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成果

由钟敬文先生担纲主编,萧放担任副主编的《中国民俗史》终于出版,实现了钟老生前的宏愿。这部著作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被中宣部、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确定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标志成果,说明目前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学科地位得到提升特别是在当前全国出现非物质文化保护热潮的时刻,它的出版,具有检阅博大精深的中国民俗文化发展史的意义,也标志着中国民俗学学科逐渐走向成熟。     

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

本文对表演理论在中国民俗学领域近30年间的传播和实践历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该理论得以传入中国并被接纳有着多方面的内在因由,既与新时期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形势相适应,更与本土民俗学对生动鲜活的表演活动进行记录和对民俗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迫切需求密切相关。中国民俗学者在本土化实践中体现出的将多种理论视角相融合、对历史维度的强调、对文本与语境关系的重新思考等,对表演理论有丰富和修正的作用。在表演理论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与推动下,当代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取向逐渐向注重语境、过程、表演者和当下发生转型。     

迈向中国民俗学新的征程——中国民俗学会第八届代表大会暨2014年年会综述

<正>"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金秋的春城见证了中国民俗学新的起点。2014年10月10日至15日,中国民俗学会第八届代表大会暨2014年年会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260余名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同时,作为中国民俗学会和美国民俗学会的交流项目内容之一,来自美国民俗学会的6位学者参加了年会的部分活动。中国民俗学会此次"两会"是中国民俗学在新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开幕式上,第七届理事会对学会与学科发展作了回顾。第八届     

美国民俗学研究的另一重镇——宾夕法尼亚大学民俗学文化志研究中心

这篇文章是对宾夕法尼亚大学民俗学文化志研究中心(Center for Folklore and Ethnogra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一个概要介绍。这个中心是当今美国民俗学界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授予民俗学博士学位的学术单位。同时,它也是美国民俗学界的学术中心之一。因此,在这篇文章中,除了对这个中心的历史及其博士学位的要求进行描述以外,文章还对这个中心主要民俗学家的学术研究进行了基本的介绍和概括。目的主要有两个：其一,弥补单纯孤立的翻译所不能容纳的学科背景知识,希望读者能更系统整体地把握个体研究在学科发展中的位置;其二,希望这种介绍能成为一个获悉当代美国民俗学发展的窗口,从一个侧面更多地了解其历史与动态,以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也正是为这种目的,在正式介绍中心以前,结合一些美国民俗学发展中的特例,文章论述了为什么携带“家”学并立足国际性的学术对话对于发展中国当代民俗学(或民间文学)非常重要。     

中国现代民俗学概论的基本思想及其影响

中国现代民俗学概论的最初酝酿,是以1928年《民俗》周刊上有关民俗学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为起点,经过译介国外人类学派的著作到独立进行思考,当时的民俗学者形成了关于民俗学概论的一些深入认识。经过40年的停顿,在上个世纪80年代民俗学恢复建设之初,民俗学概论的书写在接续历史的基础上取得了收获。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具有建设和规范的意义,包括"生活文化"的民俗定义和民俗文化分类体系都影响了众多民俗学者的研究和社会对民俗学的认知。这种影响是积极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社会生活发生巨变之时,现有民俗学概论已滞后于民俗学研究的进展,所以需要及时吸纳在民俗学调查研究中形成的一些新思想和新经验,使民俗学概论的书写能够与时俱进。     

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

只有从实践科学的立场才能看出,非遗保护和公共民俗学都从内部彰显出民俗学本身的实践属性,都是民俗学内在实践目的的部分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不仅重新激活了民俗学的实践意识和自由意志,也给我们重拾学科求民主、争自由的古典理想并且回归德国浪漫派为民俗学设定的实践理性起点或自由意志提供了契机。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实际上就是返回民俗学的自由意志或实践理性起点,重建实践民俗学。这是学科整体的应然,是学科本然的、客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迫切的客观需求。     

“历史民俗学”的提出与尝试

钟先生策划和主持的《中国民俗史》这部六卷本大著,前后历时八年,现在出来了,完满实现了钟先生生前的设想和计划,可以把这本书看作是钟老晚年学术思想的一个结晶。这本书理应是我们民俗学学科的一部支柱性的著作。     

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与早期民俗学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又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承继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对民众文化的关注,明确了办刊宗旨,初步确定了民俗学学科定位,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办刊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民俗学者和民间文化热爱者,影响并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民俗研究活动。《民俗》周刊刊发的文章既有珍贵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有民俗学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民俗》周刊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宣传等方面展示了早期民俗学发展状况,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新征程。     

资料、阐释与实践——从学术史看当前中国民俗学的危机

在当今中国,民俗学的传统研究对象逐渐进人到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民俗学与人类学之间具有的天然亲缘性,导致民俗学一直以来具有“人类学倾向”,民俗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渐趋模糊。随着非遗保护运动的强势展开,大批的民俗学者参与其中,     

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论纲(1872-1949)

中国现代民俗学史至少有两条并行的推进线路:本土的和西方的。综合考虑学科意识及与中国学界之关系,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确立期(1872-1892),延伸期(1893-1923)和交融期(1924-1949)。现有中国民俗学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本土一线,发掘并建构出这被忽略的第二条线,不仅能够丰富我们对学术史的既有认知,亦可从两条线的分离与聚合看中西文化交流,观照本土民俗学的立场,还有助于考察学科内在理路发展的诸多可能性。     

