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展出的太平天國起義百年紀念展覽會

一百年前太平天國在金田起義,首次建立了中國人民有組織地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他們在鬥爭的過程中,組織了强大的人民武裝,樹立起人民自己的政權,實行各種革命政策,發動廣大農民對地主統治階級作英勇無比的鬥爭,前後堅持了十五年,勢力擴展到十七省,在反對侵略者的鬥爭中表現了     

符瑞與地方政權的合法性構建:歸義軍時期敦煌瑞應考

本文對歸義軍史上的符瑞進行了考辨,揭示了敦煌這樣一個深受佛教影響的蕃漢雜糅的社會,在利用符瑞塑造權力正統、强化内部政治結構、凝聚族羣認同的過程中,原屬漢文化政治話語系統的符瑞如何被改造,佛教思想與符瑞觀念如何融合,符瑞的製造策略、儀節和傳播如何操作,主帥、官僚、文士、教團、民衆如何達成共謀與合作,文武、僧俗、胡漢集團如何結成穩定的統治機制,試圖拓展地方政權政治格局與權力運作機制的研究,增進對於晚唐五代基本性格的理解。     

中國歷史上的種族與民族

一中國史學者向來對於種族與民族沒有明確的科學概念。資產階級學者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把民族看作永恆存在的人們生活共同體,卻不是看作社會歷史發展一定階段的産物。例如孫中山先生解釋民族構成的因素,爲血統、語言、宗教、風俗、生活等,他不但忽略了民族形成與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之連繫性,而且把血統列爲民族構成的因素之一,把種族與民族混淆起來,把民族看作種族或部落組織的延續與擴大,這樣,也就是說民族是永恆存在的東西或超歷史的範疇了。到了蔣匪幫反動派政權建立以後,中國封建法西斯的大漢族主義者,更否認了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存在,認爲各少數民族都是‘百世一支’的黄帝子孫,顯然是荒謬絕論的讕言。由於這種反動思想的傳播,許多資產階級史家,對種族與民族這兩個名     

皇權象徵與信仰競争:劉宋、北魏對峙時期之嵩嶽

<正>如所周知,南北朝時代是佛教中國化及本土道教發展演變之重要時期,作爲重要政治、社會勢力的佛道二教爲争奪發展空間、擴大自身影響,曾有着錯綜複雜和長期的競争,而其盛衰消長之關鍵,則在於能否得到以帝王爲代表的皇權政治之支持,無論佛教徒還是道教徒對此認識都相當清醒(1);另一方面,皇權也積極争取和利用佛道勢力的支持——無論改朝换代、維護和鞏固自身統治抑或南北政權相争中,往往可見佛道徒活躍     

皇權象徵與信仰競争:劉宋、北魏對峙時期之嵩嶽

<正>如所周知,南北朝時代是佛教中國化及本土道教發展演變之重要時期,作爲重要政治、社會勢力的佛道二教爲争奪發展空間、擴大自身影響,曾有着錯綜複雜和長期的競争,而其盛衰消長之關鍵,則在於能否得到以帝王爲代表的皇權政治之支持,無論佛教徒還是道教徒對此認識都相當清醒(1);另一方面,皇權也積極争取和利用佛道勢力的支持——無論改朝换代、維護和鞏固自身統治抑或南北政權相争中,往往可見佛道徒活躍     

傳統史學視域下十六國國别史的突破與困境——李海葉《慕容鮮卑的漢化與五燕政權》評介

<正>中古少數族群漢化一直是學界熱點研討的問題之一,相關成果層出不窮。近年來以歷史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視角來詮釋族群邊界、觀察邊界擴張與收縮,漸成學術之主流。相比之下,傳統史學視角下的漢化研究稍顯清冷,而李海葉《慕容鮮卑的漢化與五燕政權——十六國少數民族發展史的個案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以下簡稱“李著”）秉持傳統史學的研究方法,以慕容政權及家族個案研究爲中心,進一步地梳理慕容鮮卑漢化的過程,爲中古胡族漢化問題做了頗具學術探索價值的努力。     

禮從時變：唐玄宗開元年間的先祖祭祀與正統塑造

唐玄宗通過遷毁中宗廟室,以睿宗直承高宗,强調自身政權的合法性;以昭成皇后祔廟、肅明皇后别立廟,抬高生母地位,弱化非嫡長身分,宣示其即位的正當性;在北巡太原時凸顯高祖創業受命的功績和李唐天命所歸的正統地位,在南郊親祀和東封泰山中以恢復高祖獨配等形式取代武后主導的諸多禮儀,進而消除武周政權的政治影響。開元年間的先祖祭祀調整聚焦在伯考與皇考、嫡母與生母、武周與李唐三組對應關係上,體現了玄宗在統治初期爲詮釋自身正統性所做的努力。     

