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共外交机构的演变历史

美国公共外交起步早,发展快,现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系统。美国公共外交的政策从提出、实行以及效果评估,都有专门的机构合作完成,本文只是对美国公共外交从提出到现今的发展这一期间内美国公共外交机构进行了简单地梳理,以便更清晰地了解美公共外交的整个运作流程,深入了解美国的公共外交政策。     

中国学界对美国环境外交的研究

环境不仅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引起各界的重视,同时也作为外交的内容被纳入各国的外交政策之中。作为环境大国,美国也日益重视环境在其外交中的地位,并利用环境问题制约他国。本文从四个方面综合评述中国学界对美国环境外交的研究：整体性研究、政府环境外交政策研究、环境外交中具体案例的研究以及美国与他国环境外交的博弈的研究。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希望加强对美国环境外交的深入研究,更好地了解美国环境外交的走向。     

试论载高乐主义与大国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建立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但因在经济和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使得政治和外交也被迫与美国保持一致,逐步丧失了外交上的独立性。直至戴高乐上台后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奉行戴高乐主义,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谋求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法国才又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重。本文拟从法国独立自主外交的逐步丧失和法国重拾外交独立两个方面来探讨独立外交对大国地位的重要性。     

试析尼克松政府的环境外交

在尼克松执政时期,环境成为美国外交的主要议题之一.尼克松政府通过北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国际组织,围绕环境监管、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等主题进行外交活动.尼克松的环境外交体现出其先行一步的外交构想和具体的环境行动.美国的环境外交因先于其他国家而取得了国际环境领域的有利地位,并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初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达到一个高潮.不过,尼克松的环境外交更多地着眼于美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形势和现实利益,与第三世界为实现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环境主张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从美拉关系看美国的人权外交

“人权外交”是一个国家以“人权”为原则在国际关系方面进行的活动。它兴起的时间不长,本世纪70年代发轫于欧洲。1975年8月1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国家安全与合作会议通过《欧洲关于指导与会国间关系原则的宣言》,首次正式将“人权’列为指导包括东、西欧国家和美国、加拿大在内的35个与会国之间关系的原则。而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中首先大力实行“人权外交”的当推1977年初就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本文拟就卡特提出“人权外交”的理论根据、时代背景、历史渊源和外交实践等问题,对美国的“人权外交”及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作一阐述。     

卡特政府在《巴拿马运河新条约》上的双重政治博弈(1977-1979)

1977年的《巴拿马运河新条约》,是卡特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它的签署和通过,是卡特政府在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下实行双重政治博弈的结果。面对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巴拿马人民,卡特政府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顺势而为,适度妥协;面对政府内部行政部门间的意见不一和顽固保守的国会势力,卡特政府在守住政策底线的前提下,通过巧妙施压和正面劝导,积极争取中间势力的理解和支持。这种内外博弈过程突出反映了在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的重大外交决策问题上,美国现行宪政体制的功能和效用具有典型的两面性一方面,对内尽可能争取相关各方在重大外交政策上理解和支持的最大公约数,以有效增加美国对外政治斗争中获胜的筹码;另一方面,决策上的混乱拖沓增加了内耗,使得某些符合整体长远利益的重大外交决策不得不迁就于注重眼前、局部利益的国会系列修正案,导致重大外交政策的实施初衷与实际后果之间出现明显偏差。     

美国对广州南方政府第三次关余事件的干涉

1923—1924年,广州南方政府第三次提出争取关余,引发列强武力示威,其中美国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政府从与列强“共同采取措施”转变为外交交涉“主导方”,延续炮舰外交思维,推动武力干涉;与此同时,在广东生活的美国人较为同情南方政府,他们亦积极于关余事件的沟通,提出解决方案;最终,在美国驻华公使调停下,实现南方政府获得部分关余用于水利建设的妥协方案。美国政府的态度及行动体现了其远东政策和对华战略诉求,而关余事件的处理结局,亦为南方政府外交转向和中国南北政治局势的发展埋下伏笔。     

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形成

关于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形成,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当时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美国长期对华实行“扶蒋反共”政策所致。本文不完全同意如上说法。     

论美国南亚政策(1947～1954)——基于对1954年美巴结盟的研究

印巴分治后,克什米尔冲突的爆发,美苏冷战不断向亚洲扩展,印度的中立主义政策及其实践,这些力量相互作用,对美国的南亚英联邦战略政策形成越来越大的挑战。在将印巴两国都纳入西方集团因印度反对而未成之后,对印巴两国外交底线更清楚的认识、东亚形势的巨变、中东防御的需要等,使美国把希望寄托在巴基斯坦身上,杜鲁门政府准备积极介入南亚,但主要是国内的因素,美巴同盟关系最终还是由共和党政府完成。美巴结盟标志着美国在南亚次大陆实行的英联邦战略政策的结束和积极介入的平衡政策的开始,但它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印巴两国有所取舍。美国希望借此达到既遏制苏联集团又遏制印度建立中立主义集团和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目标,但也为它以后的南亚政策实践埋下了隐患。     

"实力与外交" ——迪安·艾奇逊与战后美国对欧政策构建

杜鲁门政府时期的美国对欧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是欧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灵魂人物。在他的主导下,现当代美国以欧洲事务为核心的外交模式基本确立,大西洋联盟的巩固和发展由此成为现当代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对艾奇逊外交理念以及实践过程的探讨,呈现出战后美国逐步制定并推行遏制战略,缔造两极格局的全过程。秉持"实力地位"与"总体外交"这两个核心概念,艾奇逊竭力塑造出新的国际秩序,使之能够助益于提升美国国家实力。战后初期美国对欧政策的成功推行,加速了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获得,艾奇逊及其同侪最终构建起一个反映美国价值观,守护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全球体系。     

