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德国史学史研究之新气象

近二十年来,德国的史学史研究呈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新气象。首先,社会文化史的理念促使研究者关注史学思想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学家的日常生活与人际网络。其次,史学理论和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促使研究者关注历史知识作为一种社会产品的形成过程。再次,对"学术"、"专业"等概念重新加以理解的学科史路径导致了对公众史学、史学机构之结构要素和制度要素的研究。最后,对史学研究之现实性的重视将目光导向了史学与政治、与民族国家、与出版业和大众媒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总之,晚近的德国史学史进行了多元化的批判反思,力求生动地呈现历史学家日常的研究活动,社会化地分析史学知识生产的过程,清晰地勾勒历史学的组织结构,并且更加清醒地认识史学专业的现实处境。     

什么是历史

"历史"一词,起源于希腊语historia,意为"研究知识和通过研究获得的知识"。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被大致"切割"成两种形状,一是作为主流的"断代"划分,即将历史分隔成"线状"的古代、中古、近代、现代;二是非主流的"片状"划分,如将世界各区域划分为"文化"或"文明"进行考察的"文化(文明)形态史"。历史研究有三个必备要素,即史实、史料、史家。由于史家必须通过史料认识历史,因此史家治史所采取的基本态度,一是"叙述",一是"解释"。     

太平洋史: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与转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太平洋史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史研究分支脱颖而出。此后七十余年里,随着学术环境和治史主体的变化演进,太平洋史研究历经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太平洋作为一个独立治史客体被学术"发现",有关太平洋史的基础范畴和路径假设被提出并探索实践。此后至80年代,受到"去帝国史学模式"倾向的影响,以堪培拉学派为代表的"局内人"主导的"太平洋内的历史"成长为主流,"本体史"视角下的太平洋诸岛史和大洋洲史研究成就斐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史、海洋史等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对太平洋史研究带来冲击,催生出以"太平洋世界"路径为代表的整体、开放的"太平洋的历史",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模式遭遇严峻挑战。两种路径在并立之中渐显交融之势,太平洋史研究逐渐走向成熟。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辛亥革命作为晚清历史上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在经过六十余年的学术积累之后,国内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已达到相当的学术高度。作为政治事件史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大体在20世纪90年代初臻于成熟,进入守望阶段。尽管90年代之后国内出现的三个研究转向——社会史和现代化史研究、"后辛亥革命史"研究和强化对清朝政府的研究,对辛亥革命史研究做了有益的拓展,尽管学界在某些问题上继续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论著,但在事件史研究上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超越90年代初所达到的研究水平。如何从政治事件史角度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突破既往研究形成的学术瓶颈,依然是21世纪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和使命。     

学术史合法性的元理论探讨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理念下的传统学术史研究,局限于内部的研究史梳理,而强调研究主体性的范式理论,提供了学术史合法性的元理论支撑。学术史的研究的重心应该从客体转向主体,以学术共同体为中心进行知识社会学的考察,其体系包括认识论、社会互动性和变迁史三大部分。     

方志与灾荒史研究——以山西方志为例

灾荒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因此,灾荒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视角。作为地方史书的方志,保存了大量类型各异的灾荒史料,为我们研究灾荒史提供了极大便利。本文以山西府州县志为例,探讨了灾荒对经济、民众生活的影响,以及官民在灾荒中的救助行为,进而对灾荒与信仰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方志在灾荒史研究中不仅是资料提供者,更是研究"指导者"的结论。     

探索“夹缝空间”:红海史研究的演进

以海洋为中心的红海史研究方兴未艾。不同时期人群有关红海的知识是红海史研究的重要前提。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欧美学界的红海史研究发展出多样化的研究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总体史与环境史启发,红海史研究的视角发生转换,红海从“历史背景”变成“历史主体”。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全球史观影响下,学界对陆地史观的反思促进了“新红海史”研究。研究者基于全球、区域与国家三重视角提出了从“联通”到“流动”的红海史、作为“网络”的红海史、“红海人”的身份构建等问题,在创新红海史研究范式的同时,探索了红海史学科发展方向。     

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史料问题——以《大象的退却》为中心

"怎见得?有诗为证",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老套路,也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新问题。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将诗歌作为"价值最高之史料",并在叙事的过程中彰显历史写作之诗意的典范著作,是伊懋可《大象的退却》的一大特点。作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大象的退却》以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大量引用,提出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史料问题:诗歌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作为可信的史料?     

"全球史"概念的历史演进

"全球史"概念是人类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的产物.古希腊人的Ecumene概念和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以欧洲或西方为中心的所谓"世界史"、以人类主要文明或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形态史观,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当代"全球史"和"全球史观"的出现提供了理论的启示和可资借鉴的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推动了全球史研究的兴起,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性问题成为新全球史学者关注的对象.但无论如何,全球史仍然属于世界史的范畴,全球史观只是世界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而已.     

