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潮州旅沪同乡会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上海掀起抗日救亡运动,许多旅沪同乡团体积极投入运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各同乡团体大力支援前线的抗战。潮州旅沪同乡会在九一八、一二八抗日救亡运动中,成为爱国表现最突出的同乡团体之一。     

信任的流失:一二八事变前后的陈铭枢与蒋介石

自宁汉分裂,陈铭枢一直追随蒋介石。然而,一二八事变前夕陈铭枢和蒋介石的关系却日渐恶化,双方由彼此信任发展到互相猜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双方在抵抗的程度上又产生了严重分歧,并由分歧走向了决裂与对抗。其关系之恶化除外部因素外,角色错位与性格多疑皆为重要原因。     

《申报》与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中,《申报》始终站在爱国和正义的立场上,通过时评深刻揭露日本发动事变的侵略野心,积极声援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抗战,大力支持上海民众的抗日救国运动,积极为抗日斗争建言献策,在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唤起民族觉醒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二八事变与英国对中日冲突的立场转变

根据观念建构利益的基本观点,本梳理了一二八事变中英国对于中日冲突的立场的曲折转变过程;分析了在这种转变背后,英国内部在如何规范其在华利益上,传统殖民主义观念与现代国际关系准则的交织与冲突;评估了这种转变在英国的远东均势构想、制日集体安全机制的形成以及中英关系的转型方面的效应。     

张学良、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主义——基于张学良回忆的讨论北大核心CSSCI

张学良关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命令的回忆,提供了研究不抵抗主义的新证据、新视角,也引发了不抵抗主义谁之过的认识分歧。揆诸史实,张学良关于不抵抗命令出自自己、蒋介石并无此令的回忆,是确实的;但他关于对日军侵略情况误判的回忆,以及蒋介石和不抵抗主义没有关联的回忆,是不准确的。张学良服膺蒋介石、东北外交完全归国民党中央办理的约定和蒋介石在万宝山事件后的相关指示,是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真正原因。"九一八"事变前后,张蒋在"力求避免与日人发生冲突"上达成高度共识,其实行结果就是不抵抗。实际上,不抵抗、诉之国联是国民党当局应对日本侵略东北的基本方针。     

甘肃雷马事变中的蒋介石与杨虎城

1931年8月,雷中田、马文车联合发动政变,囚禁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宾,改组省政府.事变发生后,陆海空军总司令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迅速介入,试图利用解决事变之机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在西北自创局面,蒋介石则以处理事变为契机,顺势展开对西北的统一行动.蒋、杨围绕雷马事变的博弈,反映了抗战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特点,即代表着"中央"的"地方"在分裂着"中央".     

“福建事变”中的地方民军

在外患严重,民族危亡时刻,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带领19路军在福建发动了反蒋民主运动,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简称“闽变”)。“福建事变”从酝酿策划到失败,为时极短,福建人民政府的存在仅两个月,昙花一现,瞬间凋零,成为现代史的一幕悲剧。究其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有一点却为人所忽略,即民军在此次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19路军对福建民军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剿灭”到“招抚”的转变,后被证明是极其错误的,是造成“闽变”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     

蒋介石与1945年昆明事变

发生在1945年10月的昆明事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与云南地方当局为争夺省政控制权而多年博弈的结果,也是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云南王"龙云强势个性碰撞的产物.事变以龙云解职离滇、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获胜而结束.惟衡以实情,龙云解职后,云南仍未完全听命于国民党中央政府,蒋介石亦不能不表示向现实的妥协,且事变对其后云南政局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故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解决龙云之举,其得失非断然可判,未可一概而论.     

也谈从大局看皖南事变

《炎黄春秋》2004年第3期刊出笔者所写《再谈项英与皖南事变》,第4期又刊出甘惜分所写《从大局看皖南事变》(以下简称《甘文》),两文的观点是不同的。《炎黄春秋》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有助于读者从对比中明辨是非。我们认为,观点可以不同,但史实必须准确。《甘文》中的观点有的     

从大局看皖南事变

炎黄春秋2004年第4期看了电视连续剧《新四军》,深感悲痛,至今犹怨气难平。皖南事变时,我也在解放区,天悬地隔,各在一方,只从新闻报道和内部文件上略知梗概,而未得其详。现在把当时形象搬上屏幕,虽有艺术虚构成分,但大体上未失其概略。有的观众批评这部电视剧有失实之处,但不能     

“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

193 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上海银行公会一度公开主张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 ,实行宁粤之间的和解 ,并对诸如罢市这样的激进举措持消极态度。在上海和平会议期间 ,银行公会在敦促宁粤会议双方尽快息争御侮的同时 ,开始对南京当局的统治表示出相当的不满。在蒋介石下野后出现的停付公债库券本息风潮期间 ,上海银行公会发起了声势巨大的抵制运动 ,迫使孙科当局收回成议。 1 93 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后 ,形成蒋汪合作的格局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内债展本减息方案 ,上海银行公会基本上持合作的态度。此外 ,在支持淞沪抗战、维持上海金融市场乃至国内金融业的稳定 ,适时发起成立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等问题上 ,上海银行公会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政局

