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昭陵六骏之“拳毛騧”的修复及思考

唐京兆府万年县所辖乡里(村)的分布情况,有众多的学者进行了考证和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主要集中在乡里的数量和名称的确认。本文依据墓志记载和墓葬发掘地点对长安城东的长乐乡进行探讨,并确认其位置和范围,以及部分里(村)的位置,补充之前的不足。     

唐昭陵六骏之“拳毛”的修复及思考

唐京兆府万年县所辖乡里（村）的分布情况,有众多的学者进行了考证和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主要集中在乡里的数量和名称的确认。本文依据墓志记载和墓葬发掘地点对长安城东的长乐乡进行探讨,并确认其位置和范围,以及部分里（村）的位置,补充之前的不足。     

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一般认为 :北朝时期 ,乡村因实行三长制而不存在乡里编制。其实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 ,北朝乡村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约自北魏太和年间开始直到北朝末 ,除北齐时京畿地区不设乡里之外 ,均设有乡里编制。不同于前代的是 ,北朝的乡里具有划定的地域 ,这可能与实行均田制有关。乡里编制虽然普遍存在 ,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 ;相反 ,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 ,并依托“村”组织活动 ,官方的乡里设置在村落受到架空。     

河北曲阳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

1994年6月,曲阳县灵山镇西燕川村西坟山上一座古墓被盗,随后文物部门确认该墓是一座五代时期壁画墓。1995年7至11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会同保定市文物管理处、曲阳县文物管理所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西燕川村位于曲阳县城西北约30公里,定州至阜平的公路在村北通过(图一)。墓葬位于村西约2公里坟山的山间小盆地中,据当地群众讲,解放初期此处有一土丘,用长条     

敬老尊贤“七叶衍祥”

在闽南永春县锦斗镇珍卿村,竖立着一方200多年前清朝嘉庆皇帝褒奖乡里长者徐文著的“七叶衍祥”碑。     

陕西长安羊元坊商代遗址残灰坑的清理

20 0 0年 4、5月份 ,我们在长安县搞考古调查时 ,发现羊元坊村东北约 40 0米处是一内涵较丰富的古文化遗址。村办砖瓦厂正在从遗址的西部边缘取土 ,已有多个灰坑被破坏殆尽 ,我们及时对一个残灰坑进行简单的清理 ,获得了较多的残陶器和骨器、石器、卜骨等。结合遗址采集的其它标本 ,初步分析确认 ,应属于商代 ,这是极为罕见的一处商代文化遗存 ,现予以介绍。图一　羊元坊遗址位置一、遗址及残灰坑概况羊元坊村位于长安县郭杜镇西南约 2公里处 ,氵高河古河道北岸上 (图一 )。古河道以北有一东西延绵数公里的高亢地带 ,称为细柳塬 ,但与古河道…     

唐京兆万年县三乡之里村补证

长安、万年县乡里考是唐都长安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万年县乡里村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仍有许多里村的具体位置无法确定或存在疑问。本文论述之唐代万年县三乡即浐川乡、崇义乡、崇道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通过查阅大量详实的唐代墓志资料,比对墓葬出土工地信息等,对万年县所属三乡以及三乡中6里11村的具体位置进行了考证。值得一提的是,笔者还重新划出了三乡的边界线,并绘制了位置示意图。     

安徽繁昌新出土的三件铜器

<正>2013年11月5日,安徽省繁昌县平铺镇新牌村村民在山地耕作时发现青铜器,县文物局闻讯后立即组织专业人员赶往现场,对出土地点及周边进行了实地调查。新牌村位于繁昌县城东南约14公里,东北距平铺镇约1公里,南距南陵县城约9公里,东邻漳河(图一)。青铜器出土地点位于新牌村西南部,丘陵山脊上的末端位置,山脊略显低矮,西北较高东南略低呈西北东南走向,此位置正处于皖南     

绍兴西岸头遗址出土一件春秋铜构件

1975年,浙江省绍兴市娄宫乡里木栅村西岸头的农民在灌溉稻田时,发现1件春秋时期的青铜构件。1984年当地农民将此器上交绍兴市文物管理处。1984年至1990年,绍兴市文物管理处多次派人进行调查,采集了不少春秋时期的印纹陶片和原始青瓷片。调查认为,出土青铜构件这一地区可能是一处     

昆仑山里的玉石村

<正>我对昆仑山里的原始村落流水村仰慕已久。流水村位于于田县南部昆仑山上,隶属于于田县山区乡镇阿羌乡。初夏时分,我们一行乘车从于田县城出发,大约一个半小时后,就到了阿羌乡政府。这里刚下过一场雨,天蓝气爽,空气的通透度极佳,不远处的雪山仿佛就在眼前。我们要去的流水村还在更远更高的昆仑山深处。乡里     

汝阳故城考

商水县城上村的汝阳故城,实为汉代的濦强故城,北魏政权的侨设郡县。今汝南县城东南20公里处的平舆县郭楼镇高平寺村的汝阳故城,才真正是东汉袁安的乡里——汉代汝阳故城。     

