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内扎萨克旗的建立问题

清初内扎萨克旗的建立问题达力扎布盟旗制度是清朝用来统治和管理蒙古地区的主要制度,其中扎萨克旗是盟旗制度的核心,也是清代蒙古最基本的军事和行政单位。扎萨克旗制度最初建立于漠南蒙古,至康熙年间增至四十九旗。清代称之为内扎萨克旗或内扎萨克蒙古,简称内蒙古。...     

明初湟水流域汉族社会之政治管理体制

明朝初年,由于蒙古势力盘踞青海海西,南部又有藏族势力,湟水流域安危举足轻重。为此,明朝中央在此设置军民卫所、屯田、驻军等制度。由于这些制度起到了稳定边防之作用,因而一直沿袭到清朝雍正初年,成为明清时期中央朝廷管理青海汉族社会的主要模式。且在此基础上,湟水流域汉族社会逐渐形成了以堡、寨为主要形式的基层社会结构,一直沿袭到现在。本文着重就明初中央朝廷关于湟水流域汉族社会的政治管理体制作一详细梳理。     

拉卜楞寺创建历史背景研究

拉卜楞寺是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由活跃于青藏及河湟地区的蒙古贵族支持下创建的。15世纪以来,蒙古四部之一的和硕特部直接统治了青海及河湟地区,分封诸王,划分领地,支持格鲁派的发展。当时,因藏传佛教部派之间、蒙古各部落之间及蒙古诸王与清政府之间的斗争非常残酷,黄河南前首旗亲王察罕丹津为了自身的发展,积极寻求西藏高僧创建了拉卜楞寺。在历代亲王的坚定支持下,拉卜楞寺逐渐发展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安多藏区佛教信仰的中心。     

从改旗和抬旗看八旗中民族成分的变化

八旗制度是满族特有的一种军政合一的社会制度。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三个组成部分。在有清一代,他们都是“旗人”,但在八旗之下,既有满洲、蒙古、汉军之别,更有上三旗与下五旗之分。　　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就是为了统辖广大的满洲、蒙古、汉军之人,使他们都在八旗制度的管辖之下。据史书记载：“太祖……太宗（皇太极）……爱立八旗,……每旗析三部,以从龙部落及傍小国臣顺者子孙、臣民为满洲;诸漠北引弓之民景化内徙者,别为蒙古;而以辽人、故明指挥使子孙、他中朝（亦指明朝）将众来降及所掠得,别隶为汉…     

周恩来对解决满族历史遗留问题的贡献──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

满族在清王朝统治时期作为统治民族，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但特权的主要享受者是以满族皇帝为首的封建贵族，而广大满族人民却被牢牢地控制在j＼旗制度之内。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只是当兵打仗。清政府拨给的八旗兵的“份地”和粮切，在人关初曾给他们带来优裕的生活。可是后来，随着八旗人口的日益增长，兵有定数，切有定额，便在北京和驻防关内各主要城市的八旗官兵中产生了八旗生计问题。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财政枯竭，八旗兵的粮饱问题毫无保证，生活更加穷困。驻防旗人竞有“衣敝履穿”、“赴乡乞食”者，西安旗人一年之中便“饥…     

宋代市舶税利的抽收、分割与市舶本钱

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竭力将海外贸易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市舶抽解、禁榷、和买制度就是贯彻这一意图的有力工具。通过这些制度,宋朝统治者攫取了海外贸易的主要利润,并在各级官府之间进行再分配,不仅对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导致“市舶本钱”发生了重大变化。     

边疆民族地区建设县乡两级博物馆的体会与思考

鄂温克族自治旗(县级)地处内蒙古东北部,是靠近俄罗斯和蒙古国的边疆多民族居住地。旗内现有5个苏木(乡级)、3个镇、1个民族乡和2个矿区。土地面积为19111平方公里,总人口为14.95万人。是以鄂温克族为主体、汉族为多数、达斡尔族和布里雅特蒙古及厄鲁特蒙古等20多个民族聚居地区。8年来,在自治旗旗委、旗政府的积极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牧区以及弘扬民族文化、打造民族文化大旗思路的指导下,旗、苏木二级博物馆网络已初步形成。先后兴建了旗级鄂温克博物馆一座,苏木(乡级)博物馆(或陈列馆)、林业局博物馆等,共五座,即“东苏木布利亚特博物馆”…     

金人所谓的“汉人”、“南人”