利用和加深中国的分裂是日本侵华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中国的分裂状况 ,也正是促成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一个客观因素。事变发生之后 ,直到七七事变之前 ,日本继续以分裂中国为扩大侵略的前导 ,而中国的政局则在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下表现出双向特性 ,即分裂的现状与统一的趋向并存。但是 ,日本每一步以分裂为前导的扩张 ,都增长了中国的一份抗日情绪 ,中国政局的重心也随之多了一份由内争向统一转换的希望。最终 ,在国内舆情与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下 ,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政策 ,统一代替了分裂 ,成为主导中国政局的决定因素     

步向全面侵华战争前的准备--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财政的破坏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策划并发动了东北事变并很快占领了整个东北,紧接着日军又不断制造事端,将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乃至于整个中国。与其武装入侵相配合,日本当局还竭力破坏和扰乱中国的财政结构,为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行准备。本即主要针对九一八事变后到七七事变前日本政府对于中国财政进行破坏的种种事实作一详述,其中包括强占东北海关,掠夺关税收入;阻挠西方对中国的财政与经济援助;操纵华北走私,摧毁中国经济;破坏中国实施币制改革。大量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尽管日本政府与军方在对华侵略的具体方式上略有不同,其中既包括日本政府的暗中活动,更明显的则是军方的公然挑衅,但其战略步骤却是相辅相成、互相配合的,而最终目的更是一致,那就是独霸中国,并进而统治亚洲乃至整个世界。     

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以翁文灏为核心的考察

本文以先后任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和军委会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的翁文灏为中心,考察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至1938年初战时经济体制建立期间,国民政府以工矿业为重点的抗战经济准备工作。作者认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国民政府抗战准备工作的开始。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成为国民政府经济备战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其所做工作在抗战初期确发挥了一定作用：一,开展调查设计工作,为制订政策、战时动员及后方经济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二,主办特矿贸易,换取了重要且希缺的外国贷款,进口了大量武器和工业设备。三,经济备战工作吸引和组织了国内一大批学者和技术专家投入到对日抗战工作中,同时也为抗战时期的后方经济建设储备了人才。四,主持厂矿内迁运动,改变了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推动了内地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战时后方经济开发建设。国民政府经济备战工作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客观效果亦有限,不应盲目夸大,以偏盖全。     

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1年9月16日至9月18日在北京昌平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白介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和院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郭永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台湾中正教基金会董事长秦孝仪,以及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学100余人。会议提交论40篇,主要涉及：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中国政局与外交;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侵华罪行;日本右翼思潮的历史与现状。现就会议的主要论点做一简述。     

清末留日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再解读

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因日本政府颁布"取缔规则"而发起的群体抗议活动,无疑是民族精神和爱国激情的张扬.但是,就"取缔规则"本身来讲,从出台缘由、性质到具体内容,实属正常的教育整顿,旨在进一步规范日本的留学教育.留日学生因日俄战争中国所遭受的民族耻辱,以及日常生活中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积之日久形成强烈的反日民族情绪,以"取缔规则"为导火线,一触即发,从而将教育问题演变成一场激进的政治反抗运动.事实上,留日学生对此规则存有诸多的误解与误读,情绪化的激情有余,冷静的客观分析不足.难能可贵的是,留日学生也在"蛮干"的过程中逐渐反省,回归理性.这对留日学生日后的政治追求和社会活动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西蒙的鸦片毒品入侵

日本关东军以鸦片毒品为诱饵,降服了原属东北军的李守信部,1933年5月策划李部进攻察北多伦,从而也开始了对西部内蒙古地区有组织的鸦片毒品入侵;1935年,李部又受命进攻察东6县,日本的鸦片毒品随之西侵,只是因1936年军事进攻绥远失败,对绥的鸦片毒品入侵计划才被粉碎。七七事变后,日本西进兵团很快占领蒙疆,并于9、10两月阃分别建立了察南、晋北及蒙古联盟三个伪政权,于当年12月24日公布了第一个鸦片文件《鸦片业务指导纲要》,从1938年起开始实施。《纲要》的实施不但宣告蒙疆鸦片旧制的结束,也预示了日本对“西蒙”地区的最初鸦片政策将大幅提升——即进入由兴亚院总部主持的蒙疆鸦片时代。     

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关于中间势力的研究

中间党派是中间势力的代表力量,它的政治选择曾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过深刻影响。皖南事变前夕与事变爆发初期,中间党派基于团结抗战的民族利益,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态度,从而加强了中共的政治主动权。但是在善后阶段,中间党派同样出于维护团结统一的愿望,力图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双方可以接受的折衷途径,却由于中共的不妥协态度而劳而无功。于是,他们的中间立场虽未改变,对中共的做法则产生了失望情绪。这种情绪在参政会上蔓延,并影响到当时的一般舆论,从而一定程度上给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带来损害。鉴于中间势力对社会的这一客观影响,也考虑到国际形势的种种变化,这年11月中旬中共在最低条件仍未被国民党接受的情况下．还是出席了二届二次参政会。这一事实,证明在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社会里,“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因此,无论中间党派如何动摇,理解其立场,尊重其愿望,照顾其利益,都是现实政治所必须认真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