现代西南少数民族的反壓迫鬥争

由於舊中國長期的封建統治,国內少數民族一直是被歧視的。民國初年的所謂‘五族共和’,也只是於漢族之外,指出了滿、蒙、囘、藏,作作幌子,對於苗、彝、瑤及其他少數民族,連提也不提了。蔣匪介石、陳匪立夫之流,更假創出‘中華民族同源論’之說,想以汉族同化其他少數民族,以便於他們的反動統治。在這樣的政治情况下,舊時代的歷史也就幾乎没有關於少數民族的記載了,好像少數民族在中國历史創造的過程中     

清廷的对外擴張到底是什么性質?

为了要說明清帝國向外擴張的性質,我們首先就必須来看一看清廷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和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去進行对外擴張的。我們知道,清帝國的对外擴張,是在十七世紀末叶至十八世紀末叶这一長的时期里進行的。在这之前,清廷先后鎮压了中国大陸上的全部抗清斗爭,征服了整个中國大陸,接着又平定了三藩的割据势力,攻占了漢民族最后的抗清堡壘——台灣庋?清廷在整个中国的統治政权,就逐漸的巩固起來了?在这同一时期里,由于中國人民的頑强斗爭和清廷本身統治的需要,也迫使清朝統治者实行了一些緩和階級矛盾、安定社会、恢复生產的措施,在中國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下,中國遭受到嚴重破坏的社会     

關於柔然自號“皇芮”並宣稱“光復中華”——兼論十六國時期北方各族豪酋“俱僭大號,各建正朔”的潮流

柔然在漠北草原建正朔,稱"皇芮",基本可視之爲是中原傳統模式的封建王朝。柔然並聲稱將"恢復中華",這在古代立國於蒙古高原漠北的遊牧政權中,絕無僅有。這是十六國時期中國傳統封建文化和政治理念,逐步爲黃河流域諸少數民族廣泛接受的潮流中出現的特例。中國歷史上的南北朝,似乎應目之爲皇宋、皇魏和皇芮,三個以漢文化爲靈魂的封建王朝南北一字形並列的局面。     

學術、政治與元明理學史的重建——朱鴻林教授“孔廟從祀”系列研究讀後

<正>一孔廟從祀在傳統中國的重要地位似乎毋庸贅言。被傳統儒者稱爲"乾坤第一大事"的孔廟從祀,(1)不僅是"道統"制度化和政治化的體現,也是"治統"緣飾自身統治,利用、干預甚至力圖馴化"道統"的重要管道。治統與道統的複雜糾葛和內在張力,便集中     

平英團——近代中國人民反侵略運動的第一幕

毛主席教導我們:‘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爲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固主義及其走鉤的過程。’(註1)一部中國近代史,從頭到尾無處不證明了這個真理。鴉片戰爭是近代資本主義強盜侵略中國的開端,是中國封建統治者屈膝投降的開端,也就是中國人民英勇反抗的開端。而這種英勇反抗,大體說來,是從一八四一年平英國運動開始的。鴉片戰爭中,從林則徐、鄧廷楨被革職起,满清統治者就益法露骨地走上了屈膝投降路線。繼任兩廣總督的琦善不必提了,接替琦善的楊芳和奕山如何呢?楊芳還在赴任的途中,就已經嚇破了胆,主張對英國‘恩威並用’,‘准其於偏岸小港屯集貨物’(註2),這就是替割讓香港預先打好了埋伏。進了廣州城以後,第一件大事,,就是傳令甲保,遁搜附近婦女的‘溺器’——     

社會力量的合流與孫吴政權的建立約論

<正>一、前言對於中國史上立足於廣大南方地區的孫吴政權,圍繞其政權性質與政權結構進行相關問題的探討,學界已積纍較多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1)其中,唐長孺先生通過探究江南地區的宗部、山越論述孫吴的建國歷程。他曾經指出,"孫吴創業時,由於奪取了原來由若干大族控制的勞動力而取得軍事上與經濟上的優勢,才能建立起長江南部的     

