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青羊宫“太上道祖”开光大典记

道源成都,太极福地。青羊宫据传是太上道祖转世降生之地,老子在此《道德经》。唐代末年,其成为巴蜀最大、最有影响的道教宫观。2006年是道教始祖“太上道祖”2577周年诞辰。8月24日,青羊宫举行宏大仪式,来自海内外的高道大德们为2577尊“太上道祖”圣像集体开光。近万信徒目睹了开光仪式盛况。[编按]     

从分类与功用谈天师道印

“天师道”亦称“正一道”,是以江西贵溪龙虎山为中心,以倡行正一经法制度和孝道为特征的道教一派。据史料记载,东汉顺帝永和六年(141年),张道陵作道书二十四篇,自称“太清玄元”;顺帝汉安元年(142年),“张道陵精思西山,太上亲降,五月一日,授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以授正一科术要道法文;其年七月七日,又授(陵)《正一盟威妙经》,重为三天法师     

明五岳真形图玉嵌饰

正道教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本土宗教,以"符箓"作为传道修持的重要手段。符箓,亦称符字、墨箓、丹书。符箓术起源于巫觋,始见于东汉。《后汉书·方术传》载:"河南有麹圣卿,善为丹书符,劾厌杀鬼神而使命之。"在长期的传习符箓术的过程中,道教创造了纷繁的符箓道法,造作了难以数计、样式众多的符书。其中最为神秘、尊贵的是"五岳真形图"符。晋代葛洪在《抱朴子·遐览》中云:"道书之重者,莫过于三皇文,五岳真形图也。古人仙官     

道教仙境太符观

汾阳人杰地灵,人文荟萃,境内景观众多。太符观是其中保存较好的一处道教建筑,位于汾阳市城区东北17公里处的杏花镇上庙村北,西依全国著名的白酒产业基地杏花村汾酒集团,南望307国道,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符观始建年代不详,据正殿的建筑风格及刻于金承安五年(1200年)的《太符观创建醮坛记》,始建年代当不晚于金代中期。太符观坐北朝南,原为三进院落,沿中轴线由南到北依次为照壁、牌楼、山门、乐台、昊天玉皇上帝殿。中轴线东西分别配置关帝庙、二郎庙、后土圣母殿、五岳殿。乐台东西筑窑洞各10孔,窑顶有钟楼和鼓楼。观西南另建有道士…     

纯阳祖师命书符碑

太原纯阳祖师命书符碑向人们宣传了“心神正则正,神佑之;心神邪则邪,神扰之”的道教观念,为劝人行善的一通碑刻。此外,碑阴记载“因纯阳宫的修建历史不详,遂把‘郎公匾’的记载”镌刻于碑阴之上。本文拟通过碑文探讨纯阳祖师命书符中的道教观念,并考证太原纯阳宫的始建和修缮历史。     

道教信奉的最高神灵

道教的最高神是“三清”尊神,即掌管清微天玉清境的元始天尊（又称天宝君）、掌管禹馀天上清境的灵宝天尊（又称太上道君）、掌管大赤天太清境的道德天尊（又称太上老君）。     

巴蜀墓葬中的“操蛇神怪”与早期道教

东汉中后期至成汉时期的巴蜀墓葬中出现了一批一手执蛇、一手执物,口吐长舌,面容凶煞的物质文化遗存。本文从实物分布与文献记载入手,探讨这类考古材料与早期道教之关系:操蛇神怪的集中出现,是早期道教信仰在巴蜀地区墓葬文化中视觉的、物质的、观念的显现。     

从一面道教三清神花钱看道教神仙排位

正如图,是一面道教三清神花钱,直径70毫米,为元明时期花钱。正面为道教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供奉在道教三清大殿中的元始天尊,在这枚花钱中,居正中地位,头罩神光,一副端庄肃穆之容,左手虚拈,右手虚捧,象征"天地未形,混沌未开,万物未生"时的"无极状态"和"混沌之时,阴阳未判"的第一大世纪,故以阳生阴降、昼短夜长的冬至日为元始天尊的圣诞。长期以来,元始天尊受到了上至帝王圣贤,下至民间菩男信女的虔诚崇拜。道教宫观里的三清殿中,灵宝天尊常     