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在波兰的运用

文化外交,在国际关系中作用越来越重要。冷战中美国对苏联东欧的文化外交,即美国政府对苏联东欧人民的以传播美国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外交,是美国对苏东“双轨政策”中的重要一轨,也是美国对苏东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以美国对波兰的文化外交为窗口,对美国文化外交的实质、策略、特点进行细致的考察和分析。     

美国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和新趋向--"面向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面向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的问题涉及中美关系、美国外交、美国法律和公共政策、美国媒体和文化、美国移民和种族等领域。中美关系是这次研讨会的重点议题,文化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和意义尤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美国外交也是与会代表们关注的一个主题,学者们在讨论中注重文化因素和思想意识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深化了对文化与外交的关系及美国外交思想的认识。对美国法律和公共政策、美国媒体和文化、美国移民和种族等领域有关问题的探讨,也反映了学者们在研究视角、方法和观点上的创新。     

书讯

《战后初期美国保守主义权势集团对杜鲁门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金海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杜鲁门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是美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往的研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政府的政策行动上。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所探讨的是国内政治的发展对于外交政     

二战前后英国工党外交政策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国际格局的变迁,英国工党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理想主义是战前工党外交政策的主调,在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它信奉集体安全政策,主张发挥国际联盟的作用,反对重整军备。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工党逐渐接受了丘吉尔战时政府的现实主义外交原则,战后初期工党执政后,在外交政策方面摒弃了过去的理想主义,把现实的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工党政府推动美国参加欧洲防务,借助美国的力量建立起欧洲均势,满足了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在非殖民化问题上,工党政府同样从现实主义出发,撤出了印度和巴勒斯坦。从战前的理想主义到战后的现实主义,工党外交理念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英国外交的演变过程。     

全球视野下的新外交史学在美国的兴起

正新外交史学①是针对传统外交史学而言的,在美国学术界兴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标志是美国外交史学界对传统外交史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诸如迈克尔·亨特、入江昭、迈克尔·霍根、托马斯·帕特森、罗伯特·麦克马洪和埃米莉·罗森堡等美国外交史学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呼吁采取新的研究视角或方法,走出传统外交史学的危机。经过一大批美国外交史学家的努力,新外交     

美国史学对19、20世纪之交美国海外扩张的思考与认识

对 1 9、2 0世纪之交美国海外扩张的研究是整个美国外交史学的极为重要的部分 ,在一定意义上 ,这一研究折射出美国外交史学陷入困境的症结与原因 ,同时也映现着美国外交史学发展的出路和方向。美国外交史学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无法解释美国海外扩张的合理性 :其一 ,海外扩张是否违背了局限于大陆拓进的孤立主义外交传统 ;其二 ,海外帝国的追求是否有悖于美国人视为立国之本的民主理想。自 2 0世纪初美国外交史学产生以来 ,无论是理想主义史学的“背离说” ,还是现实主义史学的“国家利益说” ,都不能说明海外扩张的历史逻辑性。修正派史学虽然揭示了美国扩张外交的本质 ,但由于其“由内到外”的研究体系的局限 ,最后难免落入孤立主义的陷阱。本文着重介绍了“后修正史学”的“综合研究”和“国际研究”的研究方法 ,指出不同民族的观念、情感的平等沟通和交流才能代表着美国外交史学的发展方向。     

里根政府的冷战战略及其后果

里根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制定并实施了一套冷战战略。此战略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所谓“以实力求和平”,确立美国对苏联的实力优势地位;二是所谓“静默外交”,通过低调谈判,解决两个超级大国间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里根政府双管齐下,通过军备竞赛,企图拖垮苏联;利用外交手段,企图逼苏联就范。与此同时,里根政府冷战战略留下了后遗症,一是造成美国严重的财政负担,二是为后冷战时期世界动荡不安埋下种子。     

经济外交与冷战史研究新视野

经济外交是认识和理解冷战历史的重要研究角度。经济外交与对外经济战略、对外经济关系、私人企业对外交往活动有着较为明显的联系与区别。对外援助是经济外交最重要的表现形式。美国相关解密外交档案的启示作用,一是帮助澄清了经济外交是美国实现冷战目标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二是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的经济援助计划,是其遏制苏联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影响杜鲁门外交的因素

哈里·杜鲁门是从1945年到1953年在任的美国第33届总统。杜鲁门当局的对外政策,奠定了战后数十年美国外交的基础。研究杜鲁门外交,对于了解整个战后时期的美国外交有着重要的意义。作者试图对诸种相互作用并直接影响杜鲁门外交的因素进行分析,以助于认识和评价杜鲁门八年任期内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动。     

中美缓和与美韩同盟转型(1969—1972)

东西方关系的变动始终是影响美韩同盟战略互信的重要因素。尼克松政府上台伊始,美韩两国已处于互不信任的状态,中美缓和特别是美国采取的秘密外交的方式则进一步加剧了韩国的疑虑。虽然华盛顿一再重申对韩国的安全承诺,汉城亦不断表达推动朝鲜半岛和平的意愿,但美韩同盟内部并未重新建立互信。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韩国决定走向多边外交和自主国防,美国则通过各种方式防止朴正熙政府单方面进攻朝鲜。中美关系缓和不仅促使美韩同盟的性质发生转向,还在不同程度上导致日本、菲律宾和泰国等国家对美国信任度的下降,最终促使日本和菲律宾与中国建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缓和为20世纪70年代东亚国家打破意识形态壁垒、推动经济持续繁荣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