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胜利90周年。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军阀统治、配合北伐进军,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由于准备不足等原因而失败,第三次起义取得了胜利。     

上海工人运动背后的帮会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后就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到了1927年3月,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猛烈发展的情况下,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打败北洋军阀的直鲁联军,胜利地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     

上海工人运动背后的帮会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后就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到了1927年3月，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猛烈发展的情况下，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打败北洋军阀的直鲁联军，胜利地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陈独秀的认识和处理

党史界对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关系研究成果颇多 ,但是 ,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后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关系怎样 ,一直未见披露和研究。本文根据新的档案资料 ,对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联共 (布 )对陈独秀及中国托派的认识和处理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一　邀请陈独秀去莫斯科以摆脱第三党的纠缠192 6年秋 ,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维经斯基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第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陈独秀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并短期呼吸一下莫斯科的空气和调整一下情绪的请求。 192 7年 3月2 1日 ,维经斯基又一次提出让陈独秀尽快去…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正北伐开始后,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区委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但由于共产国际要求"不抛头露面""不谋求领导权",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成分十分复杂。为利用孙传芳集团内部矛盾,1926年10月23日,区委仓促决定起义。次日凌晨,一些工人纠察队因未收到起义信号而纷纷散去,一些发起进攻的起义者则很快被军警驱散。第一次武装起义还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在生气勃勃的大革命洪流的推动下,郁积在上海工人心中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仇焰怒火的大爆发。这场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诗中,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留下了可贵的革命经验教训。本文试图通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具体史实,就其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请同志们批评教正。     

郑超麟：中国最后一个“托派”

郑超麟（1901—1998年）,福建漳平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并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春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次年正式入党。1924年回国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布尔什维克》。他曾参加过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也曾出席中共五大,参加八七会议,是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理论家。1929年与陈独秀等人一起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出党,是托派重要领袖之一,曾担任中国托派中央委员兼托派中央宣传部长。     

周恩来在南昌起义前后二三事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十分严峻,党中央决定武装起义。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共常委,从而使得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思想在中央占了主导地位。7月中旬,周恩来在武汉出席临时中央常委会。此时正值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抓武装斗争的指示到达,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四大的分歧与斗争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一行三人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该会讨论东方问题的一次大会上,中共代表团代表之一刘仁静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受到亲临该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拉狄克的严厉指责,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拉狄克之间在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并担任此次会议东方问题提纲和决议审查委员会委员的陈独秀,针对这种指责和分歧作了四次发言。出乎意料的是,拉狄克置陈独秀的发言于不顾,在共产国际四大结束前,竟然在大会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决议之外,签发东方问题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这一补充文件,推行他的错误主张,继续向中共和陈独秀施压。陈独秀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毅然提出《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充分显示出陈独秀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决策能力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     

代人受过的陈独秀──《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书后

自中共建党后,陈独秀在担任长达六年五届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期间,中国革命的进退行止,一直在莫斯科导演之下。先天不足的中国大革命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无不与陈独秀和莫斯科的指挥者密切相关。在中共早期历史研究中,抓住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环节,就找到了解读许多难题的锁钥。李颖所著《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书,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课题的研究,多有新义,不同凡响。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上海帮会的动向

上海市档案馆曾经编了一本名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部是南中共中央的会议记录辑成,我当时正在研究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拿到此书如获至宝,立即通读了一遍。其中,有关上海帮会与国共双方关系的内容,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为纪念陈独秀诞辰１２０周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北京大钊学社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和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全国第五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７－９日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召开。由于研讨会是在俄罗斯公布原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的条件下召开的,会前又传来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修入稿已经决定把“陈独秀右倾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传统观点取消…     

还历史一个真实:陈独秀在1927年

１９２７年,中国 政治局势变幻莫 测,是个多事之秋, 蒋介石和汪精卫等 相继剥下“左派”领 袖的面具,疯狂通 缉杀戮共产党人和 革命工农大众,轰 轰烈烈的大革命失 败了。在总结这段 惨烈的历史教训 时,陈独秀作为右 倾机会主义的总代 表,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处在世纪末,我们回眸远眺７０多年前惊心动魄的艰辛岁月,应还原历史一个清晰和透明的真实。 １９２７年３月,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陈独秀是主要领导者之一。 ２０年代的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中共中央秘密地设立在这里。 １９２６年７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给…     

冻独秀与中共五大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于大革命危急时刻的 192 7年 4月 2 7日至 5月 9日。几十年来对五大的评价及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问题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主要根据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 ,通过梳理陈独秀与中共五大的关系 ,得出与传统看法不尽相同的结论 :五大的实际主导者不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五大有明显的缺陷 ,但不能全盘否定 ;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是历史的必然 ,并不是大革命最终失败的决定因素。     

周恩来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如何惊险脱身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的周恩来,是蒋介石搜捕的主要目标之一,周恩来因此历经了数次磨难,险遭不测,幸而最终都是有惊无险,安然无恙。     

陈独秀与中共五大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于大革命危急时刻的1927年4月27日立5月9日.凡十年来对五大的评价及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问题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主要根据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通过梳理陈独秀与中共五大的关系,得出与传统看法不尽相同的结论:五大的实际主导者不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五大有明显的缺陷,但不能全盘否定;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是历史的必然,并不是大革命最终失败的决定因素.     

与王若飞伯伯、李培之妈妈交往的日子

王若飞伯伯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22年6月在旅法勤工俭学时,他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曾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31年10月-1937年在长达6年的监狱斗争中,大义凛然,视死如归。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寻找杨明斋

正杨明斋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1920年4月,他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往中国的特使维经斯基的翻译和助手来到中国,来往于北京、上海、济南等地,会见李大钊、陈独秀,推动并帮助各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他参与建立并加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参与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俄华通讯社负责人、外国语学社社长,与张太雷一起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工作,参加共产国际三大,是中共二大代表之一。1925年10月他率第二批学生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后留校负责总务工作。     

陈独秀拒绝共产国际津贴始末

1921年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中共是否接受共产国际津贴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历史时刻

正1922年7月16日—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区分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通过第一个党章,并通过决议案,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