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剧“时装戏”钩沉

本文所指之粤剧时装戏,既包括清装戏、西装戏,以至民国时期社会现实生活服装之粤剧舞台故事演出,也包括取材自外国社会现实和史料或文学戏剧作品乃至怪力乱神如神话、童话之类。换言之,凡演出服装与粤剧传统戏服有异者(非古代中国或含外族、异邦特色之表演服装),均以事系目     

“旧邦新命”:冯友兰的中国现代化论

冯友兰的"新理学"以"共相"与"殊相"二分法分析儒家伦理,区分"五常"之人类一般道德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以及"五伦"之古代中国社会制度的时代性,把道德分为"可变的道德"与"不可变的道德",揭示了道德演进之"变"与"常"的辩证法。他运用"共相"与"殊相"辩证法,从社会类型的观点看中西文化问题,指出中西文化之异不在东方与西方之分,亦不在古代与现代之别,而在西洋文化属于一种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新兴社会类型,即工业社会。而中国文化则尚未经历工业革命。从生产方式论,西洋社会经过工业革命而从"生产家庭化"的社会转变为"生产社会化"的社会。而中国古老的家族制度则与其前工业社会的"生产家庭化"经济结构有关。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冯友兰之社会理论独树一帜,其以共殊之分的类型论,深刻地把握了中国问题即现代化问题的本质。     

试说乡村社会与中国佛教寺院和僧人的互相影响

中国古代的乡村寺院之社会作用有别于那些在城市或"名山"中的寺院。鉴于在古代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乡村民众的信仰成了宗教在社会存在的基础,所以乡村寺院对佛教的社会作用至关重要。这些乡村寺院和当地社会互相影响,寺院作为地方民众的重要公共场所,促进了农村的文化经济、习俗信仰和慈善事业,地方社会则影响寺院的僧人和信众之素质、宗教形态,甚至寺院建筑。     

我国社区建设导向与入志方略

中国社区建设是国际社区发展的中国化,它不仅给社区带来一个静态抑或固化的地域概念,而且与时俱进推动甚至改变了中国城乡基层的社会结构、组织体制、管理机制和治理方式,成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三十年来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域,是社会管理和民生改善的重要内容,与城乡居民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密不可分。唯因如此,作为综合记载一地之自然和社会发展变化基本面貌的＂博物之书＂和＂一方之全史＂,各地续志不仅不能忽略而且应该重点记社区建设,使之成为最能体现续志的改革开放、时代特征和本地特点的重要篇章之一。而可供选择的社区建设入志方略有二：一是市志和市辖区志以＂社区建设＂单列篇章或章节横排纵写,二是农村则以＂村民自治＂单列篇章或章节纵深记述。     

从比较中探寻中国中古社会赋税基本理论

关于中古社会赋税基本理论的研究,西方史学界起步很早。但在中国,由于学术视野、研究方法、治学理路等方面的原因,似乎一直无人问津。其实,中国中古社会接承远古之制,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赋税基本理论。这一理论与立国行政的政治理论同体或二位一体,而由于政治理论居于主导或为其主体,赋税基本理论始终处于依存状态;另外,这一理论仅仅规定了土地和子民归属的事实,而没有说明为什么拥有这种归属就可以征税。这与西方相比,便显出某个重要方面或环节的缺失。至于中国中古社会为什么形成这样而不是别样的理论,则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答案,传统文化规定了这一理论形成的必然逻辑。     

我国社区建设导向与入志方略(续)

中国社区建设是国际社区发展的中国化,它不仅给社区带来一个静态抑或固化的地域概念,而且与时俱进推动甚至改变了中国城乡基层的社会结构、组织体制、管理机制和治理方式,成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三十年来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域,是社会管理和民生改善的重要内容,与城乡居民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密不可分.唯因如此,作为综合记载一地之自然和社会发展变化基本面貌的“博物之书”和“一方之全史”,各地续志不仅不能忽略而且应该重点记社区建设,使之成为最能体现续志的改革开放、时代特征和本地特点的重要篇章之一.而可供选择的社区建设入志方略有二:一是市志和市辖区志以“社区建设”单列篇章或章节横排纵写,二是农村则以“村民自治”单列篇章或章节纵深记述.     

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的力作——评《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

《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一书利用新史料研究新问题,立体地呈现了中国近代义演活动与慈善公益之间多元而复杂的互动关系。该著通过义务戏、慈善音乐会、慈善游艺会等不同的娱乐演艺形式,分析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发生发展;通过考察不同社会群体如何主办或参与义演活动,使之服务于各自筹募资金、扶危济难的需求和目的,揭示不同社会环境下义演活动的不同面向。该著是中国近代慈善史甚至是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慈善义演作为考察中国近代慈善与社会的新视角,将大大深化中国近代慈善史、社会史的研究。     

略论社会秩序构建视域下的乡规民约——以福建的乡规民约为例

正乡规民约是中国基层社会组织中社会成员共同制订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它不仅包括乡村社会之规矩,亦包括民间群体(作坊、商社、民办教育组织、民间慈善团体等)之约定。乡规民约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社会秩序的构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乡规民约的产生及其与社会秩序的天然关系乡规民约起源于人类社会以地缘关系为纽带     

193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讨论中"商资归农"问题——以《大公报》社评及其所刊文章为素材的一个考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实践中出现大量商资归农现象,并由此推动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进入"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这一现象不仅为中国合作运动史上之新鲜事物,亦为"中国独有之现象",故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商资流入农村问题"或商资归农利弊关系的讨论.而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体天津《大公报》或发表社论及报道或刊发有关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文章,积极参与了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其讨论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并以此复兴农村、振兴民族.不过,由于这场讨论本身是"社会失序时期"理论界的一种反映,所以有时人曾讥讽其为"合作者不合作".     

