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风雅正变

孔子生于春秋末期,他对于诗的态度,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为经典都产生了重要作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孔子诗论”,为我们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又做了献上的丰富：首先,《孔子诗论》充分证明了先秦的用诗风气之盛;其次,在《孔子诗论》中,孔子基本是从诗的本义出发来评价诗篇的风格,与后儒定义“风雅正变’说有很大差距;第三,传统诗论中的“美刺”说可以说完全是对《诗经》的误解。对封建时代的一些错误的诗说,《孔子诗论》为我们作了全新的辨正,为我们认识《诗》的本来面目提供了极大的献价值。     

从出土文献看《诗经·墙有茨》“冓”字的训诂

关于《诗经·鄘风·墙有茨》中“冓”字的训诂,历来众说纷纭。但近年来不少有关“冓”字字形的古文字资料和上孔子诗论》的出土,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线索。从《诗经·墙有茨》形成时代“冓”字字形构造出发,结合上博简《孔子诗论》关于诗义的论述,可以判断“冓”字确应为“室”义。     

关于《诗经》的几点思考

《诗经》是儒家进行德教的一个基本典籍,诗是与乐相伴而生的,乐是来配合咏诗的,但是经过大浪淘沙,《诗经》流传了下来,然而《乐经》不见踪影。四始在"孔子诗论"和"毛诗大序"中顺序的不同,引起了我们对孔子教授过程的思考。     

从上博简《诗论》评析《木瓜》看周代贵族社交礼俗演变

由上博简《孔子诗论》所载孔子对《诗经·木瓜》的评析,我们发现周代贵族交往时互赠礼品的礼俗在春秋时期更加注重厚报、厚贿。孔子指出在贵族社交中币帛是不可缺少的,这是古时已有的礼俗,并告知正确使用币帛礼物的方法,如果违背这种交往的方法,就会造成贪利争夺的恶果。孔子对《诗经·木瓜》的评析及借评《木瓜》所阐发的道理,使我们看到西周至春秋社会贵族社交礼俗的演变情况。     

论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是一个学术史上迄今仍无定论的问题,本文认为《诗经》的结集与孔子无关,但孔子对于《诗经》确实是做过一番整理的。孔子整理的《诗经》既是文化融合的产物,也对文化融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新出战国竹简资料看《诗经》成书的若干问题

《诗》之成书,有一个从古本到定本的发展过程。西周贵族的诗作是首先被编入古本之《诗》的内容,相对于《颂》《雅》之诗而言,《风》诗的出现稍晚。古本之《诗》开始编定的时间应当在西周中期的康王时期,西周后期又有增益。西周春秋时期流行的《诗》约有三百篇,就是孔子每每言及的"《诗》三百"。孔子为授徒所编的定本之《诗》与古本没有太大的差别。上博简《诗论》所评之诗绝大部分(或者全部)都见于今本《诗经》,属于逸诗者尚未见到。上博简《诗论》的这种情况,让我们知道在孔子之后的时代,《诗》并未散佚,这应当是我们感到庆幸的事情。     

论孔子的《诗》学观及其渊源

本文主要论述两个问题,一是论述孔子的《诗》学观,并对孔子《诗》论的某些释义提出异议;二是对孔子《诗》学观的渊源,作进一步的考察与探索;以此辨明孔子《诗》学现继承与发展的轨迹。兹分类论述如下：一、关于《诗经》内容的评价《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原出《诗经·鲁颂·■》,本义是赞颂鲁国的养马者专心养马而别无杂念,故“思无邪”有思虑纯正的含义。孔子断章取义,以此评价《诗经》的思想内容,则是指《诗经》所有诗篇思想内容的纯正。但这样的评价并非是孔子的创见,早…     

上博竹书《诗论》作者研究综述

上博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一经公布,便在学术研究领域引起了强烈的震撼。鉴于《诗论》对解决《诗经》相关问题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学们纷纷进行探讨。特别是关于《诗论》作的研究,更成为竹书整理和研究过程中的热点话题。而由探讨《诗论》作所引发的对于出土献的研究方法的思考,则更应引起学们的注意。     

从“钟鼓乐之”看《关雎》之义

《关雎》在《诗经》中的地位无可比拟,对它的解说也迷雾重重。我们应当充分利用马王堆帛书《五行》、上博简《孔子诗论》以及一些周代墓葬考古乃至田野调查的资料,结合中西学界所取得的有益成果,重新审视这一特别之作。可以说,无论婚礼诗、王室诗、祭神诗还是爱情诗之说,都与对"钟鼓乐之"一语的理解密切相关。就现有文献资料而言,《关雎》确实讲述了男女之间的爱情,同时也蕴含着礼重于色的思想。     

