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误说误读多音多义字的原因

误说误读多音多义字是一种普通现象。本浅析了误说误读多音多义字的原因。     

机遇与挑战: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几点思考

正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和几乎同时即已开展的古史重建工作,无疑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大事,距今恰已有百年的历史。一方面,疑古思潮对破除传统的古史观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为以科学方法重新探索古代文明扫清了思想障碍;另一方面,以文献为主的历史学和以田野为主的考古学相互结合,不断取得新知,对早期的疑古工作多有匡正。正是在这百年来艰苦曲折的摸索过程中,学者们先后提出了多种建设性的学科概念,影响卓著的如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李济的"古史重建"、张     

《古陶瓷学论丛》征稿启事

《古陶瓷学论丛》是由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古陶瓷学专业学术刊物。她以繁荣学术研究,创新学术知识,服务学术人士,促进学术交流为宗旨,力求将其办成国内外文物考古界及古陶瓷学界共同的学术园地。本刊物立足于陶瓷田野考古,兼及传世陶瓷、陶瓷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陶瓷科技考古、陶瓷古文献以及陶瓷文化、陶瓷美术、陶瓷历史等多个方面,从"古陶瓷学"这一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的学科建设角度开设有关专栏,发表古陶瓷考古报告和论文。     

善变之豪杰——论梁启超的“多变”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极有影响力的政论家、启蒙思想家和学术大师,同时也是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对于梁启超的"善变",如果不认真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其一贯主张,就会造成对他的"误读"。     

徐松《西域水道记》辨误

文指出了徐松《西域水道记》有关域外或边疆事件记述的错误。如回历与夏历的换算之误、将和阗河东源玉陇哈什河作为阿姆河下流之玉龙杰赤之误、将兀庐误作阿鲁忽、将阿力麻里误作叶密立以及有关钦察汗国的世家和黄河河源记述的失误。文有匡正史实之效。     

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和尚待研究证实的两个问题——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苏秉琦在1992年9月以后,对燕山南北地区文明发展较早而衰败亦较早的原因、传说的五帝时代事迹的地域与中原地区的古国、对"五胡乱华"的历史意义等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并结合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分析的国家起源的三种模式的思考,于1993年11月形成了中国国家发展模式的三种类型(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的认识,于1994年1月写成《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一文,标志着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其中,红山文化后期进入古国阶段、是否确认良渚文化已进入方国这两个问题尚待研究证实。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以及围绕这些学术弘论的产生而展开的各种探索与研究过程本身,是1986年以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所取得的最重大的学术研究成果。     

评潘佐夫的《毛泽东传》——兼谈潘书中的若干史实错误

潘佐夫的《毛泽东传》在诸多毛泽东传记中有其自身的特点,反映了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在资料发掘尤其是俄国档案利用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但潘书的不足和缺点也十分明显,除了对俄国档案的发掘利用还有较大局限外,最突出的一点是史料运用、解读过程中的误植、误读,史实叙述中明显不准确处过多.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作者一些说法或观点的立论基础,进而影响其相关论说的可信度.     

隆兴寺与封建皇室资料汇编

正定隆兴寺始建于隋代,自肇建以来直至清朝末叶,其修建、扩建及隆盛一直与封建皇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作者综合史籍及碑刻中的资料,对有关内容做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并对原有资料中的误漏之处做了补充和匡正。     

’95“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

《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5年1月16日—17日在上海举行。这是一次规模空前、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中国古陶瓷国际讨论会。会议虽然只进行了两天,但人们对会议的内容和有关学术活动反响强烈,不少出席会议的中外学者认为,这次会议,将对越窑、秘色瓷乃至中国古陶瓷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为了使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这次会议,笔者把这次会议的有关学术活动和部分学术观点作一简要述评。     

基于集群理论的佛山禅城陶瓷产业转移时空演替机理研究

产业转移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随着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已成为目前经济发展中重要课题。而产业转移是产业结构调整地域化的载体,是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基本表现形式。普遍的观点认为产业集群使产业产生区域粘性,阻碍产业转移。然而本文从集群发展与升级的角度,认为中国最大的建筑陶瓷产业基地-佛山禅城的陶瓷集群在形成、发展与升级过程中存在着产业的空间转移,并发现佛山禅城陶瓷业转移在陶瓷产业集群发展与升级两个阶段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前者为"蔓延式扩散"、后者为"跳跃式转移"。并对两个时段的陶瓷产业转移的机理进行剖析,结果表明:市场才是驱动陶瓷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力,而政府只是起了助推作用。     

瑾兴寺与封建皇室资料汇编

正定隆兴寺始建于隋代,自肇建以来直至清朝末叶,其修连、扩建及隆盛一直与封建皇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作者综合史籍及碑刻中的资料,对有关内容做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并对原有资料中的误漏之处做了补充和匡正。     

