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藩属体制的探索——读《汉唐藩属体制研究》

古代中国的藩属体制是指古代中国王朝对边疆地区民族、民族政权的统辖、管理体制.近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在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出现过诸多学术用语,如朝贡制度、宗藩关系等,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费正清的成名作<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中已有所涉及.     

评李大龙著《汉唐藩属体制研究》

边疆与民族问题近年成为学界关注较多的研究热点。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史学者、宋辽金史学者、蒙元史学者和清史学者,以民族关系较为特殊的时代作为研究对象,多有高质量的论著问世。而对于汉唐大一统时代,中原以农耕为主体经济形式的社会文化向周边施行强大影响的历史背景下的边疆与民族问题的研究,也有一定的进步。     

唐朝藩属政权的“华夏时间”——以南诏、渤海年号改元为线索

<正>中国历史上,藩属体系将历代中原王朝行政统治区域外围的藩部、藩属政权,与王朝连为一个有机统一整体,能够衔接“化内”与“化外”,是凝聚“历史中国”的核心政治体制之一。¹7—9世纪唐王朝主导的东亚政治秩序,是中国古代藩属体系典型。不过,对藩属体系的研究不能只立足于中原王朝,也应尝试站在边疆藩属政权视角,审视这一体系运作。     

从外服制看商代四土的藩属体制与主权形态

商代外服制是一种藩属体制,类似汉唐时期以原始性和松散性为特征的间接管理和统治的羁縻制。在外服制的藩属体制下,商朝四土的政治疆域极其模糊。伴随着商朝国力的盛衰和对四土政治、军事经营的推进与收缩,商朝疆域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在殷商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商王朝在四土之境能够直接或间接行使的主权颇为有限。直至晚商时期,商朝对四土诸侯的控制方逐渐加强,商朝方逐步成为真正意义上拥有一定领土主权的早期国家。     

中国古代外交史的创新奠基之作——评《汉唐外交制度史》

黎虎教授的力作《汉唐外交制度史》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也是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的奠基之作。它弥补了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书中内容多有独到的创见,但也有可商榷之处。     

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以西汉时期为中心

本文以西汉王朝为例,对古代中国王朝的疆域形成进行了探讨。认为,不同藩属体系的碰撞和重组是王朝疆域形成的主要途径。在西汉初期,中华大地上存在以西汉王朝和匈奴为核心的两大藩属体系,以及众多的亚藩属体系和弱藩属体系。自武帝时期开始,随着西汉王朝国力的增强,两大藩属体系进入碰撞、重组阶段,其结果是不仅以匈奴为核心的藩属体系被纳入西汉王朝的藩属体系中,其他弱藩属体系也进入其中,属于西汉王朝藩属体系的亚藩属体系则成为了郡县,由此最终形成了郡县、特设机构、藩属国三个不同层次构成的西汉王朝疆域。     

清代藩属观念的变化与中国疆土的变迁

清代中国的藩属观念及其变化对中国疆土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清前期的君主在统一中国过程中对中国疆界已有自己的认识,委婉地拒绝苏禄等藩属内附;与藩属发生边界争端时,有时以"天朝上国"风范,从"守在四夷"出发,把本国疆土让予属国。1840年后,中国竭力保全遭到列强侵略的藩属,尽管列强提出与中国瓜分某些藩属的方案,中国国内也出现过不同的意见。藩属体系被打破后,中国又与旧日藩属加紧联系,以睦邻、固边,爱国官员则在边界谈判中力求收回清前期让予属国的疆土,但划界时仍失去不少国土。     

《读图观史：考古发现与汉唐视觉文化研究》评介

<正>墓葬几乎是中国考古学研究所面对的第一大类材料,汉唐墓室壁画以其丰富多元的图像体系成为研究中古视觉文化史的核心材料。贺西林教授《读图观史：考古发现与汉唐视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一书,以历久弥新的考古材料深刻剖析了汉唐视觉图像背后的古代社会及知识生成。全书共计25万余字、200余幅插图,图文并茂、内容丰富,依据议题分为三编,即图像表征与思想意涵、图像考辨与知识检讨、图像传承与文化交融。细读该书,     

汉唐的外事体制与丝路古道上的基本外交模式

汉唐的外事体制与丝路古道上的基本外交模式楼劲本文拟探讨１．汉唐的外事体制及其指导思想２．丝路古道上的基本外交模式在所涉及的范围内,（日）安部健夫《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京都．同志社大学１９５６）、（美）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华夷经济关系结构研究》（...     