姓甚名誰:後唐“同姓集團”考論

唐末五代時期,收養義兒是統治者招攬人才、鞏固統治的常見方式。不少將領即以義兒的身份成爲各集團的核心力量。然而在後唐政局中,有一個羣體與李克用諸義兒有所類似,他們大多出身降將,因種種原因被唐莊宗賜予姓名,其待遇、權力、影響亦與李克用諸義兒相仿佛,是後唐政局中的重要力量,可謂之"同姓集團"。唐莊宗在團結拉攏這批將領的同時,又通過整頓、閒置、"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等方式限制舊部的權力,力圖超越過去部落、藩鎮的模式,打造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但這些努力隨着唐明宗李嗣源的成功政變而宣告失敗。唐明宗面對這些"同姓集團",采取了改還姓名的措施;而對於尚有半獨立性質的李從曮等人,則將其姓名中的代表莊宗的"繼"改爲象徵自己的"從"字。名字的變動體現了對正統性的爭奪。李從珂更進一步,在其篡奪義兄李從厚的皇位之後,下詔去除諸王大臣名字中的"從"字,試圖獨占象徵明宗嫡支的行(5,表明惟有自己纔能繼承明宗的法統。     

蒙古人民共和国怎样从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羲的道路?

一九二一年革命前的蒙古,是東方最落後的封建國家之一,蒙古基本居民阿拉特(牧民)在王公、貴族、喇嘛以及外國統治者的殘酷壓迫下,過着極端落後的半自然的牧畜經济生活,國家的財富——牲畜,絕大部分掌握在王公、喇嘛手中,王公每戶平均有牲畜二、七三○頭,喇嘛有六六二頭,他們還佔有最好的產業和飲水。阿拉特——蒙古居民的基本劳苦大眾——完全處於王公、貴族,喇嘛壓迫剝削之下的農奴地位。多數王公還擁有相當數目的‘奴才’——四人至十五人鯛攤兛梢园炎约旱霓r奴和奴隸,任意送給     

東晉末、劉宋時期道教與政權關係問題——以孫恩起事和五斗米道改革爲中心

<正>宗教與國家的關係,主要是宗教組織與國家政權的關係。宗教組織作爲一種社會勢力,與國家政權既存在利益的統一也存在矛盾。因此,歷史上二者處於相互利用和對立鬥争的關係。宗教借助政權的扶植而發展,但當二者關係複雜化,甚至走向激烈衝突,宗教則可能引發社會動蕩,甚至導致一個王朝的覆滅。反之,宗教如果在鬥争中失敗,就不得不面臨艱難的選擇,要麽被鎮壓滅亡,要麽進行改革,以圖重新獲得政權的     

東晉末、劉宋時期道教與政權關係問題——以孫恩起事和五斗米道改革爲中心

<正>宗教與國家的關係,主要是宗教組織與國家政權的關係。宗教組織作爲一種社會勢力,與國家政權既存在利益的統一也存在矛盾。因此,歷史上二者處於相互利用和對立鬥争的關係。宗教借助政權的扶植而發展,但當二者關係複雜化,甚至走向激烈衝突,宗教則可能引發社會動蕩,甚至導致一個王朝的覆滅。反之,宗教如果在鬥争中失敗,就不得不面臨艱難的選擇,要麽被鎮壓滅亡,要麽進行改革,以圖重新獲得政權的     

漢唐之際遺詔的變遷及意義

漢代的遺詔裏只有關於行皇帝喪葬禮時減輕負擔的指示。東晉到南朝,出現指命非皇太子者作爲後繼皇帝的遺詔,並且出現保證後繼皇帝統治能力的文章。在北朝,北魏孝文帝以後出現和魏晉南朝同樣的遺詔。與南朝指命後繼皇帝的遺詔相比,北朝的遺詔裏保證本人統治能力的語言表現得更爲詳細,這種遺詔在唐朝形成了類型化。並且,唐朝的遺詔傳達全國,全國的人民可以確認新皇帝依據先帝遺詔即位的事實。這種遺詔在漢代到唐代的變遷,反映了中國統治體制變化的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     

劉秉忠《萬言策》上書時間再探討

劉秉忠在大蒙古國時期撰寫的《萬言策》,是忽必烈建立政權、"附會漢法"的綱領性文件。本文判斷《萬言策》的上書時間應是在海迷失后三年(1251)二月前後。     

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在朝鮮半島的接受與變遷——以朝鮮朝“面里制”爲中心

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在朝鮮半島的接受與變遷可從"面里制"具體分析。17世紀面里制改革論的内容以周代鄉遂制等先王的政制作爲政治理念原型,並參照中國歷代行政村的實施方案,其内容構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鮮朝鄉村治理的理念。17世紀關於面里制的設計在强調國家對鄉村實行再編和統治的同時,積極吸收古法的封建制理念,並繼承了古代鄉里制、鄉官制的遺志。面里單位既承擔基層行政管理職能,又帶有一定的鄉村自治性質。慶尚道丹城縣户籍所見的面里建置演變過程顯示,丹城縣面里編制以及面—里縱向統屬關係從17世紀後期開始逐漸形成,18世紀基本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