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情局获取苏共秘密报告经过

1956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作了一个国外共产党代表不能到会的“秘密报告”。这是一份标志着苏联的内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足以影     

重新评价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

一 关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问题 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到1956年初,整个国际形势的走向由剑拔弩张的冷战共处状态开始转向左缓右紧的十字路口。在这历史转折关头,为了促进国际形势转向进一步缓和的大道,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关于现代国际局势发展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实即后来被称为“三和”修正主义路     

美中情局获取苏共秘密报告经过

1956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作了一个国外共产党代表不能到会的“秘密报告”。这是一份标志着苏联的内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足以影响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因而震惊全球的报告。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们为搞到这份报告,绞尽脑汁,各显神通,煞费苦心……     

教育改革失败的原因

赫鲁晓夫教育改革始于1958年。它是整个经济改革的配套措施。1958年苏共中央举行9月全会,讨论和审核了《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即“七年计划”)。1959年1月27日苏共举行第21次非常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作了“七年计划”的报告,宣称从现在起苏联开始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七年计划”既是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又是按人口计算的产品“赶超”美国的关键部署。为了实现     

列宁是什么时候提出和平共处政策的?

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列宁最先提出的。列宁究竟在什么时候提出和平共处政策?人们对此有各种不同看法。近二十多年来,学术界普遍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列宁从苏维埃国家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坚持实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和政策。甚至早在提出一国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候,列宁就提出了和平共处问题。许多颇有影响的史学论著,就是按照这种观点对苏俄初年的外交大事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这种观点和解释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搞清这个问题,对于了解列宁思想的发展,探讨和平共处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含义,分析苏维埃国家早期对外政策的特点和变化,都有重要意义。     

1960年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亲历记

1960年6月5日至9日世界工联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中苏工会代表团围绕会议报告和决议发生了激烈争论。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国家工会代表中的兄弟党党员座谈中批评了苏共的观点。这一事件被赫鲁晓夫视为中共进行的“反对苏共的分裂活动”,     

出席苏共二十一大追记

1958年9月5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决定在1959年1月召开苏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审议1959年至1965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消息传来,在中国国内引起不少疑问：1956年苏共二十大通过的1956年至1960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才执行了三年,为什么要提前召开代表大会审定七年计划？中国驻苏使馆反映,据苏方朋友称,“六五”计划执行情况不佳,与其到期完不成,不如搞一个新的长期规划,把“六五”计划的最后两年包括在内,好向党内外有个交代。也有朋友分析,中国的“大跃进”、毛泽东关于中国有可能比苏联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对不甘心成为“落在后头的共产主义者”的赫鲁晓夫刺激极大,他搞的七年计划实际上是苏联版的“大跃进”。随后苏联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宣传苏联加快共产主义建设的文章。1958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七年计划草案并公开发表供全民讨论。计划草案中巨大的数字、宏伟的承诺,使人议论纷纷。对苏联的“洋跃进”,知情的中国朋友大都乐观其成。     

陈独秀研究二题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出党,开除彭述之等出党,开出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党,这在中国共运史上是空前的;在第三国际史(1919-1943)上也是特例,这是后来史称为“立三路线”时期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的造次。其实,1929年的中国托派仅处在反对共产国际援华政策的层面上,还没有直接干扰中共的政策和策略的可以称之为组织行为的活动,那么为何要用开除党籍来惩罚这位中国其产党的创始人呢?     

走近中共六大

中共六大为何远赴莫斯科召开?苏联有关方面对六大给予了哪些帮助和指导?中共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1928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     

《反对官僚主义》的前因后果

1922年列宁指出:“共产党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70年后,这句话一语成谶.使苏共亡党亡国的,不是所谓西方的坦克大炮,而是苏共自身脱离群众,“成了官僚主义者”.当今我国深入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又一次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所作的《反对官僚主义》又一次被学者专家媒体拿出来学习研究宣传.但是,人们总是囿于文章本身,很少注意文章的“前因”和“后果”.     