当代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今天来参加中国民俗史六卷本的首发式暨研讨会,回顾钟老所走过的学术人生,既感高兴,也感到沉重。我想说：钟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3年治学生涯中,对民俗学学科发展所作的贡献主要靠1970年代末至去世前的这20多年时间。     

民俗学视野下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民俗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乐于并善于将民俗传统记录下来、将对民俗传统的理解表达出来因而拥有丰富历史民俗文献的国家。从学术分工上看,整理研究历史民俗文献更多是由从事历史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来担当,但对历史民俗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的意义却不局限于历史民俗学,而是惠及包括历史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和理论民俗学在内的整个民俗学学科。民俗学的历史民俗文献研究是为着民俗学的,也是属于民俗学的。民俗学对于历史民俗文献的界定本身是对文献的一种理解,其研究过程中对文本与生活关联取向的谋求也丰富着文献研究的径路。     

日本民俗学的至今为止和从今以后

与19世纪偏向于起源论不同,20世纪的民俗学是以变迁过程为中心的民俗学。将变迁过程定为目标的正是柳田国男。柳田排除了起源论,但是他将重点放在了过去的变迁上。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是在野的学问,柳田等研究者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投身民俗学,方法论尚未确立,潜藏着种种可能性。1958年,民俗学的专业教育开始进入大学,学院派民俗学成立。这是在以大学为中心的公共研究机构中再生产的民俗学,形式上得以完善,对柳田国男的方法也进行了恰当的整理并继承下来。但是,研究者没有将自己的问题意识和使命感融入其中。20世纪的民俗学包括前半期的柳田国男民俗学和后半期的后柳田国男民俗学两个部分。这两者之间,作为在野的学问的民俗学和学院派民俗学虽然互相对应,但是都受到柳田国男的制约。尤其是后柳田国男时代的民俗学,虽然以从柳田独立开来为目标,结果却变成强调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研究的无缪性,以向柳田民俗学回归为目标。21世纪的民俗学应该成为从柳田国男那里解放出来的新的民俗学,也就是超越一国民俗学的民俗学。     

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

"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     

解放前上海民俗学运动掠影

上海对中国民俗学运动的贡献是很大的。在1995年巴蜀书社出版我之《中国民俗学史》中,对上海的民俗学运动有简略的介绍。如：1921年1月上海《妇女杂志》开辟“民间学”和“风俗调查”两个专栏。胡愈之发表了《论民间学》;乐嗣炳在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出版38册的《儿童歌谣集》;1931年叶德均在上海编《草野》的“风俗专号”;     

集市:民俗学理解日常生活的新视野

集市是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商品交易形式,也是地方社会生活在空间上的浓缩。以流动为特征的集市为地方性知识的生成与表述、民俗关系的搭建与互动提供了场域,是区域性生活实践、文化变迁和社区整合的动力源泉。民俗学对集市中民俗事象、时空特征和实践活动的关注,可在超越村落边界的基础上,透视人群交往、文化交流和物品交换之间的关系,从而拓展民俗学的研究视野,深化对日常生活的理解,提升民俗学理论方法的活力;同时,民俗学的学术关怀可以进一步充实集市研究的生活感、文化性与应用性,丰富有关集市当代转型和乡村社会建设等议题的讨论,体现学科服务社会发展的现实关切。     

名与实之争——对中国民俗学史研究的批评与反思

关于中国民俗学史的研究,自来都存在民俗学史的界限、范畴与领域之争,也就是说,中国民俗学史到底可以包括哪些内容,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本文就此问题,分三个时段进行考察,在总结了各个时期“名与实”之争的特点基础上,对中国民俗学史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     

定位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民俗学——“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民俗学前景”笔谈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民俗学在应对现代化所带来的学科合法性危机时,＂生活世界＂这一哲学概念的引入推动了中国民俗学学科研究对象的重新定位,呈现出以日常生活为对象的整体性研究范式的转型,给中国民俗学注入了一股活力。     

西藏民俗学在腾飞

中国民俗学运动,自1918年初刘半农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北大歌谣征集处到现在,已有76年的历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顾颉刚,钟敬文等先后在广州、杭州等地,成立过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等数十个大小民俗学组织,进行过民族民俗调查,出版过《民俗周刊》和民俗学书籍,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活动主要是在北京及东南沿海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俗学运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活动遍及全国,西藏民俗学活动的     

中国民俗学:从民俗主义出发去往何方?

民俗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是指现代社会中对于民俗的二手传播和展演现象。在二十世纪里六十年代初,当德国民俗学者汉斯·莫泽首次使用它时还明显带有贬义色彩,随后经过学术界的广泛讨论,逐渐转化成了一个中性化的术语。以鲍辛格为代表的新一代民俗学家主张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对民俗主义现象展开经验性的文化分析,直至八十年代,东德民俗学家斯特洛巴赫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观出发呼吁放弃使用民俗主义的概念。中国民俗学目前也因面临学科边缘化等危机而从内部出发谋求学术上的转型,当前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民俗主义现象正可为民俗学者提供讨论的话题和研究的对象。从民俗主义的研究实践出发,中国民俗学可发展起一系列的学术分支,如公共民俗学、政治民俗学、经济民俗学、艺术民俗学、宗教民俗学等,通过与相关学科进行平等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以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