<正> 元朝有所谓四等人制度,其第三、四等分别称为“汉人”和“南人”。“汉人”系指淮河以北原金国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高丽人以及较早为蒙古征服的云南,四川两省人也属汉人的范畴;“南人”则指原南宋境内各族人(主要是汉族人)。“汉人”、“南人”之称本起自金人,唯其具体含义与元人颇有出入。     

清代察哈尔扎萨克旗考

1634年,后金将大部分察哈尔人编入八旗,形成八旗察哈尔;又封林丹汗子额哲为和硕亲王,以其直属部众编旗,设立察哈尔旗。从蒙古文档案记载可知,察哈尔旗是一个外藩扎萨克旗。现存蒙古文察哈尔官员世职敕书进一步证明,察哈尔旗的职官和待遇始终与其他外藩扎萨克旗相同。察哈尔旗的后两任扎萨克阿布鼐和布尔尼父子作为蒙古大汗后裔,不甘于屈从清朝的统治,导致了察哈尔旗的覆灭。     

清代的“备指额驸”制度

在清代满蒙联姻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曾制定“备指额驸”制度,作为在蒙古王公贵族里选择额驸(驸马)的依据。备指额驸制度是什么时期产生的?它反映了清朝对蒙古政策中的什么问题?本文拟从满洲贵族选择蒙古额驸的历史演变过程入手,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对清朝民族统治政策有更深入的理解。     

马端临史学的科学性初探

积贫积弱的宋朝至南宋而达于极点,终被元朝迅速灭亡。元朝是以蒙古封建贵族为主宰的封建统一大帝国。边疆民族贵族统治全中国,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于时,不但广大的内地人民(以汉族为主体)处于双重压迫之下,就是稍具爱国心的汉族士大夫(尤其是“南人”)也都有切肤之痛。另一方面,宋     

清代蒙古八旗口外游牧地考

入清后,喀喇沁蒙古黄金家族及部分乌梁海塔布囊们先编入满洲八旗。天聪九年设蒙古八旗后,又转入蒙古八旗。当时,这些喀喇沁和部分乌梁海人驻牧在今内蒙古正蓝旗和多伦县及其附近的口外游牧地(nuktere ba)。档案资料显示,从清初到晚清蒙古八旗各旗牛录所属喀喇沁、浩齐特、扎鲁特等各部不少蒙古人丁一直驻牧在口外游牧地。另外一些属于满洲旗、汉军旗以及牧群、王公等私属人丁也长期驻牧在口外游牧地。有清一代,在京蒙古八旗和游牧地蒙古八旗之间人员是可以互相流动的。     

《喀喇沁左翼旗乌梁海氏家谱》评介

杨丰陌主编《喀喇沁左翼旗乌梁海氏家谱》一书由辽宁民族出版社于2003年9月出版。据此书《后记》介绍,这部家谱是由该旗末代扎萨克默尔庚额(1919-1943)之妻刘氏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献给喀喇沁左翼旗人民政府的,同时献扎萨克印章一颗,由该旗档案馆接收和保管。这部《喀喇沁左翼旗乌梁海氏家谱》(以下简称《喀左旗家谱》)全面记录了清代喀喇沁左翼旗扎萨克家族世系,包括扎萨克王公、一至四等塔布囊的授予和承袭情况、家族内各支系的世代传承、人口繁衍、出家当喇嘛人数、在朝廷任官以及与清朝皇族联姻情况等,对于研究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地方史、研究清代蒙古政治史和社会史都有一定参考价值。为使家谱完好地传世和给学术研究提供方     

从流民法看都铎时期议会与王权的关系

都铎时期是英国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大变革时期。英国虽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但国王在政策上仍需要议会的支持,议会亦需要王权的保护。这种“互助”的关系也反映在流民立法上。当英国出现严重的流民问题时,议会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法规中充分体现了国王的意志。因此,无论是“血腥立法”还是“社会福利”立法,其根本目的都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发生动乱,稳固统治,在这一点上议会与国土的利益是一致的,国王与议会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     

