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

全球化呼唤着全球史。但是,就如同不存在“文化全球化”一样,也不存在“全球化”的全球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全球史的多样性,即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心灵中的全球史。历史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在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的基本功能是保存和传承自己的历史记忆。全球化和“全球史”并没有中断每一个民族自己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任何一个独立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既包括对本民族历史．也包括对其他民族及整个世界历史——全球史的认知和判断。     

忘记了历史，就只能在原地踏步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了,要讲祝贺的话、希望的话,我想讲这样两句话：一句叫保留记忆,一句是保存信史。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是无法理喻的人;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无法预期她的未来的。忘记了历史,就只能在原来的地方踏步,只能在已经逝去的生活里往复循环。     

娓娓动听话南京——《话说南京》简评

历史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是一个民族醇厚的集体记忆。它丰富和凝聚了民族的智慧、伦理、意志和情感,对民族素质的提高、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具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一个不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对于一个城市也是如此。由南京市志办组织人力,历时一年编写而成的学术性的     

解读安东尼·史密斯的族群-象征主义

安东尼·史密斯是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重要作家之一,他发展了族群-象征主义研究范式,强调民族与民族主义形成与演进的族群基础,历史记忆等文化认同因素受到他的关注。史密斯既重视真实的历史记忆也重视作为话语权的历史记忆,强调二者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形成与演进过程中共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具体的阐释过程中,史密斯一方面将历史记忆看成相对恒定的,民族主义者们有大体相同的历史记忆指向;另一方面将历史记忆看成变动不居的,其在民族与民族主义形成之后依然在不同的层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美国史学界关于内战记忆研究述评

书写内战史有助于美国人内战记忆的形成,记忆的调整又推动着内战叙事的演变。通过南部老兵与妇女的努力,“失去的事业”从一种地方记忆上升为民族记忆。从20世纪开始,这种南部记忆主导了美国史学界对内战史的书写。直到越战后期,学界才从社会文化与政治需要的角度剖析“失去的事业”记忆的兴起及其影响,其研究对象主要为群体记忆、英雄记忆,以战场旧址、军事公墓及其纪念碑为中心的有形记忆场。因服务于国家重聚与民族和解之需,存在多种面相的“联邦事业”记忆被美国人长时期遗忘。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突出黑人对美国历史的贡献,学界开始重新评析这一强调联邦统一与解放黑人的内战记忆。总之,美国学界对内战记忆的探究总体遵循“失去的事业”与“联邦事业”这两种叙事路径,但其研究并未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从21世纪开始,内战记忆史的研究逐步走向了多元社会化的发展方向。     

“汉语”危机:“危言耸听”还是“先知先觉”

马克思曾经说过:"语言是一个民族中最稳定的因素。一个民族的语言一旦消失,整个民族也就消失了。"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就是一个文化物种,它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文化结晶,它包含了民族的思想和感情,有着一个民族深厚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积淀。而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流传最为悠久,被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语言,如今却正     

充分发挥档案使用价值提升服务效能

档案是人类有意识地对自身活动和文明成果的记录和保存,为人类文明历史铺设了一个记忆的长廊,上面缀满历史信息和文化成果的珍珠,从中我们能看到真实的历史原貌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发展进步的历程。档案物化并延续了人类记     

历史记忆、历史书写与民族认同——以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为例

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在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构建作用。利用民族史学挖掘和整理民族记忆,界定和阐释民族历史,是巴勒斯坦人构建民族认同、开展民族运动的重要举措之一。传统精英家族出身的学者、移民学者及难民等普通民众,共同参与巴勒斯坦民族历史书写。他们着重从民族起源、民族认同、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第一次中东战争及其带来的灾难等方面入手,论证民族国家构建的合法性,鼓舞群众,争取国际社会支持。民族认同主导下的历史书写,带动了巴勒斯坦史学的多样化发展,但也存在着局限性。     

“记忆之场”与皮埃尔·诺拉的法国史书写

法国新史学的经济社会史取向削弱了传统的民族史叙事,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变迁导致民族国家意识的淡化,个别化的历史记忆、逆向的记忆和认同日益凸显,拉维斯主义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走向碎裂。"记忆之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皮埃尔·诺拉试图通过对记忆之场的回想,追寻一种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意识。这一研究虽然受到拉维斯《法国史》的启发,但比后者更具包容性,是具有反思性的"第二层次的历史"。它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衰落后,在已然"遗产化"的民族记忆中追寻身份的努力。"记忆之场"的提出,意味着法国民族史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关系的一种深刻变革,历史的连续性动摇了,这可视为一种新的"历史性体制"——"当下主义"的标志。     