道教第十大洞天 括苍问道 凝真访仙

括苍洞是括苍山脉中道教洞观,被称之为“中国道教第十大洞天”,闻此我顿生景仰之情,因为道教称仙人居住的地方为洞天福地。华夏大地共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仙居括苍洞居然是第十大洞天,足见它在道教中属于极具深远影响的仙山福地了。     

敦煌文献与图像中的罗睺、计都释证

罗睺、计都是九曜中的两个"隐曜",其名称和概念,伴随摩尼教、密教经典及相关的天文历法、占卜技术的东渐而传入中国,并对中古中国的天文学、星占学、星命与择吉信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文主要依据敦煌文献与图像资料,对罗睺、计都的观念渊源,实际占验中的运用及与传统天文星算思想之间的张力,星命与道教斋醮符篆的结合,星神图像程式的成立与演变,历法星占所见之东西文明交流史与"交错的文化史"等问题做了论考。     

宋代太一宫及其礼仪——兼论十神太一信仰与晚唐至宋的政治、社会变迁

宋代太一宫中的十神太一与汉唐道教经典中的太一、汉代国家祭祀中的太一、晋南朝梁两宋国家郊祀神位中的太一、唐宋时代的九宫贵神不同。十神太一信仰的勃兴与晚唐五代的社会混乱局面紧密相关,与当时诸割据势力和地区的地方主体意识紧密相联。宋初在东京建太一宫祭祀十神太一是要消弭晚唐以降的地方主体意识,是宋初重建国家认同和社会秩序的一项政治措施。宋代国家在将十神太一纳入国家祭祀系统时对十神太一进行了道教化,这是为了维持传统国家祭祀神祇系统的稳定。宋代国家在将十神太一道教化的之后,十神太一才正式进入道教的神祇系统。在太一宫里举行的国家礼仪中,道教仪式和道士不占主导地位。     

四川汉代考古资料中的方相氏图像

汉代考古发掘材料中有许多关于方相氏的内容,或称为"镇墓俑"、"镇墓神"、"辟邪"等。四川地区汉墓中发现了比较丰富的方相氏材料,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方相氏与东汉时期四川地区流行的神仙巫术有直接联系,与早期道教存在直接关系的资料尚有待发现和公布。     

元顾善夫本赵孟颊书道德经法帖

国家图书馆藏元顾善夫摹勒吴世昌镌刻《赵松雪书太上玄元道德经》初拓本是传世赵文敏公书小楷法帖中的珍稀拓本。该帖为经折装,一册,25开,黄绵纸浓墨擦拓。每开页帖心高24厘米,宽13厘米,刻乌丝栏7行。首题“太上玄元道德经”,落款为“延祜三年岁在丙辰三月廿四五日为进之高士书于松雪斋”楷书两行,旁有“孟颛”二字,下钤“赵氏子昂”方印。帖尾刻     

德符之思

“古人辨玉,首德而次符。说文曰:玉,石之美,有五德……是玉与石所异惟德耳。管子云:玉有九德。聘义云:君子比德于玉。其说视汉儒尤详焉。若言符,则王逸王部论以赤如鸡冠黄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纯漆为玉之符是已。于今思之,言德尚矣,言符末也。后世有膏(窃)玉之名而不知其非者,皆符为之也。故玉贵德不贵符,然此亦惟为知玉者言之,必执是以为衡。……名玉者愈多,则玉之真愈掩。”—《石雅》章鸿钊第一次接触到“首德次符”与“忽德重符”这两个词是在杨伯达先生的文章中,推崇前者、批评后者。笔者望文生义的将“德”与“符”的含义理解为玉文化的…     

