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文化与边疆移民社会形态——以清至民国时期天山北麓地区为核心

伴随着清至民国时期移民垦殖活动,天山北麓地区形成了大量汉语地名,其命名方法与结构上极具地域特征,蕴含着诸多的区域历史和文化的信息。通过分析这些汉语地名的类型特点和命名规律,探究区域内地名文化的形成与该区域内自然和人文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认识到,从清中期直到民国末期,天山北麓地区的移民以祖籍地地缘关系进行组合,合作开垦、共同防卫,区域经济以农业种植经济为主,经济形式单一,社会文化水平落后,反映出该区域具有移民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和边疆特性,长期处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过渡形态中。     

矿业移民与西南地区社会变迁的个案分析--以广西合山煤矿开发及移民为例

近代以来。西南地区的矿业开发吸引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这种矿业移民促进了西南地区社会的全面发展。位于广西中部地区的合山市是一个新兴的能源工业城市,也是桂中汉族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由于独特的经济开发进程,舍山汉族的移民高潮与合山煤矿的开发基本同步,汉族移民主要来自本自治区东南部各县,形成了以合山矿务局为中心的汉族人口聚居区。移民与当地壮族和其他早期汉族移民之间的整合在经济、文化层面体现出不同的特点。这种独特性体现了近代以来西南地区社会发展的特殊轨迹。     

试论明清时期广西经济开发与森林植被的变迁

明清时期是汉族移民迁入广西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阶段,汉族移民的足迹从广西东部逐渐深入到西部,从平地、丘陵的耕作发展到对山地的垦殖,在极大地促进了广西经济开发的同时,也导致了近600年来广西生态环境的大变迁。这一时期,不管是在开发较早的桂北、桂东和桂中,还是在开发较晚的桂西和桂南,森林植被的变迁都十分巨大,对广西的农业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上博简《曹沫之陈》中的“交地”小考——兼论西周至春秋时期诸侯国的疆界形态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收入一篇定名为《曹沫之陈》的古兵书,主要内容为春秋初期鲁庄公与曹沫之间关于对阵用兵之法的问对,其中涉及"交地"一词。此"交地"与《孙子·九地》中的"交地"为一。"交地"本为西周封邦建国时预留在各国封疆之间的"空白"地,法理上属于周天子。平时各诸侯国可以通过"交地"进行交通往来,但却不能任意占有。春秋时期,周王对诸侯国的约束力下降,先王之制失效,列国争相扩张,蚕食土地,"交地"不仅是列国争夺的对象,同时也是各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交地"在本质上和传世先秦文献中的"间地"、"郤地"或"隙地"并无二致,只是在不同语境下的称谓差异而已。因此,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疆界并非都是错壤而处,封疆之间也存在着"间"、"隙"、"交"地这样具有一定宽度的中间区。     

西南边疆汉族的形成与历朝治边

西南边疆汉族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元代以前,迁入西南边疆的移民逐渐被原有民族融合,并形成新的本地民族。元代后外来移民大量进入,融合原有民族人口形成西南边疆汉族群体,其作用和地位明显增强。对于西南边疆的外来移民和西南边疆汉族及其演变发展的情形,历朝都十分重视并有程度不同的认识,并以此为制定治策的重要依据。     

从夫妻称谓看中国女子社会地位

本文总结、分析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夫妻称谓,这些称谓的内涵反映了夫妻双方不同的身份和地位,也折射了中国女子的社会地位所发生的变化。     

在地化影响下的中国海外移民行为特征探析

论文阐释了"在地化"的概念界定和移民在地化表现并对"在地化"的几个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论文认为,中国海外移民在海外生存发展,为住在国家和祖籍国都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还处于"两头不是人"的尴尬境地。缘于生存需要,移民对移居地(国家)有利益从属性,由此构成移民行为的一般规律。将移民在地化与边缘性杠杆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地化是中国海外移民形成对中外双方而言具备居间比较优势的前提。通过撬动边缘性杠杆,中国海外移民一直在为提升自我的同时发挥着促进中外交流的社会历史作用,进而充分体现出其爱国情怀。     