193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讨论中的“商资归农”问题——以《大公报》社评及其所刊文章为素材的一个考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实践中出现大量商资归农现象,并由此推动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进入“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这一现象不仅为中国合作运动史上之新鲜事物。亦为“中国独有之现象”,故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商资流入农村问题”或商资归农利弊关系的讨论。而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体天津《大公报》或发表社论及报道或刊发有关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文章,积极参与了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其讨论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并以此复兴农村、振兴民族。不过,由于这场讨论本身是“社会失序时期”理论界的一种反映,所以有时人曾讥讽其为“合作者不合作”。     

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的突破

12年前,当中国近代史研究仍然局限于政治史或阶级斗争史的狭小领域时,刘大年提出以近代经济史作为突破口,随之而来的便是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兴盛,并且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主要任务、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研究条件。近年来,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一部分学者似乎已不再满足于曾经辛勤耕耘过的园地,开始讨论寻找新的乐土和新的突破口。主张从社会思潮方面入手者有之;要求以文化史和社会史角度突破者有之;强调以研究清末统治阶级的的活动为重点者亦有之。     

国民党抗战国际政略简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逐渐形成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政略。该政略将中华民族之命运与世界局势的发展紧密相联,将中国抗战与维护世界和平之大局紧密相联,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大战结为一体,以抗战到底、苦撑待变的方式,将中国问题的解决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联系起来,自觉将中国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意图实现中国独立自由之目标。事实证明,国民党的国际政略符合中国抗战的实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对中国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明清传统城市中的寺观与祠庙

寺观祠庙是明清传统城市中的重要建筑,其规律性的分布表达了官方意志对其建筑方位与形态的影响;其数量之多、祀神之众,说明了人们信仰的多元化。而寺观祠庙在建筑格局上向府第官衙的趋同、祠庙祀神向佛道的趋同,则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潜能。此外,寺观祠庙以庙会或庙市的形式为城市中的各个阶层提供了最公众化的社会空间,进一步说明了寺观祠庙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三十年代初是中国马克思史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时期,作为活跃于当时理论界,由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学术文化团体,社联对此做出不可忽略的贡献。主要体现：一,团结了一批具有革命或进步倾向的社会科学学者和青年,使之聚集于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形成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坚力量;二,有组织地介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以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的新社会科学运动;三,积极地参予中国社会性质等三大论战,促进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社会及历史问题的研究与阐述。     

中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现状与思考

中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现状与思考张志东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是近年来中外中国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以罗威廉等人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学者运用“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概念和方法,对近代中国某个城市或地区作个案研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但也惹来...     

近八十年来汉魏之际士大夫研究综述

<正>士大夫是指学习儒家文化并践行儒家学说的特殊的社会角色。陈寅恪认为:"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2页)阎步克认为士大夫为"亦儒亦吏,学者兼为官僚的特殊社会角色"(《士·事·师论——社会分化与中国古代知识群体的形成》,《北京大学学报》     

由“体认”“自觉”而“升华”:傅衣凌治史对唯物史观的践行

傅衣凌先生自1933年发表论文起,一生中走过了55载的治史旅程,其间经历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历史时期。早期因为接受过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思想尚显出些许纷杂,但时代大潮之激荡与具有进步倾向的师友之影响驱使傅衣凌先生愈加明晰地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通过"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相战",在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化,中国社会新旧因素的并存,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社会矛盾、农民战争与佃农抗租斗争,历史人物评价,中国商业史以及海洋贸易史等多个方面的研究中,坚持"论从史出""实事求是"的治史路径,坚持书斋文献与实地社会调查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坚持做坦诚纯真的历史研究,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由"体认"而"自觉"的根本性转变。改革开放后,傅先生在将其研究系统化、理论化、体系化方面不懈努力,对唯物史观的践行又有了进一步的升华,其所形成的"乡族论""弹性论""多元结构论"等均具有中国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     

拿破仑形象在中国的塑造与传衍

近代中国,拿破仑是在政界、学界享有盛誉的西方历史人物。鸦片战争前,拿破仑之言行首经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传入中国。而后,国人或亲临法国感受拿破仑之事迹,或通过中文图书报刊了解传播其史实。拿破仑被喻为扁鹊、项羽,成为近代社会精英阶层挽救民族危机效法的榜样。"中国化"的拿破仑在塑造过程中具有时代性、选择性、政治性的特征,并伴随着中国社会变革而跌宕起伏。拿破仑形象的塑造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在寻求对中国历史的新理解,它的传衍有助于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有利于建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     

编者的话

三十余年来,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古史研究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研究范围拓展之广泛,研究成果之丰富,皆为以前各个时期所未有。作为中国史学界的一分子,     

多元、动态与差异：“移民与族群关系”国际研讨会述评

移民与族群关系问题是当今全球化大都市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国经济近30多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已经使之成为当今世界上城市化进程最快、人口流动规模最大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了2亿多的流动人口。与此同时,国际和境外人口移人中国的数量也在显著增长。据最新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居住在中国境内并接受普查登记的港澳台和外籍人士共102万人。不同社会群体的语（方）言文化、生活方式与习俗、社会经济背景等的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程度的隔阂、误解、公开的或潜在的冲突给日益全球化城市的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和社会和谐带来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