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江南西路基层区划——乡的调整及相关问题研究

宋代基层区划的调整主要以"乡"为单位,乡的调整方式有割、分、并、换四种。乡的调整必须考虑地方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否则就会造成税收不便、风俗杂乱等问题。乡不仅在地域上有较强的稳定性,而且在调整过程中表现出难以分割的特性。以往认为乡在宋代已经完全"地域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宋代的乡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地域空间单元",它是维系其他基层区划运作的地理空间。     

隋唐长安辖县乡里考新补

隋代长安城下辖大兴、长安二县,唐代为万年、长安二县。它们的郊区,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共有104乡。但其乡名、里名及其位置多已淹没无闻。武伯纶曾据唐代墓志资料补出了近70个乡的名称,并推定了大多数乡的位置。本文在武伯纶等人论文的基础上,利用新出墓志资料补出了隋代14乡、5里,唐代16乡、33村、19里。唐代的乡名基本沿用隋代之旧。唐代的乡与里分属不同的系统,之间无统辖关系。清代董曾臣所谓“唐长安有50乡”,是因版本而致误,唐长安的乡数应以宋敏求的记载为准。     

粤东客家先贤程哎事迹考论

据研究,粤东客家先贤程皎生于东晋末或刘宋初,祖籍江西鄱阳湖地域。他于中年之际,率族人南迁入粤,定居南海义安郡海阳县东北之坝头村（今梅州市平远县坝头镇振东村）,成为客家程姓人粤之始祖。程哎居粤期间,“以德化人”,其“信义著于乡里”,故而深受乡民的拥戴和推重。“后人久而思慕,名其都曰义化,乡日程乡,源日程源,江日程江,复以程乡名县,皆被化最深故也。”     

地域文化视野下《吴郡文编》编纂分类研究——兼论吴郡地域总集分类的地方志化传统

吴郡地域总集编纂历史悠久。清道光年间,《吴郡文编》秉持"既博既精"的选文原则,一方面在宋郑虎臣《吴都文粹》、明钱《吴都文粹续集》、清吴伟业《吴郡文献》选文基础上广搜博取,增补数千文章,另一方面又严格按照选文是否关切"乡邦利病、名贤事迹"的内容标准,筛选地域文献,彰显重内容故实、忌浮华空洞的选文特点。《吴郡文编》沿用宋代地域总集仿效地方志类目体例编排作品的分类意识,参照康熙《苏州府志》体例,初次分类取事类编,再次分类各以县属,建立起类目明晰、层次有序的分类结构。在地域文化的视野下,《吴郡文编》将吴郡地域总集分类的地方志化传统承继下来并发扬光大,其编纂分类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新出隋墓志所见大兴城城郊地名释证三题

在近年披露的百余方新出隋代墓志铭中,地理信息尤以长安城郊地区为多,如《梁衍墓志》所云大兴县"高望原",为唐宋之前唯一记录;《曹瑾墓志》所云"马头空",为隋以前文献所仅见;《朱幹墓志》所云"轵道乡"名称,原为北周乡名,隋代建立大兴城后,轵道乡或被移置到了禁苑以外,或省废了这一乡名,因而隋代文献中亦仅此一例。本文拣取这三则有关隋代大兴城城郊地名而予以释证,并探讨其地名渊源及其沿革,以期再现当地历史人文演化的踪迹。     

论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

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源于更早时代的图经,而其中的地名解释、乡里风物等内容则是承袭了地记的传统。唐代图经记载“乡里”尚不普遍,且内容限于乡数,可能还有乡名。北宋方志记载“乡里”的情况已较普遍,其中祥符《州县图经》“统一体例”的编纂原则确立了“乡里”类目在方志中的地位,不过此时尚未以专门的类目统御之。南宋时,方志中的“乡里”部分进一步发展,表现在记录“乡里”方志的数量大增,“乡里”部分大多有了专门的类目,“乡里”内容大大丰富。“乡里”类目的存在,除了资政以及满足官员基层治理的需求外,还具有教化功能。宋元方志中“乡里”类目的所属关系及编排方式之所以表现出层级差异大、统辖关系模糊等杂乱无章的特点,原因可归结为：方志资料的多元来源、方志编纂的时空差异性、编修者的变化、宋代基层管理体系的“在地化”特色和宋代基层管理体系与方志书写之间存在落差等因素。     