盛京大会的遗珠：清朝对蒙古喀喇车里克部的安置

后金天聪年间蒙古各部纷纷来归后,在崇德元年的盛京大会上,漠南蒙古16部49名贵族与满汉贵族臣僚共同推举皇太极为“博格达彻臣汗”,正式确立君臣关系。在漠南蒙古地区设旗编佐的过程中,唯独喀喇车里克部未能独立建旗,随之失去原有的相对独立性,其部名也逐渐被世人淡忘。自天聪四年噶尔玛台吉率众来归至康熙四年的索诺木兄弟南下归附清朝,喀喇车里克部归清之举历时三十余年,被编入翁牛特右翼旗、克什克腾旗和满蒙八旗等不同管理体制,成为清朝管理蒙古各部的特殊案例。     

“和约”下的对峙：晚清时期的教会与蒙旗

近代基督宗教如何传入边疆地区,特别是对当地族群社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仍然需要探究。其中天主教是在蒙古地区传播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西方宗教。天主教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冲破清代蒙古地区传统法律和制度限制,成功地将教务活动推广到内蒙古东西部各地。但它并没有达成当初专向蒙古人传教,建立独立的蒙古信徒社群的目标,因而将传教重点转向了进入蒙地的汉族移民。外藩蒙古特殊制度、游牧经济以及普遍崇信藏传佛教的文化生态等,都与西方基督宗教难以相容,因而教会与蒙旗之间出现长期对峙,蒙古人入教者甚少。     

科尔沁右翼后旗镇国公喇嘛什希家族墓地考

崇德元年(1636年),后金首领皇太极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清。清王朝为了对归附的蒙古部落进行统治,在蒙古各部落中实行盟旗制度,并任命旗的最高长官扎萨克(政府)。当年即在科尔沁部落建立五旗,封喇嘛什希为科尔沁右翼后旗扎萨克镇国公,诏世袭罔替,本文记述了科右后旗第四次袭扎萨克镇国公喇嘛扎布袭任后,巡视疆土时发现今吉林省大安市新艾力蒙古族自治乡境内,古树参天,遍地都是奇花异草,还有洮儿河水和月亮湖环绕于此,是一块风水宝地,遂选其地为扎萨克镇国公家族墓地,第四至第十二袭扎萨克镇国公及其家属均葬在这里。由当年"陵界"村的十几户蒙古族百姓"鬼奴"轮流守护陵园。但这处陵园还是没有保住,解放后,由于无人看管陵园成了游玩、砍木伐柴、捕鸟猎兽的场所,"文化大革命"其间陵园被全部毁掉,现只有一块残碑,使人见了多少会回忆起当年的"王陵"气象。     

宽城满族人民的历史贡献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俭朴、智慧,富有创造性的民族。17世纪中叶,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大批满族人陆续来到宽城定居。300多年来,宽城满族和蒙古、汉、回各族人民一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清朝时期 宽城,位于长城北侧——喜(峰)、冷二口外。据《热河省县旗事情》和大石柱子乡西梨园村乾隆年间的地界碑及满族家谱相互考证:这里元代时期是蒙古人居住地域,后朱元璋起兵将蒙古人击退至关外,即将沿长城以北200华里之地划为中立地带,蒙、汉两族人皆不得在此居住,清初,朝廷为解决旗人生计问题,于顺治八年始开北口,令八旗人等各占地土,宽城一带“成为旗人居住地域”。从而,在荒寒的塞外,满族在长达260多年的时间里,为开发宽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清代东北流民的流向及对东北的开发

近年来史学界对东北区域史的研究不断深入,对清代关内汉族流民开发东北这一课题引起重视,并发表了一些有见解的论文。然而关于清代东北流民的流向及其规律问题尚无专人论及。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清代关内汉族民人流入东北呈现出由南向北,即由奉省到吉省至黑省的趋势。顺康雍时期流民主要集聚在奉省即以奉天府为中心,乾隆以后流民流向有所变化,柳条边外的吉林地区流民迅速增多,一跃为关外各处之冠,咸同以后流民开始大量流入黑龙江地区。本文试就上述流民流向及对东北的开发问题作一探讨。（一）顺治、康熙、雍正时期流入东北的流民主要…     

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并形成了严重的流民问题。流民的大量产生,以及流民势力的迅速发展,迫使两晋之际的统治设法解决流民问题。流民所引起的震动,使残破的西晋政权能够控制的力量更加弱小,从而加速了西晋政权的灭亡。北方流民的大量南下,使南方的政治、军事力量迅速增强,从而为东晋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流民聚集而成的政治、军事性集团如京口集团等,是东晋政权的支撑性力量。东晋政权与流民的关系至为密切,而统治对于流民问题的处理方式与程度,亦直接地影响着当时的政治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