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白牌"

明代史料中经常出现的"白牌"是指白色的木质"信牌",其作为一种官文书,广泛用于催督公事、拘提人犯、传递政令,同时也是使用驿递的凭证。明代中后期,随着纸牌、信票及火牌、火票的广泛使用,"白牌"的使用范围逐渐减少。入清代以后,"白牌"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行政事务中,"白牌"被纸质的信票、宪牌取代;在驿递中,"白牌"被"火牌(票)"取代。     

古运河邮政史的见证——高邮盂城驿

在江苏高邮市南门大街靠大运河旁的堤岸上,远远就能看到一座精致的牌坊,那就是盂城驿的人口,沿街两旁都是传统的街市,使人顿时转入昔日古代的繁华。南门大街全长约230米,兴盛于明清时期,是水陆交通的要冲,物资交流的集散地,商行店面鳞次栉比,市面繁荣先后达600年之久。在这条传统街市的远处,立着一座石牌坊,匾额上书“皇华”,这就是盂城驿的主要标志,位置十分显著。在皇华石牌坊前便是馆驿巷内盂城驿的大门和雄伟的鼓楼,它是整条街的重点。     

宋代中央客馆制度

宋代在京城设有都亭驿、都亭西驿、同文馆、礼宾院、怀远驿等中央客馆作为馆待周边各族朝贡使节的馆舍与机构。诸客馆不仅是各族使节居住的场所,还是周边各族与宋进行经济贸易的场所及周边各族了解华夏礼仪文化的场所。中央客馆制度是宋对入京的周边各族使节接待与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和发展宋与周边各族的关系起着积极的作用。     

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初探

清季对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介译,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产物,对清末早期新式学堂的历史教育,对国人自编本国史教科书的出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支那史、东洋史的介译亦是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史学思潮的深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介译支那史、东洋史之主旨在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功利色彩。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史学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     

“三史”概念的产生及其内涵在唐代的重塑

“三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东汉中后期,以张衡、应奉为代表的士人将《史记》《汉书》及东汉在修国史《汉记》进行整体性考察,推动了“三史”概念的产生。魏晋南北朝时,“三史”出现名实分离：一方面,“三史”概念抽象化、经典化;另一方面,《东观汉记》在“三史”中的地位受到范晔《后汉书》等诸家后汉史书的威胁。唐代,“三史科”的设立最终确定了《后汉书》在“三史”中的地位,“三史”名实再度统一。     

“三史”概念的产生及其内涵在唐代的重塑北大核心CSSCI

“三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东汉中后期,以张衡、应奉为代表的士人将《史记》《汉书》及东汉在修国史《汉记》进行整体性考察,推动了“三史”概念的产生。魏晋南北朝时,“三史”出现名实分离:一方面,“三史”概念抽象化、经典化;另一方面,《东观汉记》在“三史”中的地位受到范晔《后汉书》等诸家后汉史书的威胁。唐代,“三史科”的设立最终确定了《后汉书》在“三史”中的地位,“三史”名实再度统一。     

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考察历史——克罗斯比治史方法初探

克罗斯比是美国知名的全球史学家和环境史学家,他的著作《哥伦布交流》、《生态帝国主义》和《病菌、种子和动物》等,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理解欧洲的兴起及其扩张,并试图构建起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历史研究的脚本。这一脚本的基本内涵包括:将人当作一个生物体来理解;关注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从全球生态系统来理解欧洲的扩张;借用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他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其治史思路与方法值得借鉴。     

清末民初“传统”的出现:概念史视角的考察

古代汉语中已有"传"和"统"两字连用的情况,但所指的都是皇位的传递。日语里"传统"的词义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到大正时期新义"传统"真正流行,汉语受此影响,作为新词的"传统"从1920年后才开始频繁出现在报端著述,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进入辞典,并成为"tradition"的译词。"传统"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开始流行,有其历史缘由,它为经过"新旧之争"冲击的文化保守主义表述提供了一个更适合的词汇选择。但同时,围绕"传统"和"现代"迅速形成了二元对立的观念和话语体系,这使得"传统"不断被重新定义,增加了它的复杂性。     

乙酉迎春曲(八首)

<正>甲子更新送岁终,神州无处不春风。金猴惜别青山翠,赤帻长鸣碧海红。策利农民忙减负,情融百姓为驱冬。棉田雪裹鱼翻浪,把盏欣闻腊酒浓。①赤帻,为雄鸡别称。一声爆竹海天晴,万里春光破晓迎。起舞闻鸡人未寐,枕戈达旦剑犹鸣。     

陈桥驿与绍兴水利史研究

陈桥驿先生是浙江大学终身教授、郦学大家,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讲授之余,潜心于研究,述丰厚,以“作等身”称之,并不为过。陈先生是浙江绍兴人,他怀着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写下了不少涉及绍兴的专和论,就其中心而言,则是对绍兴水     

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

2010~2013年,对甘肃西城驿遗址进行发掘,确定其年代为距今4100~3600年,历经马厂晚期、西城驿二期、四坝早期三个时期。发现有房址、灰坑、陶窑、墓葬等531处。此次发掘明确了四坝文化的来源,初步建立了黑水河流域史前文化序列。     