孔子论"智"与上博《诗论》简以"智"论诗

上博《孔子诗论》简以“智”论诗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内涵?它与孔子“智”的思想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本文写作所关注的焦点。通过比较,我们认为二者之间关系密切,上博《孔子诗论》简以“智”论诗反映了孔子“智”的思想。     

试评姚际恒《诗经通论》

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是清初疑古派《诗经》学的代表著作,姚氏以文学的眼光涵泳《诗》篇,用疑古的态度寻绎《诗》旨,在清代《诗经》学上独树一帜,对崔述、方玉润等学者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该书也有一些弱点和不足,需要辩证地分析。     

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子史关系——以国粹派“诸子亦史”说为中心

“诸子亦史”说是清末时期国粹派提出的重要创见,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表现形态之一。该说的提出,一方面,基于清代学者章学诚、龚自珍等关于诸子与史关系的思考;另一方面,缘于在晚清经今古文之争的情境中,反思康有为对孔子及诸子的宗教化阐释。章太炎、邓实、刘师培虽对子史关系的论证方式存在差别,但皆主张“诸子亦史”。就其内涵而言,“诸子亦史”说是“六经皆史”说的延伸和深化,是“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另一种表述,是“尊史”意识下的诸子学重构。此后,老辈学人张尔田、孙德谦、江璨皆有类似的学术主张,反映了清末民初诸子学发展中的学术共识。从学术转型的角度来看,“诸子亦史”说扩展了史学的范围,提升了史学的地位;增强了诸子学的社会角色,进一步推动了诸子学的复兴;提供了诸子学的史学化之内生转型路径。     

胡适与庄子研究

胡适在20世纪中国庄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尝试运用西方哲学体系研究<庄子>,推动了庄子研究范式的转换.胡适对庄子人生哲学展开了激烈批判,对庄子反科学主义思想既有所批判,又努力挖掘庄书中所包含的生物进化论思想.最近20余年来,庄子研究范式又得到了新的救正.     

《算经十书》校勘的新进展——《算经十书》郭书春、刘钝校点评介

《算经十书》的校勘,是自清乾嘉以来中国数学史界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这次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郭书春、刘钝研究员校点的《算经十书》,是在总结和吸取前人经验和教训,并对各校勘本深入研究,加以甄别基础上的新校勘。此校勘本的出版,标志着《算经十书》校勘的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阶段。     

宋代《礼记》学文献综论

宋代的《礼记》学受到宋代学风的影响甚深,疑经疑传的特点很明显。宋代《礼记》学文献的数量很大,分为论说类和考据义理并重类两大类型,广泛分布于经、史、子、集、丛各部。宋代《礼记》学文献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和重要的学术价值。     

存世《出师颂》墨迹本与刻本关系考

本文将《隋贤书出师颂》墨迹本与传世《出师颂》的八种刻本进行排比梳理,归纳出三个系统:即“萧子云”系统、“索靖”系统、“隋人”系统。通过各本文字校勘比较和文献考证,证明“索靖”系统刻本的母本即史载北宋“宣和本”,“隋人”系统即史载南宋“绍兴本”,而此两本与北宋《兰亭续帖》所刻“萧子云本”,俱出自同一个更古的祖本。进而对辑入《出师颂》文字的《文选》一书的版本进行分析,论证“绍兴本”应是隋和初唐书家的临摹本,即《隋贤书出师颂》墨迹。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吴越春秋》“殆非全书”辨识

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隋唐《经籍志》皆著录为十二卷,自元至今所存各种版本均为十卷,元徐天祜指其“殆非全书”。本文援引《史记》注、《文选》注及《水经注》,辨析了“殆非全书”说的正误,揭示出所佚两卷的核心内容及其卷次,指出前人所谓所佚两卷为“西施至吴”和“范蠡去越”不能成立。     

汉万石君族系与祖地研究

本文在对汉代万石君石奋家族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石奋家族相关的先秦诸支石氏进行系统分析和梳理,从而确定东周时期卫国石氏不仅分布时段较长,内容较为丰富,而且还应该是中华石氏的主支脉系。卫国石氏不仅是汉万石君家族的直系祖根,曾属于赵国所有的石城,也应该是卫国石氏封邑以及中华石氏的祖根地。     

《出师颂》的艺术定位

讨论一件古代艺术品价值的前提是对其时代、作者、风格和水平进行比较准确的定位。本文认为章草《出师颂》艺术水平甚高,断非经生所书,以时代风格论亦非出自西晋索靖手笔。应是东晋至初唐之间一位受过二王书风洗礼的大书家的作品。证以智永《真草千字文》,米友仁“隋贤说”可以信从。在传世极罕的隋代法书中,它堪与智永千文比肩而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