史学精粹

正徐国利:《陈寅恪对"以诗文证史"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以诗文证史"是指以诗词歌赋和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和书写历史。宋代以来的史家开始自觉地将诗文作为史料使用,形成了"以诗文证史"的史学传统。中国现代史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陈寅恪是其中最有成就的史家。首先,他在理论上对"以诗文证史"作了重要阐发,详细阐释了中国古诗具有史料价值的     

蒙元时代的公文书史料:原文书与集成文书之间

<正>所谓"文书",就是传递、核对信息的文字。其中,由官府及其成员在公共事务过程中发出、接受或保存的文书则称为公文书。"文书史料"作为历史研究重要的史料群之一,在笔者所从事的蒙元史研究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杉山正明曾将"文书学的胎动"称为蒙古时代史研究的新动向之一,预见了其后文书研究必将在蒙元史研究中崭露头角(杉山正明《蒙古时代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9年,第523—526页)。     

中国古代史官称谓内涵的嬗变

"史官"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经常提及和运用的名词或概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早期的史官因其官为"史",故被后人称为"史官",后期的史官,则因其职为"记史"、"写史",而被称为"史官"。这种称谓的变化经历了天官和巫官、著作官和天官的分离过程,到隋唐时期,史官的称谓才固定为专指记录和撰述史事的官员。     

通变与坚守:魏宏运先生的治学之道

魏宏运先生是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他投身于中国现代史教学与研究的开创性工作,并在孙中山及武汉国民政府研究方面取得较多成果。"文革"结束后,他勇于突破束缚,转换思路,构建系统的中国现代史学科与知识体系,借鉴新理论开展抗日根据地社会经济研究,组织社会调查,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在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和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魏先生治学既有通变,又能坚守。他勤奋苦学数十载如一日,注重史料建设,坚持外语学习,追求学术报国,展现了一代史家的智慧与情怀。     

工业革命史煤炭问题研究中的三个维度

本文通过梳理、分析国内外学界有关工业革命史中煤炭问题的研究成果,发现其中蕴含了三个不同的研究维度。从经济史的维度看,就是用煤炭来解释一系列近代经济现象产生、发展、延续的原因。从生态—环境史的维度看,就是将人类经济发展形态划分为"有机经济"和"矿物能源经济",以此作为分析工业革命的有效概念工具,并针对煤炭开发和利用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具体考查,蕴含了人文情怀。从全球史的维度看,就是将煤炭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分析近代以来其与大国兴衰起伏的关系。三个不同维度不仅展示了三种不同的研究旨趣和研究范式,还呈现了能源史研究丰富多彩的面相。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对全球史理论与方法的探索

作为20世纪中期全球史观的首倡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对全球史研究涉及的理论与方法问题进行了探索。他在实践过程中采取了破立结合的做法,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倡导树立全球史观,从宏观的角度对当代史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做出新解读。本文梳理了巴勒克拉夫对全球史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并对其学术价值和历史局限进行了客观评价,进而指出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对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意义。     

突破史料和家法之局限——对宋代政治史研究的一点思考

<正>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因历史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较迟,又先后遭逢艰危之政局,故政治史一直作为历史研究特别是本国史研究的恒久性主题,而且研究之议题亦相对狭窄。这一状况尤以中国大陆为突出。尽管在西方史学主流中,随着年鉴学派的兴起,经济史和社会史曾长期取代政治史的主导地位,但在中国史学中政治史却仍然保持其重要地位及其特殊性。世纪之交,政治史再度成为世界史学重视的主题,中国政治史研究因应其中,开始呈现新的热潮。作为中国政治史组成部分的宋代政治史研究尤为引人注目,成为近年宋史研究的重要牵动力。其研究理路先后经历了"走向活的制度史"和"新政治史"阶段(黄宽重:《从活的制度史迈向新的政治     

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研究述评

近年学术界有关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研究的成果,主要有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革研究、近代文物价值认知变化研究和近代"文物"概念异同比较研究等。只是这类研究多限定于单一学科,多停留在对概念本身含义的阐释上,未能关注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应以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为整体考察对象,重新研究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重点关注中国"文物"概念的学术考证、欧美近代古物观念的形成及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的时代语境研究、近代中国典型文物观念的比较研究等方面,重新呈现文物作为物质的文物和作为文化符号的文物在观念上的多重面相,以使近代中国文物变迁史的研究更加丰满。     

2008年日本的明清史研究

<正>近年来,明清史及相关领域研究,试图超越原有的国家和地域概念,重新把握中国历史面貌,这种努力一直持续。2008年,作为明清史研究的火车头,频频被提到的"海域"成为瞩目的焦点。桃木至郎编《海域亚洲史研究入门》(岩波书店)对此进行了汇总。读过此书,就会发现     

朱维铮先生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

朱维铮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本文以作者亲历的事实,并利用相关书札文献,比较翔实地描述了朱先生组织"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策划出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和《中国文化史丛书》,以及筹办"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和著作《走出中世纪》等若干重要的工作,阐明其作为80年代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和规划的主要策划人的贡献。     

马克思“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概念对环境史研究的意义

环境史作为一门独立发展的史学分支学科,首先要解决的是环境的社会历史性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重新阐释的"对象性关系"概念,为认识和把握这一问题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石。人类的"对象化"活动使得自然完成了"人化"的过程,从而演变成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自然,为环境史的诞生和"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成立提供了根本前提。处于对象性关系中的人与自然,其矛盾从来就有。在人类史中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史,迄今为止已经经历了萌生与确立、普遍化与危机两个阶段,并正在孕育更生与和解的第三阶段。要正确认识环境问题的社会历史性,开展环境史学研究,就应当在"对象性"关系视域中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坚持环境问题的社会历史性和环境史中的人类主体性,将环境问题与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技术问题、文化问题等联系起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