张掖西城驿遗址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

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出土金属遗物42件,包括工具、饰品等器物34件,铜块8件,年代为距今4000年至3600年。经SEM-EDS和金相检测分析,25件红铜,10件Cu-As,1件Cu-Sb,2件Cu-Sn,2件Cu-As-Sb,2件为白冰铜器物或铜块;在可明确观察组织的32件器物中,铸造13件,1件铸造后冷锻,8件热锻,10件热锻后冷锻。34件器物中铜锥20件,占58.9%,其中7件铸造,5件热锻,7件热锻后冷锻,1件铸造后冷锻。在合金种类、器物类型、加工技术上没有明确的对应关系。As、Bi、Sb、Pb、Ag(以金属或矿物形式存在)和Sn(以Sn O2形式存在)在大量红铜器物中存在的形态表明,古代工匠已尝试获取合金,但是由于还原气氛低下而难以获得。所有的检测表明,西城驿遗址的冶金已进入从红铜—砷铜合金到锡青铜的青铜时代早期阶段。     

从经注与史注的变奏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学术史地位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史学是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出现的,这时史注附属于经注;伴随着史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史注也逐渐打破此前经注研究范式,探索适合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特点的研究范式;裴注正是对这些探索成果的吸收和总结,并继承了经注研究范式的优长之处;裴注对后世的史注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近代获得了新生,它的出现标志着史注研究范式的确立;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反过来又影响了其所脱胎的经注研究范式。仔细研究二者关系的变化,就会发现其与学术史上经史关系的变化有着某种规律性的联系。     

泽惠史林之作--评《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

《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中国度量衡史著作。该书以历代单位量值的演变作为主线 ,旁及中国度量衡的产生、发展、管理制度、相关的科学技术成就等 ,对中国度量衡史做了系统、全面的研究。该书修正了传统研究的不足 ,补充了以往的空缺 ,对相关历史现象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见解。该书的出版 ,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权威度量衡史著作。     

二战后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特点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大众民主运动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热潮,一批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辟了社会生活史、劳工史、黑人史等下层人民史研究的新领域,在工人阶级史、奴隶制史和黑人史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倡导总体史观、坚持“自下向上看”的研究视角、重视文化研究以及地区和地方社区的研究,他们充分利用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自己的史学研究实践发展了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论李维史学的命运观念

李维史学中的命运观念用fortuna、fatum等多种词汇形式表达，从而传递出不同状况下不同层面之内涵与意义。命运作为一种人类无法完全掌控的力量，在李维笔下源于诸神又超越于神意，其实质是以偶然性来展示历史进程中某种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因素。李维以通史之眼光，透过诸神或神意、人的行为与命运之互动，看到了pietas等德性力量，并试图以此来解释命运，表现出一种对罗马民族精神的内向观察以及一定时空场域而具有宗教伦理色彩的历史性反思。李维尝试以此相对不变之道德理性来解释历史变化，但面对历史之复杂性又无法完全化解。李维史学的命运观集中展现了这种具有内在张力的历史思想。     

记载历史方法的新探索——《共和国辉煌五十年·铁道事业卷》评介

历代中外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 ,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及治史方法。铁路史志工作者秉承前人的治学精神 ,继承前人的治史方法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 ,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铁道部档案史志中心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周年编撰的《共和国辉煌五十年·铁道事业卷》在史书体裁的灵活运用上和如何使史更具可读性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该卷采用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及纪传体相结合的方法 ,以时系事 ,以新中国铁道发展历程编年为经 ,以铁道大事简记、专题条目、图片资料为纬 ,记录了共和国建设…     

张掖西城驿遗址冶铸遗物研究

对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出土的32个炉渣、29个矿石、5个炉壁附渣进行了扫描电镜观测。认定绝大部分炉渣是氧化矿石直接冶炼红铜的,少量炉渣是冶炼含砷、锑等合金的;绝大部分矿石是含有少量硫化矿物的铜氧化矿石,少量矿石含有砷、锑、铅等矿物;在一块炉壁附渣中检测出锡、砷、锑、铋合金元素,表明其对应的冶炼产品为青铜。上述现象集中体现在二期中段出土遗物中,表明至少在这一时段该遗址已经能够使用普通的铜氧化矿石冶炼红铜,再配入含有锡、砷、铅、锑、铋的矿石炼制青铜合金。     

乌氏考

乌氏县作为今陇东地区最早设立的县之一,在河陇交通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收集考据与乌氏相关史料,对汉唐间乌氏县之沿革、迁置、地望等进行了仔细考证,认为乌氏县为秦县,其地望在汉唐间曾发生数度迁置,唐人已经在其地望问题上产生了误解。     

唐瓜沙间阶亭驿、新井驿的确定及其地理意义

区域交通线路是理解区域开发及空间联系的关键。唐代沙州和瓜州两地间的交通线路长期以来部分驿址定位不够精确。通过地理环境分析及各驿址位置的历史记载,可确定沟北古城为唐代瓜沙间的阶亭驿址,西沙窝三号古城为甘草驿址。在两处驿址之间,新发现古城遗址一处,进一步证实了交通线路的存在,而巴州二号古城极有可能作为新井驿使用。这几处驿址的定位,为理解该区的历史环境变化提供了新视角,有助于深化对汉唐时期瓜沙间交通地理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