汉唐村落形态略论

村落是与城邑相应的社会单位概念,源于龙山时代聚落分化中的普通聚落,自兹至汉,是一个连续发展的乡村基本聚居形态。汉代乡村组织的特点是里聚合一,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一致;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了里聚分离,作为自然聚落的“村”具有了一定的行政意义;至唐代,里正成为乡政的主持者,村正开始行使里正职掌,村落的行政与法律地位得到确认,乡里之制演化为乡村之制。这一演化实质上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分合变化,并不具有城乡分离的内容,与“城邦帝国”、“领土帝国”之概念亦无干涉。不论作为自然聚落的村落在不同时代具有多少称谓,它一直是与城邑对应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地缘组织与血缘组织的共同体。     

重庆市荣昌区瓷窑里宋代瓷窑址调查、试掘简报

2005年11月至12月,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今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位于重庆市荣昌县安富镇大院村6组(今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村14组)的瓷窑里窑址进行了调查,发现宋代窑址4处,分别为罗汉坟窑址、堰口屋基窑址、桂花屋基窑址和松树林窑址,并对松树林窑址进行了试掘。采集和出土了大量瓷器、窑具等。确认瓷窑里为以烧造黑釉瓷为核心的瓷窑遗存。基本厘清了窑址分布情况、生产规模及其产品特征。此次调查、试掘为宋代民间制瓷手工业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物资料。     

荣县乌龟颈明代墓群清理简报

1992年2月12日荣县龙潭区莲花乡雷(土扁)村村民打柴,发现古墓群并逐级反映。县文物管理所得悉后,及时派人赶赴现场,在当地乡政府有关人员的配合下,对墓群进行了考察清理。现将墓群情况简报如下: 一、墓群位置 墓群分布在荣县龙潭区莲花乡雷(土扁)村三组,当地人称“乌龟颈”的斜坡上,占地约146平方米,坡度约45°。墓葬为连棺墓,     

山西翼城枣园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调查报告

1991年5月,我们在山西翼城县北橄乡枣园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这是这类遗存在山西首次发现和确认。枣园村在翼城县城东北约10公里的地方(图一)。滑家河、浇底河分别从村西北、东南流过,两条流量很小的小河在村西南相交,汇入小河口水库。枣园村恰位于两河之间的三角地带,与侯马晋都新田的地理位置甚为仿佛。     

云南红河县思陀部酋长府车玛遗址调查试掘简报

云南红河思陀部酋长府车玛遗址位于云南省红河县乐育乡龙车村委会车玛村西北面,2009年10月红河州文物部门进行了调查勘探,发现了墓葬、灰坑、基沟等遗迹,出土银器、铜器、瓷器及砖瓦等遗物。通过对遗迹、遗物的分析,结合有关史料,可以确认:车玛遗址属于南诏时期(唐宋时期)哈尼族部落思陀部酋长府遗址。     

江苏吴江龙南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

吴江龙南遗址位于江苏省吴江县梅堰镇龙南村西南,平(望)湖(州)公路梅堰车站北侧,北距梅堰袁家埭新石器时代遗址2公里(图一)。1984年冬,因修筑公路,在农田挖渠取土时发现此遗址。后经苏州博物馆考古部和吴江县文管会多次调查和试掘,确认此处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现存面积约4万平方米。为进一步了解其内涵,两单位于1987年12月     

山西侯马下平望两座东周墓

下平望村位于侯马市晋都新田遗址的西北,距侯马市大约4公里,村西紧临汾河,村东有平望古城遗址,村东南有南北两条小沟。经实地调查,发现有不少墓悬挂在沟边断崖上,确认两沟周围是一处分布密集的大型东周墓地,墓地接近平望古城西城墙(图一)。 1973年夏,村民在北沟发现数件铜器,我站闻讯后即派人进行现场清理,确认系一墓葬因雨水冲刷塌陷后暴露的随葬品,该墓编号为M1001。1977年冬,在M1001西侧约 200米处,又发现一座墓,编号为M1002。现将两墓主要收获简报如下。     

论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

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源于更早时代的图经,而其中的地名解释、乡里风物等内容则是承袭了地记的传统。唐代图经记载“乡里”尚不普遍,且内容限于乡数,可能还有乡名。北宋方志记载“乡里”的情况已较普遍,其中祥符《州县图经》“统一体例”的编纂原则确立了“乡里”类目在方志中的地位,不过此时尚未以专门的类目统御之。南宋时,方志中的“乡里”部分进一步发展,表现在记录“乡里”方志的数量大增,“乡里”部分大多有了专门的类目,“乡里”内容大大丰富。“乡里”类目的存在,除了资政以及满足官员基层治理的需求外,还具有教化功能。宋元方志中“乡里”类目的所属关系及编排方式之所以表现出层级差异大、统辖关系模糊等杂乱无章的特点,原因可归结为：方志资料的多元来源、方志编纂的时空差异性、编修者的变化、宋代基层管理体系的“在地化”特色和宋代基层管理体系与方志书写之间存在落差等因素。     

试论唐代敦煌的乡里

试论唐代敦煌的乡里王永曾唐代的乡里是封建统治机构的基层单位,是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联系的枢纽。可惜,各种历史典籍对唐代乡里职能的记载失之过简,今人的有关论著也很少见。１９８９年陈国灿先生发表了《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论述了西汉至五代乡里制度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