宁化石壁客家的民间信仰

石壁村是宁化石壁客家祖地,现属石璧镇(前禾口乡)的一个行政村。但古代的石壁,还包括今之济村乡南部,和淮土乡、方田乡的北部。石壁客家的民间信仰,除反映客家祖地的特色外,许多方面与周边的汉族的民间信仰差不多,由此可以证明客家不但来源于北方移民,而且有接纳其他民族的宽大胸怀。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经历过从汉族的代称到汉族与汉化民族的统称再到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称谓的演变。从1922年7月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观念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共所讲的"中华民族"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汉族"。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38年8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讲的"中华民族"是汉族与汉化民族的统称,其代表作是杨松的《论民族》一文。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其"中华民族"观念的演变和民族政策的形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华民族的论述,则标志着中共"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形成。中共"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内涵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称谓,"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     

明代云南汉族移民定居区的分布与拓展

云南汉族分布区发展最快的时期是明代。明代80余万汉族军事移民大规模进入云南,深入传统的当地民族世居区或边疆地区,建立卫所,定居屯田,促使云南涌现出大量的汉族移民新区,形成相对稳定和独立的汉族社会和汉夷杂居的发展趋势,基本奠定了明清以后直到今天云南各民族分布格局和民族交融的基础,成为明清以来云南边疆开发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推动力。     

牙克石地区汉族移民及移民社会

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地区已形成了森林地区汉族移民社会,汉族移民已占到牙克石地区总人口的90%以上,他们大多是五六十年代从东三省、山东、河北等地移居到此,为牙克石森林地区开发建设做出了贡献,也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牙克石市(1983年10月由喜桂图旗改设)坐落在呼伦贝尔地区中部,市域沿大兴安岭主脉南北分布,是呼伦贝尔林业四旗之一。牙克石市林地面积225.7万公顷,占全市面积81.1%,也是全国重点林区之一。一、牙克石地区汉族移民的来源与分布(一)牙克石地区汉族移民的来源     

唐代吐鲁番籍的“丁女”与敦煌籍的成年“中女”

唐代吐鲁番户籍将成年在室女子称为丁女,而敦煌户籍将其称作中女,这种称谓上的不同,应源于两晋南朝与北朝之间因土地、赋役制度不同造成的课役身份的差异。依据丁从课役的原则,北朝均田制下的女子只有在出嫁后才能依附于丈夫受田、纳课;未出嫁或丧夫归宗的女子不受田、纳课,亦不能称丁。两晋南朝则不同,女子到法定年龄就要承担课赋,成丁与否不以结婚为必要条件。敦煌户籍的称谓符合北朝以及承此而来的隋唐丁中制度,吐鲁番户籍的载录则是西晋、十六国制度的遗存。     

南通纸牌图案的文化内涵

纸牌,亦称“字牌”、“长牌”、“小牌”．由古代的博戏——叶子戏——马子——马吊牌——斗虎、扯张——默和牌——碰和牌演变而来．经不同时期逐渐演化至现代各地区纸牌大小、图案等存在着很大差异,其称谓也有很多,江苏北部称“车胡”、“马子”,湖南称“跑胡纸”,四川乐山地区称“二七十”,南通地区称之为“笃子胡”“单将长牌”等。     

试论汉代西南夷地区的人群划分——以不同场景变换为视角

在汉代西南夷史料中,史家对该地区人群进行了有意识的划分,形成了许多与"夷"有关的人群称谓。其中,在不同的场景与语境下,"夷"之内涵与所指代的人群是各不相同的。在巴蜀徼外,所有非汉部族被泛称为"西南夷";以西南夷各郡边徼为界,"西南夷"又被划分为"徼外蛮夷"与各郡"郡夷";在政治场景中,徼内夷被统称为"汉人","夷"用来特指徼外人群;在族类、文化对比的场景中,徼内、外非汉族群均被视为"夷",只有徼内汉族民众才被称为"汉人";在"夷汉"、"民夷"及"夷民"等称呼中,"夷"均指代塞徼内之"蛮夷"。不同的是,在"夷汉"、"民夷"称呼中,"夷"与"民"是两种相互区别的群体,而在某些"夷民"称谓中,"夷"本身也被视为汉朝之"民"。     