对《中共“九大”内幕琐忆》的订正与补充

贵刊今年第3期刊载的《中共“九大”内幕琐忆》中有一处写得不对。原文这样说:“‘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八大’是1956年开的,到召开‘九大’时,已经过去13年了。”其实“八大”党章第三十一条是这样规定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由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即是说,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和常任制,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每隔五年代表实行换届改选,如同目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样。这本来是“八大”对发展党内民主的一种制度创新。可惜这个新规定未能得到贯彻…     

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之争

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保共八大、匈牙利党八大、捷共十二大、意共十大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相继召开。赫鲁晓夫利用这五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其部署下,按照苏共二十二大的方式,从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发展到公开指名攻击中共,而且一次比一次恶劣,一直到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亲自出马指名攻击中共。     

在苏联核手术的阴影中（中）

中苏论战是由中苏两党裂隙的加深而逐渐展开的。1960年6月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策划的对中共的突然袭击,接着在莫斯科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上与中共的交锋,以及在十月革命43周年纪念活动中和中共的冲突等,对中苏公开论战作了有力的铺垫。     

苏共二十大的内外反响和中苏关系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自1956年2月召开至今,已过去了52年。这次大会由于在总结报告中就国际形势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和主张,特别是赫鲁晓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后来改译为“个人迷信”,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统一使用“个人崇拜”）,引起苏联内外震惊而著称于世。大会对于苏共和苏联的发展,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对于中苏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由分歧到屈从

陈独秀在一生64个春秋中仅仅去过两个国家：日本和苏联。青年时代他五次前往日本,主要为了进行政治避难并寻求真理。按照中央决定,1922年11月至1923年1月,陈独秀曾经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是陈独秀一生之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前往苏联。他为什么要去苏联?在苏联期间做了些什么?苏联之行对他到底有哪些影响?这些问题的确值得去深入细致地探究,但是,直至今日尚未发现国内有专门研究陈独秀此行的文章。     

廖仲恺在工农两大会联合开幕式上演说考

《双清文集》上卷有一篇题为《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农民代表大会开幕式的演说》,时间标明为1925年5月1日。但细看内容,就会发现“题不对文”。这篇演说并未提及召开工农两大会的事,倒是一再说到“现在我们已有此工农联欢会之盛会”、这次“工农联欢会是有很大意义的”。显然,这不是廖仲恺在工农两大     

来函摘登

读了2006年第9期《炎黄春秋》《我亲身经历的文革》一文,对那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十年动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觉得此文中的某些概念和提法有辨析之必要。一、该文第四个小标题“京郊的一次武斗事件”一节中说,京郊大兴县芦城公社新立村一天晚上,“一口气杀死了五十六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连抱在怀里的婴儿也未能幸免。”我觉得这一事件不是“武斗”。“武斗”是势不两立的两派进行的互相殴打、械斗乃至真刀真枪的厮杀。发生在新立村的事件五十六名被杀者是奉命来“开会”或接受“训话”的,根本没有跟任何人进行武斗的动机和行…     

苏联改革六年来风云人物

米·谢·戈尔巴乔夫 1931年生,俄罗斯族,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和斯塔夫罗波尔农业专科学校函授班,1952年加入苏共。1970年起从事党务工作,1971年4月当选苏共中央委员,1978年11月任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此后任政治局委员、掌管经济政策的中央书记和联盟院外交委员会主席。1985年3月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发起“变革”,提出“新思维”。1989年5月当选最高苏维埃主     

广西地方志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

2017年7月25日,广西地方志学会（以下简称“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     

中央银行新疆省流通券——新疆钱币图说（五）

“中央银行新疆省流通券”是民国中央银行发行的三种地名券中的一种,另两种为“中央银行越南流通券”和“中央银行东北九省流通券”。“中央银行新疆省流通券”是1945年吴忠信主政新疆时,中央银行专为取缔新疆省银行发行的“省币”、统一新疆纸币发行权而印制发行的。5月25日,吴忠信利用在重庆参加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便,与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鲁白纯商谈,决定俟新疆省预算确定后,自当年8月1日起新疆省银行停止发行纸币,改由中央银行印制发行“新疆省流通券”。该“流通券”由1944年1月4日开业的中央银行迪化分行发行,重庆中央印制厂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