充分利用程瞍文化资源，促进客家社会文化发展

关于程瞍的生平等,由于文献资料奇缺,学界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对于程瞍在粤东地方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和贡献,则众口一致,而且成为社会共识,成为一种文化资源。“后人思之。名其都日义化,乡曰程乡,源日程江,最后以程乡名县”。     

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与《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一文商榷

乡里制的崩溃与乡都制的确立 ,是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北宋前期 ,乡仍具有一定的职役功能。这种功能直到至和年间才因里正的废止及乡书手的变化而被基本剥离。随着经界法的实施 ,乡逐步成为了一种地域单位。里早在北宋就已遭到巨大的冲击 ,而到南宋中后期 ,在绝大多数地区已经名存实亡。与此同时 ,都逐步成为乡村基层建制的主流 ,并在土地控制 (经界 )和人户控制 (编户 )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四川有个陇西院

在四川省江油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古镇——青莲镇,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读书之处——陇西院就建在这里。 青莲镇,距江油城区15公里,这一古朴小镇,北依太华山,东邻天宝山,西接林木苍翠的红崖,形成犄角之势的涪江、盘江将小镇衬托得分外古雅。青莲镇,唐代称“清濂乡”,宋代开始,变成了“青莲乡”,因为李白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代,并自号“青莲居士”,后人尊崇李白,就以名号为乡名。李白5岁时随父李客迁居四川省青莲乡,李白的故宅“陇西院”,就坐落在青莲镇的东南面,从天宝山山脚下望去,“陇西院”的山门,巍然而立。这“陇西院”…     

再论秦迁陵县的乡里组织及相关问题

里耶秦简所见属于迁陵县的乡名有4个,即都乡、启陵乡、贰春乡和平邑乡,其中平邑乡是都乡短暂使用过的名称。属于迁陵县的里名有16个,即都乡的泉中里、高里和阳里,启陵乡的成里、贞阳里和渚里,贰春乡的南里、舆里和东成里以及属乡不明的少里、安成里、尚里、武安里、平里、阳成里和南阳里。里级组织变化较大,存在改隶、更名、撤销等现象。迁陵县相对稳定的乡里组织是3乡5里,即都乡下辖高里、阳里,启陵乡下辖成里,贰春乡下辖南里和东成里。迁陵县的乡里组织远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情形要复杂,而且对于秦朝而言,这种乡里组织的不稳定现象恐怕不是个例。     

单位社区杂化过程与城市性的构建

单位社区作为中国城市重要的传统社区之一,曾经是以单位制度作为组织形态和行为规范而形成的"准乡土性"社区。而在转型期,随着城市空间重构、单位制度解体与个人生活方式的转变,单位社区出现了以社区杂化过程为显著特征的制度-空间-社会的全面转型。单位社区杂化从广义上包括居民构成、社会交往、行为模式和社区认同四个维度的变化,导致了单位社区"准乡土性"的消失和"城市性"的构建。本文从城市性作为一种城市生活方式的经典理论出发,从不同维度理解单位社区杂化中城市性构建的现象与机制。     

宋代的乡村之坊

宋代除了城市基层行政管理单位性质的坊外,还存在着大量的乡村之坊。这类坊大多设于县内经济水平稍高的草市或墟市,但并未完全脱离乡村形态,故可以称之为村坊;最为常见的类型是酒坊和醋坊。村坊具有分属不同的行政机构、废置无常以及多由地方豪户买扑等三大特征,其管理方式为层层托管,实际负责人主要为乡村耆长。与乡、里、都、保等基层区划单位相似,村坊也存在地域化与聚落化的演变趋势。就地域化而言,由于村坊所售之酒、醋有相对固定的销售范围,使其能够指代某一特定的区域。就聚落化来说,如果某村坊在一地存在的时间较长,会以此坊为中心形成新的村落。作为聚落化的名称,坊与乡、里、都、保等基层区划单位并无太大差别,可以作为民众的身份标识及进士籍贯的表示符号。     