敦煌古灵宝经《洞玄本行经》版本结构论考

敦煌写本《太上洞玄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属于一部已佚古灵宝经残卷,对于研究古灵宝经经教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有学者提出该经绝大部分经文并非古灵宝经原有的内容,而是由南朝中后期道教中人续写而成的。本文考察了该经的版本结构及其流传,认为历史上不存在"晋宋时代旧本"和"南朝中后期本子"的分别。至于敦煌写本以及南北朝至唐宋时期多种典籍所作的征引,均应看成是该经在东晋末年创作之初就有的内容。     

元顾善夫本赵孟頫书道德经法帖

国家图书馆藏元顾善夫摹勒吴世昌镌刻《赵松雪书太上玄元道德经》初拓本是传世赵文敏公书小楷法帖中的珍稀拓本。该帖为经折装,一册,25开,黄绵纸浓墨擦拓。每开页帖心高24厘米,宽13厘米,刻乌丝栏7行。首题“太上玄元道德经”,落款为“延祐三年岁在丙辰三月廿四五日为进之高士书于松雪斋”楷书两行,旁有“孟頫”二字,下钤“赵氏子昂”方印。帖尾刻“善大顾信摹勒上石姑苏吴世昌镌延祐戊午十一月也”两行楷书小字。楠木封面上有章钰题签“赵松雪书太上玄元道德经”,旁有小字一行“元刻元拓前人所谓亲见仙人吹玉笛也茗移秘笈”。     

《克殷解》“太卒之左”句疑文辨析

《逸周书·克殷解》篇中有描述武王克商后革殷建周的一段文字 :及期 ,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 ,叔振奏拜假 ,又陈常车。周公把大钺 ,召公把小钺 ,以夹王。泰颠、闳夭皆执轻吕 ,以奏王。王入 ,即位于社 ,太卒之左 ,(晋孔晁注曰 :“执王轻吕当门奏 ,太卒屯兵以卫也。”)群臣毕从。①其正文中“太卒之左”一句 ,清儒及近人的诠释考辨歧义甚多 ,令人莫衷一是。俞樾据孔晁旧注推测 :此句有古人因误读而移句之处 ,不是“太卒之左” ,而应是“社之左”。经文本作 :“泰颠、闳夭 ,皆执轻吕以奏王太卒。王入即位于社之左。”入即位于社之左 ,言王位在社…     

移民与信仰——南朝道教墓券的历史背景研究

本文认为南朝道教墓券反映出来自北方的永嘉移民及其后代,因"军乱"而无法再回归故里,只能舍却"先人"旧墓,死后在南方新入籍之地安葬的复杂心态。这批墓券反映的道教信仰,正与晋宋时期天师道经典中对"无极大道"神格的崇奉相吻合。结合史书、小说的点滴记载,可知两晋之际主要是来自北方青徐之地的流民南渡,将"大道"信仰带到江东。晋宋时期,具有"大道"信仰的北方流民主要分布在京口、晋陵一带。到南朝中后期,"大道"信仰又随着人口的迁移进一步向今天的湘赣、两广地区扩展。这样的论述会在现有的早期道教史"五斗米道-天师道"一源单线的论述模式之外,提出某种新的可能性。     

紫禁城太和殿所供符板及其宗教思想研究

太和殿顶棚上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向上分别供奉着五块符板,每块符板上镌刻了佛教常见的经咒(陀罗尼)、咒牌和宫宅神王尊名以及道教七十二镇宅灵符,反映出清代宫廷佛道合一、汉藏佛教交融现象的普遍存在。本文在对每块符板上各部分内容作详尽的分析之后发现,五块符板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以祈寿、镇宅、护国佑民为主旨的供奉思想。     

道教与辽朝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本文通过考察道教与辽朝政治的关系,揭示出在辽朝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道教如何阐释和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将契丹开国君后及皇太子神化为道门尊神;采用谶纬与道教融合的方式来诠释契丹开国史;运用道教术语命名政治空间;把皇帝的行帐想象、神化为“洞天福地”;借用道教词汇命名帝王陵寝建筑;堆砌道教辞藻修饰帝后的哀册。一言以蔽之,契丹统治者利用道教塑造君主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以此构筑其政权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