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

中国现代史学是同时循着两条几乎完全不同的路线一步步产生出来的.从乾嘉汉学逐步演化而来的化经为史的过程,是其中的路线之一;生发于"西洋史学"、对中国学术传统而言意味着炉灶重起的过程,则是其中的另一条路线.前者是所谓的"新汉学",后者是所谓的"新史学"."新史学"是指向历史本体的,"新汉学"则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历史记录的.这两条路径起初各有轨辙,齐头并进,但由于"新汉学"凭借深厚,一段时间内压倒了"新史学";而"新史学"因为符合社会历史潮流、国际学术潮流,又后来居上,再立潮头."新史学"中经"唯物史观派史学",如今已经开花结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新汉学"最富有象征性的学术遗产,事实上已经归并到当今的"古籍整理"和"史料学"学科中来了."新汉学"所主要致力的"文本考据"工作,已变为现代学术构成中的一个部分,治学过程中的一个初始环节;在"文本考据"之外和之后,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学问世界.     

访黎澍始末

建国之后,学术界长期陷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误读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简单化的理解之中,教条主义盛行,诸多条条框框大大限制了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也阻碍了人们实现对于历史的真理性的认识。年迈的历史学家黎澍对此作了严肃的反思,表现了一位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探索勇气和创新精神。     

略谈瓷器的起源及陶与瓷的关系

对瓷器起源的两种意见瓷器是我国伟大发明之一。瓷器烧制技术是我国人民在长期劳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但对我国瓷器起源于何时,陶瓷研究工作者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根据现有资料,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 其一,认为我国瓷器起源于魏晋时期,把这时期的青釉器定为"早期瓷器"或"早期青瓷",而把这以前的商周至汉代的青釉器定名为"釉陶";同时据根原料的不同与火候的高低,又将"釉陶"分为"高温釉陶"与"低温釉陶"。在中国陶瓷发展的分期上,把商至汉这一历史时期看成是由陶到瓷的过渡阶段。     

民国时期广东图书出版史述略

民国时期是广东图书出版业发展的重要阶段。迄今为止尚无专文比较系统地论及这一课题。本人不揣浅陋,试就这一时期广东图书出版事业(港澳地区和中共领导的出版业将另文介绍)发展的概貌和特点作一初步探索,不妥之处,祈请匡正。     

“故宫博物院汝窑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正2015年11月17至18日,由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所主办,英国大英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3年更名)、宝丰县人民政府、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等协办的"汝窑学术研讨会"在故宫博物院建福宫敬胜斋和北京康铭大厦隆重举行。此次研讨会是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所开展的"五大名窑"系列学术研讨会之一,为配合会议,故宫博物院举办了"清淡含蓄——故宫博物院汝窑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发展历程

"文革"结束后至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前,是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探索完成时期.这个时期,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文革"结束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前,胡乔木提出"赶快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科院成立现代史研究室;第二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至1982年底,编写《当代中国》丛书启动,中国社科院拟成立现代史研究所的建议未被采纳;第三阶段,自1983年至1990年底,以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为标志,国史研究学术建制取得实质性进展.学界在探索完成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十余年时间里,始终贯穿着明确的学术自觉意识.这是完成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重要思想保证.     

《古陶瓷学论丛》征稿启事

《古陶瓷学论丛》是由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古陶瓷学专业学术刊物。她以繁荣学术研究,创新学术知识,服务学术人士,促进学术交流为宗旨,力求将其办成国内外文物考古界及古陶瓷学界共同的学术园地。     

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探索的启示

苏秉琦晚年围绕"国家起源和民族文化传统"这一研究探索的核心内容,创建起一个有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全新的学术体系。这始自1979年苏先生布局在张家口一带进行的考古探索,初衷是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五帝时代前期黄帝时期的史实,后却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获得突破。然而1989年之后有悖中国古史传统的文明起源研究到处漫延,对此苏先生向大家悉心提醒与告诫,最终发出了学科发展方向"转轨"的要求。苏秉琦晚年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与探索,始终围绕着与探索国家起源有关的中国古史。这是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探索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西方历史误读的东方背景:法律革命、宗教改革与修道生活

在历史研究中,意识到西方中心论并努力祛魅是必要的,但也要意识到西方历史与文化的接受和传播是在自己独特的东方背景中进行的,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东方式误读。在中世纪与近代早期西方历史和文化领域,这种误读主要体现在宗教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修道生活与“禁欲主义”以及教皇权力的相关研究和评价上。根本的出路在于相关学术史的积极梳理以及学科制度、学术作品生产机制的调整这些点滴的进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