一场场牵动上下的争论。     

我是怎样为农村改革开第一腔的

19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在安徽日报社驻六安记者站工作。1979年7月中旬,我从六安地区农业局的简报上看到了一份调查材料,这份调查对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列数了“十大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