秦汉郡守称谓系年与定年——以简牍、封泥、碑砖为考察中心

依托郡守称谓系年进行出土文献年代推定是一种重要的定年方法。打破以往定年研究重在单一文献或朝代的做法,尝试结合简牍、封泥、碑砖等数据,长时段考察秦及两汉甚至魏晋郡守称谓及相关用语变化,发现郡守称谓有四个变化点：一、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十二月至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二月之间“守、大守”并称变为“守、泰守”并称;二、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三月至九月之间“守、泰守”并称变为纯称“守”;三、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至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之间纯称“守”变为“守、大守”并称;四、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至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之间“守、大守”并称变为纯称“大守”;五、魏晋时期逐渐普及改称“大守”为“太守”。郡守称谓及相关用语系年可用于重新推定一些出土文献的年代问题。     

民国时期边疆政区的内地化——以磴口设县为例

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所辖磴口县位于河套平原西部,地处西北农牧交错带,清代属阿拉善王爷的封地。由于该地便利的沿黄灌溉和黄河水运条件,晚清以来天主教会以此地为中心,通过开垦土地、修建灌渠、招徕陕甘等地汉族贫苦农民等方式,在磴口地区建立起天主教社会。发展至民国时期,伴随着汉族移民逐渐聚集,甘肃省及由甘肃分出的宁夏省都试图延续清政府“蒙人归旗、汉人归县”的以属人管理为原则的政策,将政治势力伸展至磴口,并建立县治。在磴口地区行政区划设置中的政治角逐和利权争夺,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边疆政策;另一方面体现了边疆地区不同人群、不同立场的各种势力对政区设置的影响。     

简论美国土地处理制度中的救济法案

救济法案在美国土地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为处于困境中的拓荒者提供了及时的帮助 ,稳定了拓荒队伍 ,促进了西部的快速开发。救济立法同时也反映出不同土地处理思想、不同政治利益集团和不同区域之间激烈的政治经济思想斗争。救济法案乃是在西部强大压力下制订的。救济法案的演变过程折射出美国土地制度不断走向民主的历程     

辽代的宗族字辈与排行

作为宗族群体的凝聚方式,字辈与排行在中国古代各民族的日常称谓中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辽代汉族因继承传统的宗族习俗,比较严格地使用字辈和排行。契丹族、渤海族和奚族均已广泛使用字辈取名,并流行以排行相称甚至取名。从辽代各主要民族的情况看,辽人取名明显带有各民族相互影响的特征,而字辈和排行习俗一方面体现出各民族日常生活的趋同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汉族文化对其他民族的深刻影响。     

唐代高僧驻锡地的地理分布

本文通过详细的统计数字,分析了唐代南北方高 僧驻锡地的基本特征,前后期的主要密集分布地带及其形成原 因,并对各道内部前后期的分布变化进行了论述,对高僧驻锡地 格局与籍贯分布进行了比较研究,对认识唐代佛教地理变过很有 帮助。     

从“高地”到“低地”——从“佐米亚”概念看清代云南边境的普洱茶贸易与族群互动

普洱茶产于中国云南边境,这一区域正好属于近年来广受历史地理研究关注的Zomia地区。自清代以来,随着普洱茶贸易网络在亚洲腹地的形成,大量汉族移民迁徙至六大茶山,使得西双版纳成为清中央王朝与傣泐地方政权、高地族群与低地族群交融互动的一个活跃地带。通过这一案例,我们可以对James Scott有关Zomia的研究进行些许反思与思考。简而言之,Scott似乎过于强调政治和军事等"国家效应"在"高地"形成中的作用,而低估了更为缓和的经济(物质贸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