唐京兆府万年县乡里补考

唐代万年县曾有何乡,宋代记载不全,最近西安出土不少唐墓,《唐代墓志汇编》等释读往往有误。本文据拓本释读并考证而得知:万年县有"细柳乡"在今临潼区西泉乡一带;又有"凤栖乡",在"义善乡"之东或南、"洪原乡"之北。宋时有"少陵乡",唐时有"少陵原"而无"少陵乡"。     

从乡司地位变化看宋代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

乡司是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和乡村管理体制中的关键人物 ,其地位经历了由乡里基层政权的下属逐步上升为县吏的变化。这是因为乡司负责县乡赋税征收各类簿账书算的职责使其掌握了县乡赋役征收的实权 ,成为县衙征税与税户纳税的交接点和中间环节 ,是宋代州县基层政权维持正常运转的润滑剂。而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乡司的出现适应了两税法之后赋税征收体制和乡村管理体制的需要。同时 ,乡司的地位变化 ,也反映了宋代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的重构和功能的不断调整     

论宋代图经向方志的转变——以图的变化为中心

宋代是图经向方志转变的过渡期,这种转变鲜明地体现在经"图"的变化上,即图数量的减少和图类型的变化。究其原因,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减弱与地方官员、士绅势力的上升是这种文化表象的社会政治背景,而地方士人参与到地方志书的修撰乃是转变的催化剂。农田水利、书院等图表达了地方官员治理地方的需求,而风景、先贤等图则反映了地方士绅弘扬地方文化的愿望。     

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

宋代的乡既不是一级基层行政政权或行政区划,也不是里的上级行政机构,而是县以下的一级财政区划。乡、里并不存在统属关系,它们有时重叠,有时独立。乡建制的这种变化是由于两税法以来赋税征收方式的复杂化和多样化而引起的。乡作为单一财政区划的出现,是唐宋之际社会经济转型期重构乡村基层组织的产物。     

地方自治与近代江南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演变——兼论商业市镇的政区实体化

随着清末民国地方自治运动的展开,以及国家对基层自治区域划分的制度设计的不断变化,近代江南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区划经历了一个由清末"城镇乡制"向民国初期的"市乡制"、1928年的"市乡街村制"、1929年的"区镇乡闾邻制"、1934年后的"区镇乡保甲制"转变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传统的商业市镇也逐步完成了由依附走向独立、由支离走向完整的政区实体化过程。     

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如果从史学思想的角度考察问题,就会发现我国传统史学经历了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转变的过程。这两种史学思潮在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各方面都显示出截然不同的特征。揭示由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转变的内涵及其意义,有助于阐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中某些内在规律。可以进一步深化史学史的研究。     

"全球地域化"思想及对区域发展的意义

本文认为罗伯逊"全球地域化"范式有六个核心概念,"全球场域"、"普遍主义-特殊主义"是在论述全球与地方的互动关系; "特殊性空间"、"寻找基本教义"、"存心怀旧"和"地域化"则建构了这一范式的基本分析框架.罗伯逊的"全球地域化"是一种批判性的全球化,也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全球化.由于这一范式包含了自上而下的"全球地域化"和自下而上的"地域全球化"的双向过程,且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对"全球化"与"本土化"两极化论争的真正超越.对区域发展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宋元与明清时期嘉兴城中的“坊”

本文运用城市历史形态学方法,结合城市历史平面空间复原图及历代相关史料记载,以明、清时期嘉兴城中的坊区为研究起点,详细考证复原出明、清两代的城内街巷及坊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观察宋、元及明代前期的"坊"的实际形态,认为以《至元嘉禾志》为代表的宋元坊的史料系统中的"坊"实即巷弄和牌坊的混称;"以坊统巷"即坊街干道内含支巷。"以乡统坊"现象在嘉兴为常态,且城内明、清时期的坊区应与宋代的"界"有所联系,宋代嘉兴的城市管理应呈现由附郭嘉兴县管辖的乡、界、坊(巷)三级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