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随着全球经济、科技一体化的发展,网络文化的迅速崛起,存储大量传统与民族文化信息的隐性文化符号,即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步遗失,传统文化的多元格局和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日趋衰微。在遗失中保存记忆,在记忆中避免遗失,博物馆作为构筑历史发展记忆与收藏遗失文化的高雅艺术殿堂,在保护与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作用,是一个亟待思考的课题。     

非遗申报和保护都须规范

如果说,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社会生活文化中的物质文化遗存和精神文化的物化遗存,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发展进程中保留、传递和延续着的文脉。如历史记忆、情感、经验和智慧等。     

藏族羊关节串珠游戏

民族传统游戏是一个民族历史生活片断的记忆,不仅承载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反应了人们的生活情趣。藏族传统游戏包括羊关节串珠、藏棋、藏式骰子、拉萨风筝、吉韧（克郎球）等,这些游戏都曾经流行于整个青藏高原。石头、木棍甚至羊粪蛋,都是游戏的道具。     

云南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困境与出路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到"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作为文化得以存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涵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历史记忆。其中最为重要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被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活化石",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体现形式。     

沙龙四人谈:回眸千载沧桑路

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贵州,自明代建省至今已有整整600年,而关于它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时代。犹太学者亚伯拉罕·赫切说过:"我们是一个记忆永存的民族,一个忘记过去就无法认知现在的民族。"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而言,亦是同理,故大儒章太炎先生将历史称为"要学",他说:"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温故知新,才能继往开来,古今中外皆如是。在贵州建省600年之际,我们重温贵州的沧桑历史,重拾最值得记忆的人与事,是为纪念先贤,亦为更好地前行!     

传说、神话与现代文化启示——艾特玛托夫创作民族性分析

传说、神话与现代文化启示——艾特玛托夫创作民族性分析季明举每一个民族都背负着自己的文化遗产,其中不乏神话和民间传说。它传达着一个民族的记忆、生活经验、所信守的道义和理念。许多历史文化悠久、书面文字发达的民族,其神话、传说大多被记载下来,而对于象吉尔吉...     

打造学术精品 服务教育事业 河南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

<正>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的个案或专题研究,成就最突出者首推神话。或曰,这与神话作为民族古老的记忆的特殊性有关。神话传说是一个民族童年时代的文化,其流传过程,就是民族记忆的形成过程。本书采用专题形式,阐述了中国神话传说是如何成为最古老、最深刻的民族记忆。     

“拉维斯主义”的退隐:法国记忆史研究一瞥

拉维斯从19世纪末开始主持出版多卷本《法国史》,该书是第三共和国的历史课本,它以民族—国家为叙事框架,致力于协调民族观念与共和制度。它毫不讳言要成为民族与共和主义的教育工具。①这里拟从法国近年出版的《圣—加斯特战役:历史与记忆之间》一书出发,考察法国历史—记忆研究中的"反拉维斯主义"取向以及相关的理论思考。2009年,两位法国学者在一位英国同行的协助下,出版了《圣—加斯特战役:历史与记     

卷首语

当65年前那段惨痛的历史,逐渐沉积为民族的集体记忆,化作民族的集体伤痕,便注定了我们将永远无法忘记。我们无法忘记,是不愿集体记忆的真实性遭到歪曲甚至否认:我们无法忘记,是不愿集体伤痕的血迹被人为抹去甚至诬为“莫须有”。正如犹太作家伊利·维瑟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致辞所言:“忘记就是遗弃记忆、出卖记忆、出卖历史。换句话说,遗忘就是甘冒战争的危险。”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65周年之际,本刊推出两篇特稿,以志不忘。《揭开历史的真相——松冈环女士与原日本侵华老兵的调查》     

《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编纂起因

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迅速反应,指挥若定。举国同心,抗震救灾．出现了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事迹。作为一个多年从事史志工作者．出于职业敏感和对历史的良知．我深深地意识到,这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幕,必须把它完整地记录下来,载之于史册。永久存留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之中．成为中华复兴史诗中悲壮雄奇的篇章。     

《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社会文化史》

正皮埃尔·诺拉主编、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是当代法国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历史著作之一,汇总了法国集体记忆史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诺拉所提出的"记忆之场"概念为核心,通过对记忆场所的研究,探询残存的民族记忆,以期找回法兰西群体、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本书出版以来,反响强烈,被译成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