由汉至唐东北亚封贡体制的新解——读《汉唐东北亚封贡体制》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古代王朝的＂封贡体制＂,中外学界又称之为＂中国的世界秩序＂、＂华夷秩序＂、＂天朝礼制体系＂、＂中华朝贡贸易体系＂、＂宗藩体制（体系）＂等等。美国、日本、韩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但他们通常从中外关系的角度进行探讨。早在1910年,英国学者马士在其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就将中国古代王朝的贡朝活动视为对外关系。     

由汉至唐东北亚封贡体制的新解——读《汉唐东北亚封贡体制》

正中国古代王朝的"封贡体制",中外学界又称之为"中国的世界秩序"、"华夷秩序"、"天朝礼制体系"、"中华朝贡贸易体系"、"宗藩体制(体系)"等等。美国、日本、韩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但他们通常从中外关系的角度进行探讨。早在1910年,英国学者马士在其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就将中国古代王朝的贡朝活动视为对外关系。1这种观念后来成为一种对欧美学界影响至深的普遍认识。1963年在费城举行的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进行了以东亚传统的国际秩序为主题的学术讨论;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实

近几年来 ,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论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 ,虽然这种概括自西方近代历史的理论能否有效解释中国历史仍需检验 ,但它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角度。 2 0 0 4年 1 0月 2 2日至 2 4日 ,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 ,就社会与国家理论在中国古代史领域 ,特别是在汉唐史研究中的应用展开了深入探讨 ,并展现了一批在社会国家关系视野下研究汉唐史的成果。会议由华师大历史系主办 ,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协办。世界著名汉学家谷川道雄率领 1 1位日…     

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新学科的开创与建构——写在《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出版之后

正外交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从而与内政等共同构成古代政治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特别是汉唐时期以其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而雄踞于欧亚大陆东部,成为古代东亚"外交圈"的中心,因而很早就孕育、积累了一整套全面系统的外交制度,成为中国古代历史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古代外交制度史本来应该是中国古代史学科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然而近百年来它的发展却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与此相关的学术领域包括两个,首先是中西交通史、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或中     

馆藏汉唐铜镜赏析

青铜镜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的一朵奇葩,它萌芽于夏商,兴于战国,盛于汉唐,而衰于宋元。镜背的图案纹饰,内容非常丰富,种类繁多,包罗万象。汉唐铜镜,其在型制、工艺、纹饰上都达到了青铜镜发展的又一高峰。     

形而下之器: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方法与取径

当下古代中国边疆研究应建立起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与整体史观三维度三变量相互联结的以时间与结构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体系。区域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长时段之规律、特征的抽象与断代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短时段的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互动与交融的特性之归纳,都属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唯有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为基础的整体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才能将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各种材料议题之问题意识与科学实证有机地统合起来,才能实现古代中国疆域史之特殊性、普遍性、规律性认知的可能性,达成中国学者话语体系下的具有“中国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的学术认知。     

“汉唐西域考古：尼雅-丹丹乌里克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11月21-22日,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新疆文物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日本佛教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同主办的“汉唐西域考古：尼雅一丹丹乌里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召开。来自中、日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32篇,不久将由文物出版社结集出版。学者们就汉唐西域考古的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收获颇丰。概言之,可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开拓奠基之作——《汉唐外交制度史》评介

在本世纪30年代,我国学术界以张星、向达、方豪等一批学者开创和建立起来的一门新学科———中西交通史,解放后发展为中外文化交流史,到了80年代,这门学科又发展为中外关系史。但与此紧密相关的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黎虎教授所著由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长达50万字的《汉唐外交制度史》(下简称《制度史》),第一次将我国古代外交制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提出,并加以全面系统的论述①。这门新学科,可以视为30年代中西交通史诞生以来发展演变的又一新阶段。这部巨著是以建立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的科学体系…     

“宗主权”与传统藩属体系的解体——从“宗藩关系”一词的来源谈起

文章追溯了"宗主权"一词中文翻译的出现过程,指出该词是伴随着日本国际法著述的引入,出现于清末,进而认为中国传统藩属体系与近代西方国际法宗主国—属国关系体制不同,后者代表了当时国际社会强势规则,清朝传统藩属体系在进入国际社会时,不得不受其挑战而进行调适。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清朝对"宗主权"认识迟钝、国力衰弱、列强侵占等因素,无法最终依据当时西方国际法规范对与越南、朝鲜等国的传统藩属关系进行重新确立,而传统藩属体系逐渐被解体。当"宗主权"、"宗主国"等词语进入中文成为固定的术语时,后世学人开始用这些词语重新书写历史,由此产生了"宗藩关系"等词语。     

"藩属"与"宗藩"辨析——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四

本文从学界对“藩属”、“宗藩”的认识和使用,“藩属”的含义和使用,“宗藩”的含义和使用等三个方面,对古今“藩属”、“宗藩”二词的用法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藩属”一词形成于明清时期,是用于指称清朝和边疆民族乃至周边邻国的政治隶属关系,但这种关系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称为“藩臣”、“外臣”与“属国”。“宗藩”一词则早在《史记》中就已经出现,是用于指称皇室宗族或宗族成员分封于地方者。现代学者用“宗藩”一词指称中国古代王朝尤其是明清和邻国关系的做法并不科学,其“宗藩”的含义和用法不仅与古人对该词的用法明显不同,而且容易形成更多的误解,故而应该改用“藩属”才准确。     

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朝贡制度被认为是古代中国与边疆民族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交往的惟一持久而普遍的关系,但却忽视了这一制度本身的发展特点,尤其忽视了朝贡制度在明清两代的差别。本文认为,清代虽然延续了明代的朝贡制度,但实质已经转化为一种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政治方式,剔除了明代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中国与西洋诸国之间形成的藩属关系,且朝贡中的贸易性质也远不同于明朝。本文对学术界混淆朝贡体制与朝贡贸易体制的观点进行了批驳,阐述了清代朝贡体制的地位与特点。